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国家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足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国与国之间增强了协作。在金融市场中很多规则和法则都承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做法，只有少部分由国际清算银行重新制定，此外还先后形成了诸如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性多国团体组织。金融参与者及其活动较之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非商业金融参与者消失或者转型为一般的商业银行，私人基金有替代共同基金之势；二是资源不断集中化，由于并购盛行，市场机构参与者趋于少而大型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产生了新一代金融寡头；三是金融参与者的机构化和普及化；四是金融参与者的国际化。这些变化带动了金融市场参与者力量的新格局。
（一）金融参与者的构成
金融参与者可以分为机构参与者和个体参与者。机构参与者包括银行、经纪公司、基金、保险公司、跨国公司等，个人参与者包括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和一般的投资人。机构参与者占据市场主导，往往具有“造势”的能力。
表3.5 国际金融市场的机构参与者
续 表
第一类机构参与者是银行，由于解除管制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非商业银行已不存在或者已经转型为商业银行。在业务领域，许多国家过去曾制定过区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规则，但后来混业经营成为主流。商业银行在流动性和资本比率允许的范围内吸收存款，放出贷款，建立信用，它们通常是外汇买卖的主要参与者。投资银行（在英国曾经称为商业银行）便利了国际支付，它负责证券的上市以及权证的发放，为各个行业的并购和私有化提供意见和帮助，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从事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活动。在国际市场上，1986年10月伦敦“大爆炸”事件发生以后，[5]投资银行迅速并完全进入债券、股票和外汇市场，投资传统的金融产品只是其业务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资金都投放在金融衍生品上。美国金融危机后，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相继破产和转制，[6]自此，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受到质疑，混业经营模式受到诟病。
第二类机构参与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纪公司或证券经纪人，他们从事大量股票交易和部分外汇交易。管制解除后，银行开始拥有自己的经纪人或自己进行操作，由于场外交易和电子经纪人的出现，加上一些金融创新，虽然对经纪公司业务起到了削弱作用。但经纪人仍然参与了大部分金融交易，其中外汇交易的40%是由经纪人来完成的。场外交易和新型电子系统只是减少了那些依赖电话的传统经纪人交易，目前电子经纪人参与的金融交易量比重却在迅速增加。
第三类机构参与者为共同基金。它是由专业投资经理人管理的股份的集合，对于任何愿意并能够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参与者来说，采用自己独立的投资策略是有风险的，共同基金可以避免这种风险。理论上来说，富有的个人、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或者跨国公司这些参与者应该依据它们的股份来共同拥有投资公司，实际上，许多共同基金是被银行持有。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共同基金的投资行为受到严格管制，不允许投资高杠杆证券或者做空证券，不允许进行极端冒险行为或持有高度投机的金融头寸。同传统上看作典型、强大的金融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掌握的金融资产的数量相比，各类基金的金融资产已经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调查统计，截至2011年末，全球共同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23.78万亿美元，比1998年末增长300%，具体数据见表3.6。
表3.6 1998—2011年全球共同基金管理资产总额
续 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http：//www.ici.org/worldwide mutual fund totals。
第四类机构参与者为对冲基金。对冲基金一词首度出现于1966年的《财富》杂志，它描述了1950年出现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一小部分合伙制企业的投资基金活动。对冲基金绝大多数是不受管制的，似乎为了强调套期与投机之间的模糊界限，对冲基金目前更多地从事与其名字含义相反的投机活动，一方面它们试图通过寻求新颖和复杂的投资策略来消除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此遭受更大损失。作为高净值个体的投机工具以及强大的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可以自由拥有任何想要的金融工具并能自由寻求投资或交易策略。曾叱咤一时的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就是专门从事国际业务的宏观对冲基金，它们也是金融参与者中作为市场领导者或金融领袖的旗帜。据美国对冲基金研究公司（HFR）的调查统计，截至2006年末，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尽管目前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仅占共同基金管理资产总额的6.6%，规模仍有限，但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增长速度已明显高于共同基金。
