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论新解：揭示现象学之维

建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1]。如何立足于这一基点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却似乎始终是一个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许多人对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理解得太狭隘了，往往陷入费尔巴哈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物化”式的理解中而不能自拔。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实践的”(praktisch)这个概念包含丰富的含义。首先，它包含有感性现实的意思。黑格尔也讲实践，但他所讲的实践只是精神实践，只是作为概念认识一个环节的实践。马克思的实践则是作为一切认识源泉的感性活动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是与外部感性的对象世界(包括自然界和其他人、人类社会)直接相关的，而不是封闭在思想中的孤立抽象的思维活动。其次，它包含有自由自觉的意思。费尔巴哈的实践是不自由的、单纯动物式的谋生活动，因而费尔巴哈把实践排除在人的真正本质之外，仍然用抽象的理性、意志、心(即知、意、情)来规定人的本质。马克思则把实践视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具有自由的创造性、对生物性需要的超越性以及能动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性。第三，实践也包含有历史性的意义。历史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的发展史，所以虽然他的思想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但他并不懂得真正的现实历史的无穷创造作用，而自以为整个历史在他的哲学中已经终结了。至于费尔巴哈，更是把历史看做人们头脑里宗教观念的发展史。马克思则把历史性看做人的能动实践活动的本质规定，认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所以，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同时也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第四，这种实践本身具有社会性的意义。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认为哪怕是单个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也具有社会的性质，不仅要对社会的发展发生影响，而且本身就是以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积累为前提的。第五，这样理解的实践就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的现实本质，它表明了人的本质的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一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所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第六，这样理解的实践同时具有辩证法的发展形式，即具有通过对象化直到异化来实现自身、通过自我否定来肯定自身的意义，因而它赋予自身以辩证的规律性。马克思的毕生工作，可以说都是为了探索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这种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规律性，最终是为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以实现人的解放提供锐利的精神武器。下面我将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分三个层次来阐述这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一、基础部分:马克思的感性学

马克思还在早年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的时候，就与黑格尔哲学有一个重要的分歧。不同于黑格尔重视整体性和逻辑普遍性的理性主义偏向，马克思更强调感性个体的自由、自发的创造性，这从他的博土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可以看出来。后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的感性学逐渐成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应当在感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而建立为“一门科学”^[5]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感性是对于“真正本体论的(ontologisch)本质(自然)的肯定”，因而感性不仅是对于自然对象的肯定，也是对于人自身的肯定:“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6]在感性的意义上，自然和人、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体和主体都是同一的。

但这时马克思的感性已经与费尔巴哈的单纯的感性直观不同了。他着眼于人的感性活动即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工业和私有财产的运动:“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7]所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8]，只不过人们(包括费尔巴哈)以往通常都只是以非感性的抽象的方式(异化的方式)来看待这部心理学，不去阅读其感性的内容，而只是看做外在“有用性”的对象。马克思则从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现实关系来考察人的感性，如劳动者(工人)在劳动中的异化感、不自由感，对于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的陌生感，对于自己在劳动中沦为动物或非人的压抑感等。而从这种消极的、被颠倒的、异化了的感性中，马克思恰好看出了人与自然未经异化的关系本来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使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在这种生命活动中，人“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9]

但私有制使人与自然界的这种关系日益丧失，使其中的感性变得越来越片面和狭隘，使人对动物的优点变成了缺点。异化使人失去了人的美感，使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无动于衷，使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宝石的交换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人的感性的全面丰富性(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现在被惟一的感觉即对财产的“拥有感”所取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人类又如何能够摆脱这一困境?这些问题仍然只能通过对人的感性活动的具体情况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作出回答。而这，就是马克思毕生所从事的工作。

