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管理：一是国际收支的调节；二是汇率的规定与变动；三是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供应。[2]因此，国际货币体系通常由本位货币、汇率及国际收支不平衡调节方式这三方面的制度安排构成。在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之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自发形成的一种缺乏国际规则约束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组织与协调的“无秩序”的体系，被称为“牙买加货币体系”或者“无体系的体系”。该体系表现出强烈的美元主导特征，并在内部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公，最终成为当前世界经济一系列矛盾的根源。
（一）美元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多年之后，在没有官方汇率评价约定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摒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宣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并不允许其汇率自由浮动，而是继续将美元作为“锚货币”，类似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情况。在近50年的发展中，尽管亚洲取代欧洲成为新的“外围国家”，美国仍然是“中心国家”。因此，杜利（Dooley）等人将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区别在于：第一，汇率制度呈现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格局。第二，美元并不承担与其作为世界货币地位相对应的责任，一方面，其他国家难以对美国的美元发行和汇率调整作出有效约束；另一方面，美国在获得庞大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稳定收益时，却拒绝承担国际收支调节责任，顺差国不仅要为美国提供融资，还要完全承担调节国际收支的成本。[4]如果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最终基础是黄金，美元不过是黄金的影子，是各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介质的话，那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便拥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亚洲国家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并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事实上加强了美元名义锚的作用。唯有盯住美元，才能使这些国家更好地稳定国内价格，通过商品套利和信号机制调节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关系。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难以动摇，加上东亚自身缺乏核心货币以及需要发挥汇率名义锚的作用等，东亚经济体普遍以美元作为对外贸易、投资活动的结算货币，因此，将本币盯住美元是这些国家的理性选择。[5]从理论视角而言，本位货币决定汇率制度。于是可以理解，在现行美元本位制下，新兴市场国家为何将本币以低估的汇率与美元挂钩，并将其所得美元重新投资于美国，让美国保持稳定并发挥最终消费者的作用。
阿格利埃塔认为新兴市场化国家的汇率压力来自美元不稳定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影响资源的全球分配，改变比较优势、与原材料相关的价格或者货币政策。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必须区分实际汇率的波动成本与其持续失调的危险影响。在发达国家，由于债务衍生品市场的高度发达，汇率的波动对企业营业额产生负面影响的力度不强，但在金融体系欠发达的新兴市场化国家，企业没有途径规避由汇率造成的风险。于是政府致力于减少汇率波动的制度安排，这便是害怕汇率浮动的原因之一。表7.1说明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主要新兴市场化国家汇率的波动程度。表中结果显示，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汇率的波动性受到严格控制，尽管印度和韩国略有放松，但中国仍然是汇率管制的国家。只有巴西在此期间实现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很强烈。自2008年全球爆发了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汇率安排发生了显著变化，实际有效汇率产生巨大波动，直接导致对外贸易衰退。其中，韩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对美元出现严重贬值，人民币则出现了大幅升值，具体波动情况见图7.1。
表7.1 新兴市场国家汇率波动程度（%）
注：汇率波动程度每日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变化的均方根偏差来表示。资料来源：Captial Flows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2009，p45。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目前已形成了某种规律，一旦国际经济出现动荡，美元反而出现强势，很多新兴市场化国家会采取重新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安排，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这种策略也会导致主要国际货币浮动汇率的较大汇差，为投机者在国际市场间寻求资产组合的多样化留下空间，也会促使某些国家出现竞争力的持续扭曲。
图7.1 亚洲国家实际有效汇率年度变化（%）资料来源：米歇尔·阿格利埃：《阿格利埃论美元、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体系》，《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同时也负有发展美国国内经济的使命。当美国国内经济出现衰退时，美国则不会顾忌稳定世界经济的需求，必然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例如：为缓解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已推行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举措的世界效应是美国在向外输出流动性的同时，也在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并且输出通货膨胀。
（二）全球失衡与不对称调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尚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这也是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过去10年中，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并在2006年达到了8 026亿美元的峰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就像国际社会中的一名“风险投资家”，用从海外借来的钱，投资海外的高收益资产。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里的“中心国家”可以长期保持经常账户赤字，外围国家不断地为其提供资金？这种全球失衡状态为何不能及时得到调节？
