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论新解

中国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动的时代。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清了旧的封建王朝的腐朽本质，酝酿了世纪初从思想文化上彻底摒除传统模式、寻求新思路的巨大震荡，一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西方列强即将肢解这个数千年文明古国的危机的压力下，为民族生存探索一条拯救之道的忧世情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地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梁启超、严复等人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大量引进，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身体力行，及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的浪潮。正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激进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人如饥似渴地引进到中国的思想界，并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实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力。

然而，正如任何一种异质文化的传递都必须通过本民族文化视域的“先见”才能完成一样，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也不能不首先采取以中国传统哲学中与之相当或相应的范畴和思想来进行解读的方式。当然，这一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来说必须经历如下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在每个具体的时期、甚至同一个人身上又往往是交相重叠的。

第一阶段是思想传播阶段。任何思想的传播最初都是直接地“拿来”，即翻译和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翻译和介绍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宣传性和应用性，表现在最早所翻译的文本大都是一些简明扼要的、通俗化的读本，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译本)等，以及苏俄这个已经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小册子，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节译本)等，再就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二手资料，如考茨基(德)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英)的《社会主义史》和郭泰(荷)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与此同时，大量介绍与宣传鼓动性的文章和论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浪潮，如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马克思还原》和《社会革命的商榷》等，内容主要偏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学说的介绍和讨论。显然，在那时社会上流行的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社会政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的，也是最切合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变革的需要的。当时，前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鼓舞，后有“遍地干柴”的危殆国情的推动，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感到马克思主义是从天而降的利器，从而以极大的热情对其中的基本原理加以传播和学习。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在这个时期还是简单和直截了当的，人们还未来得及看出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第二阶段是理论融合阶段。从根本上看，应当说一切文化的接触和碰撞都已经是融合的开始，即使是简单的翻译，就已经无形中渗透了本民族文化的原有视域和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因此这里所说的理论融合作为一个“阶段”，只是相对而言的，意味着这种融合已进入到了自觉和深入的层次。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事件，无疑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发挥。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受到过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学、心学、实学的深刻影响，崇拜过孔孟、程朱、陆王、顾炎武和曾国藩。在时代风潮的激荡之下，他也吸收过一些西方传入的哲学思想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因素，但都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印证和融合中来理解的。然而，比起这些哲学思想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更多的类似和重合之处，如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社会现实与社会理想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对无阶级的大同世界的向往等。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浸润既深且广的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致力于把获得的新思想与已有的思想积累融会贯通，努力铸造出一种他所理解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可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当时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远不只是毛泽东一人，但毛泽东显然是最具有这种融合意识的人之一，他在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湖南后，即以船山学社为基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理论上的习惯和喜好，而是与他极其重视理论的实际效用分不开的。他曾自述当年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发现:“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斗争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从而进入了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个性形成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起来的，这一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中国哲学特色。中国传统哲学历来注重直接实效，尤其是人际关系上的实效，即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儒、道、法、墨、名、兵诸家皆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实践性，但那是以科学性作为其理论前提的，中国哲学重实效的政治实用主义则是其无条件的出发点，由此而总结出的某些可操作性的规律(“孙子兵法”、“刑名法术”、“人君南面之术”等)则是技术性的，上升不到科学的层次;不过两者在理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却的确是不谋而合。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践派”才逐步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并最终战胜了始终停留于上述第一阶段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总结这一过程的结晶便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实践是人的认识的现实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之后，列宁进一步提出这一标准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而毛泽东《实践论》的独特贡献则可以归结为“实践伴随、决定和统一着人的认识过程各个发展阶段”的论断，从而上升到在认识论上使实践观点进一步“深化”的阶段，它不仅把感性认识，而且把理性的概念、判断、推理都置于社会实践的不断重复、验证、丰富、淘汰过程中来理解。显然，这里面蕴含有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思想因素。毛泽东后来由此阐发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该语最早出自班固的《汉书》，按颜师古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后来曾国藩归结为理学的“即物穷理”。毛泽东曾用一句通俗的话将这一原则表达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至于《矛盾论》，其中对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兵家中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则更是十分明显的，但采用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术语，从而使传统朴素的辩证法上升到了系统性和普遍性的高度。其中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和对抗的关系等的分析尤为细密，且有大量的活生生的事例(有许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例)做根据，以此来体现这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总之，《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也是极富个性的，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宝库。^[2]