因此，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以及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对感性活动的重视是一贯的。例如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天才世界观的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费尔巴哈并没有彻底贯彻自己的感性原则，而是把感性的人的本质看做只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10]。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也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1]显然，强调感性就是强调个人，因为只有个人及其感官才是感性的立足点。但由于这种感性是能动的感性活动，所以感性又不限于个人，而是进入到关系。因此，为了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区别开来，也为了具体深入到感性活动的方方面面，马克思在成熟期更多地使用了“现实”、“存在”、“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物质关系”、“历史活动”等概念来表达他所说的“感性活动”的意思。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2]所以，当马克思把“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规定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也就是必须要为满足吃喝住穿等而进行生产时;当他提出“第二个事实”在于，人们为满足这些需要所进行的活动和所使用的工具又引起了新的需要，由此形成了“第一个历史活动”时;当他从历史中分析出“第三种关系”即人本身的生产(繁殖)所带来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时，——他的立足点始终是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它们归结为人的“生命的生产”^[13]。

所以，马克思的感性本身不是一种静止的直观形式，而是一种充满内在矛盾冲突的活动过程。它有着各种不同的丰富内容，也有由于自身矛盾而带来的片面化、抽象化的趋势，因而体现为一种自我对象化、异化并在实践中扬弃异化的历史，但这个历史本身仍然是感性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既不是立足于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之上，也不是立足于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Materie)之上，而是立足于感性活动这种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的“质料”(Materie)之上。而思想、观念、意识只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物质行动”等的产物，所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正是在物质这种作为与意识“形式”相对的感性“质料”的意义上，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或者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强调说，这种考察方式的前提是“有血有肉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5]。可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近代机械的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在能动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中创造着历史的人，而不是与人和人的活动抽象对立着的那种僵死的“物质”对象。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它并不排除自然科学及对自然界的哲学思考，但它把这些思考纳入对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思考中，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因而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哲学视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二、原理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把已经准备好的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领域中的结果，而是马克思的整个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属性。换言之，实践的唯物主义既然是实践的，所以它必定是历史的，即它所考察的，是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一个感性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象化而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更高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与自然界的物理过程不同，它立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而是创造性的，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单纯的物理过程不存在“高级”与“低级”之分，虽然包含有变化，但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发展”，因为它没有目的。但人类历史却是不断追求更高级的自由状态的发展过程，它永远不会由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而满足。所以历史虽然也可能有暂时“倒退”，但最终是不会退回到原处的，而总是在为更高的上升运动准备着前提，积蓄着能量。波普尔后来把这种历史观称为“历史决定论”，并将之等同于一种宿命论，其实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真正意思，把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看做一条类似于物理学自然规律的原则了。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恰好是人的自由的规律。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历史发展的内部动力的观点，如果离开了作为自由自觉的感性存在者的人来抽象地理解，都会变成束缚人的自由的僵死教条。所谓社会存在或经济基础，无非是亿万人追求自己自由生活的现实活动(劳动和生产方式)。从宏观来看，正是由于人类对自由的生命活动的不懈追求，力图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类才从原始的动物状态走进了奴隶社会的高度文明，并由于同一个动力而上升到封建社会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跨入真正自由的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他们不是要把这一理想强加给社会，而正是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中看出了人们不断追求范围更大、内涵更具感性的丰富性和真实性的自由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向，从而对历史的前景作出了有科学根据的预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受到了黑格尔有关历史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深刻观点的影响。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所考察的是自由意识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力，即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就克服了黑格尔的封闭性而成为了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呼唤着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动的首创精神并指向未来的实践。黑格尔的历史观则没有未来，他不谈未来，而是把自己已达到的思维高度当作历史的终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却不再只是一种哲学家的哲学，而是一种实践哲学，即一种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解放的“武器”。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范围，不再只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理论”(如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且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价值论和伦理学，甚至也是一种美学。不过马克思也看出，要建立这样一门新型的哲学，实证的、“科学”的维度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否则共产主义就还只能是乌托邦。因为当一种新型哲学涉及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并打算成为他们的“武器”从而不是一种头脑里的空想时，这种哲学就必须尽可能精确地规定它的对象，这才有可能对感性的客观世界有现实的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后半生绝大部分精力投入《资本论》的撰写、投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的缘故。

