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经济中，任何一国都将致力于“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的权衡努力中，三者不可兼得，只能取二舍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历程，揭示着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关系的和谐与冲突。国际金本位制的神奇在于它成功地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维持了汇率稳定。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下，仍维持资本管制的模糊化。1960年为了绕开资本管制，便诞生了欧洲货币市场。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管制逆转，出现了资本高度流动的狂潮，固定汇率制最终彻底崩溃，进入以浮动汇率制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时代。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加快，资本流动更是史无前例，金融危机便是常见的“现象”。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大规模变化无常的资本流动是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潜在源头，尤其是固定汇率制与资本账户开放组合的运行方式，更是“四面楚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是不可逆的潮流，开放资本账户也是一国金融发展的目标。但是，依据经验，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有步骤有时序，应在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完成，如果在国内市场和贸易自由化之前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将会导致经济不稳定。因此，在国际和各国层面都存在着“三元悖论”。
（一）克鲁格曼的“永恒三角形”
克鲁格曼在最初解释国际金融困境时率先提出了“永恒三角形”的理论。他认为：国际货币制度的选择问题可以归结为在调节性（adjustment）、公信度（confide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三者之间获取平衡。克鲁格曼进一步分解和细化了三个目标的内涵，即调节性就是以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能力（同商业周期作斗争的能力）；公信度就是保证汇率免受不稳定投机攻击的能力；流动性就是保证基于贸易融资和暂时性贸易失衡的短期资本流动。上述三个目标的组合便构成了不同国际货币制度的特征，用三角形ACL来表示，每条边对应着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即代表一种可能的国际汇率制度，这就是“永恒的三角形”。（图6.1）图中AC代表布雷顿森林体系，AL代表浮动汇率制，CL代表金本位制、货币局制和货币联盟。
图6.1 克鲁格曼永恒的三角形
（二）三元悖论原则
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撰文《亚洲发生了什么？》，阐述了资本流动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1]该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进一步概括为，在资本自由流动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不能同时满足。如果将名义汇率固定在某一水平上，则必须任由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自动调整；如果将货币供应量固定在某一水平，或者按照固定比例增长，就必须任由利率和汇率自由浮动；如果固定利率，则必须放弃对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控制。如果要兼顾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www.xing528.com)
克鲁格曼分别比较了资本流动情况下三种汇率制度选择：一是浮动汇率制，具有完全自由的国际交易，政府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缺点是汇率过度波动；二是固定汇率制，让市场相信政府不会使货币贬值，以便保持商业活动简单而安全，缺点是以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保持汇率的稳定；三是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即实施资本管制，保持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缺点是资本管制的成本很大。“三元悖论”的原则可以用图6.2表示。
图6.2中的灰色三角形（Ⅳ）就代表三元悖论的内容：即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货币局制和美元化或欧元，则没有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反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在Ⅳ中，必须三中选二。除去Ⅳ外，其他的政策组合（Ⅰ、Ⅱ和Ⅲ）是相互兼容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处在Ⅰ的位置，后来沿着Ⅰ→Ⅳ→Ⅲ的轨迹向前推进，目前处于Ⅲ区。
图6.2 三元悖论原则示意图
图6.3中，BaOc表示严格固定的汇率制度占主导与很强的资本流动的组合；CaOb表示浮动汇率占主导与很强的资本流动的组合；AbOc表示资本管制占主导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组合。图6.3表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趋势，以更加灵活的汇率变动、更强的资本流动以及服从国家需要的货币政策组合为主流。[2]
图6.3 三元悖论中的中、美、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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