然而，真理总是不断发展的。即使是正确的学说，即使是在实践中导致了巨大成功的学说，也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的产物，它不是什么不可超越的“顶峰”，而恰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两论”的哲学思想由于大量吸收了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思想资源，而在很大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适应于当时那个大部分还是传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实践，因而获得了成功;然而，当时代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当民族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向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时，有些提法就显得不适合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在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曾经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如同几千年传统那样，建立又一个封建王朝，而是要彻底结束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如何建设一个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新社会，这对于已经获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于这个课题，任何人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认识和经验的不可分的一面，而忽视了理性认识在一定阶段上超越狭隘经验及具体实践的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就显得偏颇了。这种偏向很容易把过去的经验绝对化，而对未来的经验缺乏系统理论的超前指导。另外，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历来都是强调“两个东西”(矛和盾)的相互冲突，而忽视了“一个东西”在自我否定中自己与自己的冲突，因而即使有“无限可分”的学说，最终仍有可能落入外部冲突的形而上学^[3];毛泽东正是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立场出发，排除了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这种西方辩证法的重要元素(马克思所谓“否定性的辩证法”)，这就使一个开放的向上发展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原地循环往复、“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以永远保持原来的“纯洁”的封闭思想了。毛泽东晚年的许多错误正是由这样一些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受到的局限导致的。

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走上发展道路的20年。人们在思考:为什么一种曾经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中树立自己的威信的理论没能预防严重的“左”的错误?为什么一种一度被视为“狭隘经验论”的学说不能阻止狂热的造神运动和“大跃进”的“浮夸风”?理论界在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其规模之大，切人问题之深，决不下于20世纪初的“五四”启蒙。人们开始摒弃苏式教条主义和许多约定俗成的简单化的解释，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文本，才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甚至视而不见的。如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问题，人的本质和自由问题，存在问题与时间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严格地从理论上来分析，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很难有东西可以比附的，倒是能够从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找到它们的根源。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其发展的新时期，这就是认真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来源，以便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摆脱我们由中国传统哲学带来的某些在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误读。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还高度关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成果，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思路，力图将它们吸收为自身的营养。尽管这方面的成就不大看得出来，但至少起到了一个作用，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全球范围内，既注意它自身的传统承继关系，又超越一切文化包括中西文化的隔阂而对它做一种纯理论的普遍性探索，从而使它的视野大大地扩展了。(www.xing528.com)

这表面上看似乎又回复到了第一个阶段的某些特征，如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常常甚至表现出某种猎奇求新的偏向，但其实是向更高层次的提升。这种提升表现在:一是比较注重外语原文的表达，许多学者还建立了与国外学者的直接交流关系，力图引进“原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注重对这些哲学与整个西方传统的思想牵连的清理和追溯，不是急于将外来思想“中国化”，而是更注意这些思想的“陌生化”的思想锋芒;三是与中国的特殊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更关注这些思想与全球性现实问题的密切联系，因而摆脱了急功近利的倾向，具有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下一个时期，笔者以为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吸收现代西方哲学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成就和时代精神的巨大进展，而建构出一批具有历史文化深度和严格的逻辑训练、表现出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提供实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指导的作用、真正中西文化融合(而不仅仅是“化西为中”)并在当代世界哲学中独树一帜的个性化哲学体系。这就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原载于《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参见邓晓芒:《略论实践论中对认识过程的划分》，《求索》，1984年第6期。

[3]参见邓晓芒:《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江海学刊》，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