人们往往把《资本论》看做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把马克思看做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实证科学包括国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把一切对象定量化、精密化、数理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也是有关人的科学被异化的典型表现。但这种问题不可能通过道德义愤来解决，而必须深入到这种异化的内在机制，从根源处挖掘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并揭示其自身矛盾及自我扬弃的契机。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比国民经济学家更为精密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的形态尽管如此压抑人、摧残人，但其根子还是来自于人对自由的追求。人力图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即实现为对象)，而这种对象化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就成为了异化，人自由地使自己成为了不自由。正因为如此，这种异化的扬弃之路也必须从这种异化本身中开辟出来。资本主义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它通过高效率的工业生产而为自己的被否定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研究，本身不能不采取实证科学的形式，这是由研究的对象性质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无条件地赞同这种方式，去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完全归结为这种量化的模式。相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的研究，阐明人的感性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由内涵丰富的具体的劳动蜕变为单一的抽象劳动即“社会一般劳动”，由此形成商品的价值尺度，并反过来以这种一般尺度来规定劳动本身，形成劳动力的价值与剩余劳动价值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本质中的社会普遍性得到片面发展的表现，它压抑和剥夺了其他方面的发展。随着这种普遍的人的自由权利的获得，它的抽象性和虚假性也就越来越暴露无遗，劳动者从各种旧的封建人身束缚下解放出来，却发现自己自由地落入了资本的魔掌，他逃不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规律。然而，普遍的公民自由权利毕竟使无产阶级具有了使这种自由权利不是停留于抽象形式、而是进一步在感性生活中实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引发了他们对这种现实自由的强烈要求，并给他们提供了追求真正自由的感性手段——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联合。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该书的副标题)，本身具有一个批判的维度，它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括定量化、精密化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应当被扬弃的，必将随着人的本质力量不可定量的感性丰富性之全面恢复，而下降为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而且不再是占主导的方面。从这个立场看，《资本论》所研究的其实并不是物，而是人，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物化”和这种物化的扬弃之途，因而它实际上是经济学—哲学。虽然这种研究只能运用“抽象力”^[18]，但它时刻考虑的是客观过程的感性后果和人性后果。《资本论》论述的本质上是感性的人学。

既然马克思心目中的人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人，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异化形态的研究，也就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时代的人性的研究，而是对这种人性是如何历史地形成起来的研究。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本性中的自相矛盾性暴露得特别明显深刻，因而站在这个高度去回顾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对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和一种逻辑的理解。这就是由黑格尔最先提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加以改造和发挥了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最重要的特点。