对于全球失衡的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认为美国与东亚在储蓄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元体系的不对称性，使美国单方面地向世界无限制借款；第二种强调东亚国家通过压低汇率和资本管制的方式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导致外围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中心国家的储备货币；第三种则认为国际贸易领域的重组整合，如跨国外包、加工贸易供应链重组等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6]上述三种解释各有其合理性，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发生全球失衡后如何进行调节。依据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对于依靠工业发展弥补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盈余往往是构成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部分。因此，纠正贸易顺差的简单做法就是提高汇率。然而，经常账户不平衡反映出一国在储蓄与内部投资结构间的差异，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比较小。例如：中国这样一个贸易顺差大国，如果让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升值，国内产品的价格比之国外就会提高，导致中国在可贸易部分的收益率降低，进一步影响国内投资的下降。若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中国因储蓄明显过剩，会被动持有大量外汇资产储备，如果美元暴跌，必将遭受资产的大幅缩水。况且国内储蓄过剩，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一些公共支出项目不足和社会福利保障欠缺。可见，这种结构性的赤字也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解决。目前，令东亚国家政府啼笑皆非的是，对于这种失衡，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常常抱怨，并认为是新兴市场化国家的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一直强调，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新兴市场化国家大量把钱借给美国居民。据此判断，全球失衡的调节必须由新兴市场化国家进行结构调整来实现，并因此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持续调整的巨大成本。
实际上，储蓄—投资差异引起的全球失衡，更深层次反映出金融全球化远远无法与各国金融市场的深度相融合的矛盾，甚至反映出各国主权至上与矛盾丛生的经济结构无法相容的矛盾。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失衡只有一种方法能保证其高速运转：让央行承担汇率风险。基于此，全球货币总量的增速快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全球货币基数完全依靠外汇储备的积累而维持下来，直到危机爆发。[7]在一个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当多数人认为当市场机制运作良好时，外部不均衡能够随时间推移逐渐修正。例如，在经典的金本位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外部均衡往往有黄金流动机制维持。本国的贸易逆差将导致黄金外流，使本国的货币量下降，外国的货币量上升。因此，本国的商品价格将下降，外国的商品价格则会上升。这将鼓励出口，阻碍进口，从而扭转逆差，恢复收支均衡。在彼此自由浮动的法德货币世界里，汇率变化能够保持外部均衡。若有持久的外部不均衡，则意味着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中存在阻碍市场趋于均衡的异常，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如此。
（三）储备货币供求矛盾激化(www.xing528.com)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是存在“特里芬难题”，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之间的矛盾，简单讲就是储备货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从本质上说也存在“特里芬难题”，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美元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货币。表7.2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官方持有外币储备货币构成情况，表中数据显示，自欧元问世以来，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但还不足以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可见，提供储备货币的都是发达国家，而需求储备货币的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它们对储备货币的需求量远远超出了储备货币的供给。近20年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对储备货币的需求迅速上升。如果区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看外汇储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可以发现，前者从1990年开始一直稳定在4%左右，而后者则从1990年的4%上升到20%，总量上则上升了整整60倍。[8]新兴市场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之所以增长迅猛，原因有三：其一，存在普遍的“害怕浮动”，致使事实上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干预外汇市场，产生了大量储备货币需求；其二，经济迅速增长相应地对储备货币产生了很大需求；其三，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为预防资本随时外逃的风险，使储备规模不断增大。面对新兴市场化国家储备货币需求的放大或者激增，发达国家对储备货币的供给却出现了严重的“特里芬困境”。在此困境中，如果发达国家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则国际货币体系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如果满足了要求，发达国家的币值稳定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一旦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资产将缩水，偿付力下降。可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的供求关系处于一种危险的不对称状态。
表7.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官方持有外币储备货币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IMF annual report 2009。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趋势
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抑制了美国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削弱了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的内在逻辑。从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永恒的三角形”原理出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从三角形的一边所代表的体系转变为另一边代表的体系；第二种是三角形的各边不发生变化，只有本位货币被替代。考察国际货币体系的两次变动，第一次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国际金本位制，既包括三角形边的变化，也包括本位货币的变化（美元取代了英镑）；第二次是1973年浮动汇率制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只发生了三角形边的变化，本位货币没有变化，美元依然是本位货币，只是欧元作为区域货币联盟的成果，分担了部分国际货币的职能。现阶段我们处在三角形的右边，如图7 2所示。