第五类机构参与者为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通过以突发事件和死亡事件为保险标的来组织对风险的共同承担，管理流动性各异的资金。保险公司试图通过使用尽可能盈利的方式将这些资金进行投资来提高回报，加入共同基金或者对冲基金就是一种增加基金回报的常见方式，将储蓄与特定的寿险联系便产生了附加基金。保险公司从事的就是复杂的金融投资。
第六类机构参与者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MNCs）是在许多国家中生产、出售商品和服务的机构参与者。因此，它们必须应对不确定的汇率，它们也可能在不止一个股票市场中上市。它们中有很多已经建立了金融部门，用以寻求在国际间筹集和转移资金的最佳途径并管理公司内部进行的国际交易的转移价格。一些大型企业也拥有内部企业“银行”，尽管这些银行主要集中于批发银行业务，但其中也有一些从事零售银行业务（消费贷款，信用卡等）。
在上述机构投资者中，据经合组织十七国统计，1995年至2005年机构投资者拥有资产的年均增长率为6.6%，2005年资产总额达到40.3万亿美元，占经合组织十七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110.2%增长到2005年的162.6%。1995年时的曾经名列资产总额第一的保险公司被投资基金赶超，其资产总额占机构投资者资产总额的35.7%。[7]除了上述机构参与者之外，在金融市场上不能忽视的一种力量来自拥有巨额财富的个人。越来越多的富人被劝说去把它们的流动资金投资在金融市场，这些集中的个人财富被用来投资在金融市场或更准确来说，投资于不同类的投资基金。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最富裕的人中有许多或者是基金经理，或者是成为百万富翁的优秀投资者。
图3.1 1995—2005年不同类型投资者金融资产的增长（OECD17国数据统计）资料来源：经合组织网站（www.OECD.com）“Rece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Statistics”2008。
（二）金融参与者对资源开发方式的变革
冷战结束加速了全球化发展，资本的主体由实体经济全面转向虚拟经济领域。由于市场参与者金融投资的不断增长，造成与生产领域相关的直接投资增长大大放缓，使得金融部门的扩张与实体经济需求增长不一致。在这种趋势背后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动力，大量互相连接的活动进程使得金融部门挤占了非金融部门的资源，一旦处于运动状态，这种动力就会自我加强。因此，可以理解国际金融团体一贯推行的注入流动性的政策，即确保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不断投入更多的资源并不断创造投资机会。金融参与者对资源的再开发是基于贷款、资产和交易的复杂放大过程本身的内在机制，同时，金融参与者的力量也塑造着金融放大过程。大量社会性活动进程倾向于将更多的经济资源吸引到金融市场中，全球的财富已经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富有之人手里，越来越多富裕的中产阶级被说服进行金融市场的投资。新兴市场的出现和开放，带来了新的资源和投资机会。由于金融力量的影响，非金融公司开始关注对短期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这便加速了金融领域的放大过程。
根据费利克斯（Felix）对七国集团（G7）资料的统计[8]，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FIRE）的毛利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在20世纪70年代前基本保持不变，在这之后，各个国家都呈上升趋势，非金融产出量的增长却放慢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这一趋势表明“FIRE活动内部的压力使它们在耗费非金融部分的基础上实现扩大”，根据这一学说，由于内在动力的驱动，金融体系中稳定的金融业务逐渐转变为上升的债务杠杆作用和易变、膨胀的资产价格，这就使其更无能力来对抗外在的冲击以防止卷入体系危机中。七国集团的FIRE/GDP的曲线就能够体现这一轨迹。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靠的是用新经济概念从股市圈钱，股市泡沫破裂了，“9.11”以后又靠低利率制造房地产泡沫，同时发展衍生金融工具，在放贷基础上生产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等，例如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从2001年的9 000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62万亿美元，7年增长了60多倍。到2007年7月，房地产泡沫和衍生金融产品泡沫也破裂了，开始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9]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甚至金融危机也能引起金融参与者对资源的再开发，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最终陷入危机的国家政府都会援救深陷危机的参与者摆脱困境，或者注入资金，或者创新工具，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将新型和新鲜的资源带到国际金融市场上，与此同时，国家货币发行准备也会迅速增加，并且大量被投资于金融市场，特别是投资于华尔街的美国财政证券，这对维持金融放大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救市方案包括三类：一是降息，在短短一年半内，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低至0—0.25%；二是通过各种信贷机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包括针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期限拍卖贷款（TAF）、针对交易商的主要交易商信用贷款（PDCF），商业票据贷款（CPFF）、期限资产支持证券贷款（TALF）；三是所谓的定量宽松政策，即美联储通过直接购买证券的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相关证券包括国债、机构债与抵押支持债券（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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