三、方法部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即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同时又表明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和颠倒，克服了它的神秘主义的形式，使之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地上，发挥了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革命作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形式上有“三大规律”的说法，即量变和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但所有这些规律从内容上说都是为了表述历史进程的，而不只是单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的方法(当然也不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冲突，而是层次上更高)。所以，要防止把这种方法理解为一种与人和人的社会历史相脱离的客观世界的抽象运动法则，或对这种法则的熟练掌握。辩证法当然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但这个客观世界并不是与人无关的物理世界，而是作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的感性世界。这个规律只是对于研究者和描述者而言是“客观的”，而对于在人之外现存的客观世界来说，它反倒像是“主观的”和“先验的”方法，似乎是研究者运用抽象力“加在”客观事物身上的。但正因为如此，它并不是肤浅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历史进程，而是深入于这个历史进程的本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自己的方法作了一番描述。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一种是从抽象到具体。前者是历史的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一般概念;后者是逻辑的方法，立足于最抽象的概念，按逻辑层次一步步整合历史事实，使抽象概念越来越上升到具体。前者是以往经济学家们的实证方法，它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一些经验归纳的事实描述;后者则“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9];只有按照这种方法才不致停留于表面现象，而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规律。马克思形象地把这种方法比喻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0]事物的概念本质只有在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结束时才最清晰地显露出来，因此这一清晰的本质就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以往进程的实质的一把钥匙。借此我们可以对整个历史重新作出合乎逻辑的描述，展示出历史的内在规律性;而在此之前我们只不过是在盲目地搜集经验的事实而已。所以，从本质上说，逻辑的方法才真正是历史的方法，因为它不是描述表面的历史事实，而是展示历史规律。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相一致的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来自黑格尔，但黑格尔陷入了错觉，以为历史本身就是先有概念而后才有具体事实。马克思则认为，这种方法只不过是我们(研究者)用来叙述和理解历史规律、掌握世界的“专有的方式”^[21]。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所首创的这一方法赞赏有加。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2]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正如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理解下，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已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历史材料”、“历史事实”的经验概念，而是历史的规律和本质的概念一样，马克思的“逻辑”概念也不是通常的形式逻辑，而是黑格尔所创立的辩证逻辑。这种辩证逻辑形式上表现为从量变到质变、对立面统一、否定之否定的三阶段上升过程(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个阶段)，实质却只有一个，这就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性原则，^[23]而这一原则只有从人的立场上看才有意义。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4]自我否定、自我外化或异化以及异化的扬弃，这就是历史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也就是自由的原则。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自由的法则、历史的法则，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至于自然辩证法，则也只有从人的角度看(至少把人作为自然界的目的看)才有意义，它不是对于离开人的抽象的自然界而言，而是对于自然界作为与人相统一的整体而言的。许多人(不仅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包括像萨特这样自认为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由于看到自然辩证法不能直接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企图把它排斥于一般科学范围之外，甚至当作无用的累赘而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但这都是误解。自然辩证法本身并不是一个实证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的原则，而是自然科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26]自然界是以人为目的、向人生成的，自然在人身上第一次达到了自我意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由于他并非寻常的部分，而是公开体现和实现了自然界所潜伏着的最高本质即物质世界自发的能动性(自由)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整个自然界看做是人借以发生和生长起来的“无机的身体”^[2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28]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正意味着通过扬弃私有财产而复归到自然和人的统一。而自然辩证法所探讨的，正是自然界如何与人相统一，如何生成为人，它实际上是一种人学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或者说是人学辩证法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个分支。自然辩证法不仅使得哲学有了自然科学的佐证，而且从本质上说，它使得自然科学有了哲学的前提，并且由此而与人文科学结合为一个整体了。自然科学就此摆脱了其唯科学主义的抽象性和片面性——而这恰好是现代哲学(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梦寐以求的。

总的来看，马克思的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包含感性的人学、历史实践的人学和辩证法的人学。这三个层次都体现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方法论)的“三统一”特点，只是各自有所偏重而已(如感性学偏重于认识论，历史主义偏重于本体论，辩证法偏重于方法论)，但它们的核心和出发点都是人，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社会。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不以任何非人的原则为条件的“人学”，它把“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自己的立足点^[29]，或者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0]，而人的这些条件也是人的活动所造成的。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意识到，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同样也是人，他的这种研究也是一种实践或“实际活动”，与历史的活生生的进程、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运动有直接的联系，本身就是这个运动的“大脑”或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更可以证明，马克思对“人学”的理解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他的人学比任何其他有关人的学说都更加彻底，更加言行一致。但马克思也决不是一个今天人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人类中心主义是与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宰制分不开的，是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结果，实际上是唯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一种形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则是对唯科学主义的超越，其目标恰好是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马克思真正深刻地揭露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资本主义根源，但他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的道德上的谴责，而是对自然科学的异化和工业的作用作了正反两面的考察和评价，指出了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的出路。马克思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也许已经过时了，但他的哲学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彰显出更加鲜活的生机。

(原载于《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www.xing528.com)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12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3]对于辩证法三大规律最终可归结为自我否定或“自否定”的论证，可参看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特别是第三章第三节)。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注2。

[2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

[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