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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变革与稳定

时间:2024-10-0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斯蒂格利兹则有力回击了西方大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诱因的质疑。只是韩国政府没有及时针对情况采取有效监管措施,才酿成危机。目前,托宾税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托,只在技术层面有待完善。

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变革与稳定

一、国际金融监管的最新理论争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若干次危机爆发都是由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外汇市场的投机造成的,然而就全球金融市场是加强监管还是放松监管,国际社会看法不一,争吵不断。

(一)放松监管——西方大国利益背后的强力主张

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政府力主放松监管,让市场内在规律“作主”,这一主张的理论依据出自对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他们认为上述地区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政府主导金融市场,并与投资者相勾结,致使市场失灵,无法发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二是金融体系缺乏透明度,法规、法律不完善;三是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欠缺抵御投机攻击的经验和能力。可见,危机的根源不是政府干预太少,恰恰是干预过度。要实现稳定市场,遏制危机的目标,政府必须淡出市场、放松监管,还市场以“本色”,体现市场有效性[1]。至于放松监管产生的金融市场不稳定问题,英国财政大臣布朗(Brown)建议,构筑良好的风险管理系统以规避风险,同时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权力,使它成为稳定金融市场的超国家力量。西方大国主张放松监管,本质是要将西方通行的金融自由化规则在全球范围推广,确立其国际金融市场绝对霸主地位。这充分体现了“金融霸权”思想,对发展中国家极不公平。

(二)加强监管——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www.xing528.com)

以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兹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从全球金融市场均衡发展角度出发,力主加强监管。克鲁格曼曾对马来西亚资本管制政策倍加赞赏,提出新兴市场化国家不能放任市场无序发展,促进市场稳定的手段就是管制。斯蒂格利兹则有力回击了西方大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诱因的质疑。他认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未按西方大国意愿放弃监管,获得了空前经济发展,遭遇危机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而是政府管得太少。例如,泰国房地产泡沫作为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不是源于政府直接给予房地产企业贷款的做法,而是在自由化进程中政府逐渐放松了对房地产信贷的严格限制,市场缺乏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高级监管机制,最终造成市场过度投机。同理,韩国政府给予高财务杠杆和治理较弱公司过度贷款行为,不能说明政府参与就一定误导贷款方向,很多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也提供这类贷款,说明市场也会错误引导贷款。只是韩国政府没有及时针对情况采取有效监管措施,才酿成危机。据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保驾护航”,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础。

(三)托宾税——全球金融监管的最优备选方案

金融市场加强监管与放松监管各执一词时,国际社会热点偶然又必然地重新聚焦托宾税,期待它真正发挥“往金融市场飞快运转的轮子里撒把沙子”的功效。目前,托宾税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托,只在技术层面有待完善。托宾税思想最初由詹姆斯·托宾于1972年在演讲中提出对外汇市场货币交易征税;1978年正式撰文“货币改革计划”,详细论述征收货币交易税思想,后人称为“托宾税”。自问世至今,托宾税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起起落落,每当遭遇金融市场动荡或者危机,就会掀起赞成托宾税热潮,一旦危机平息,托宾税讨论又会被搁置。如此反复,几经改进,托宾税从完美理论设计,逐渐具有操作可能。马来西亚、菲律宾、巴西、智利等东南亚和南美国家均在20世纪90年代采用托宾税限制资本过度流动,并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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