图7.2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永恒的三角形”
在遭遇了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不断，设想不断，争论不断。据此，有观点主张要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就要实现第一种类型的变迁，即从现行的浮动汇率制回归到以前的固定汇率制，或者实现世界统一货币。这一主张目前不具有可行性，因为若要实现某种程度的固定汇率制，就需要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膨胀的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的管制，若要实现世界统一货币，则需各国放弃其独立的货币政策。所以这种类型的体系改革势必引起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强烈反对，即使克服种种困难获得成功，目前也无法保证改革后的体系带来的收益一定会高于成本。
如果第一种类型的改革不能实现，则有第二种改革方式，即改变单一美元本位制。本位货币是指货币中的货币，主要在金融、投资的国际性交易或是在市场中担任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职能的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一直充当本位货币的职能，有学者指出正是这一制度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围绕改革美元本位制有两种代表方案：
第一种方案：创设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的《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一文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周小川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构想，即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周小川认为“从理论上来讲，国际储备货币应该满足以下几点条件：（1）基于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保证有序供给；（2）其总供给的增减调整可以根据需求的变换及时、灵活地进行；（3）这个调整不应被特定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利益所决定。”[9]根据条件要求，周小川进一步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质，可以改革特别提款权，使之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职能。[10]这一构想提出后，获得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俄罗斯在“金砖四国”峰会期间，提议创建新的超主权货币用于国际清算；巴西财长认为应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并建议将中国的人民币与巴西雷亚尔纳入特别提款求的一篮子定值货币中。当然，美国是坚决反对这一设想，奥巴马表示现在不需要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诚然，在当下要创设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还是比较困难的，符合“理想的国际储备货币”条件的货币在历史上从来不存在。况且特别提款权设立的初衷就在于弥补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不足，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然而，特别提款权并没能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中，它也没有在官方储备管理中发挥有影响力的作用。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首先，为了强化特别提款权的职能，需要一个担负起发行量及其调整职能的类似世界中央银行的机构；其次，以特别提款权发行的各种金融资产和负债需要规模足够大的、成熟的市场，即需要一个能够与美国的金融市场匹敌的特别提款权市场。这就像在全世界推广埃塞俄比亚语作为世界通用语一样困难，甚至是更难实现的空想。[11]因此，这个方案在短期不具有实践性。
第二种方案：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该方案以蒙代尔的“金融稳定性三岛”为代表，认为未来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的固定汇率制复归，欧洲、美洲和亚洲将各自形成货币联盟。[12]区域货币联盟是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提条件，亚洲国家“还在路上”。少数国家主宰国际货币体系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其中，亚洲国家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因此，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根本出路在于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13]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独大的格局将转变为美、欧、亚货币共同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格局。在该体系下，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成为三足鼎立的最重要的基准货币。这种多元化的制度安排比较贴近实际，首先，它削弱了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绝对影响，国际货币的供给分由若干主权国家共同掌管。其次，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替代使得国际货币必须约束自己的供给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如果国际货币之间的地位并不对等，实力占优的国际货币仍存在过多供给的可能，往往国际货币地位越接近，国际货币体系的对称性越高，国际货币之间的约束机制越强，国际货币体系就越稳定。[14]
之所以选择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作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货币，而把英镑、日元等放在次要位置，是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理论认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应具备五个条件：一是经济规模、国际贸易规模在世界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二是国内金融市场规模要足够大；三是具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四是其货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升值态势；五是货币可完全自由兑换。[15]美国、欧盟自不待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持有巨额贸易顺差，持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并且保持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具有高度升值预期的人民币在可自由兑换后必然在国际化水平上有显著提高，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现实的改革方案，它遇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阻力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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