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国际金融变革与稳定：对中国的启示

五、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分析可知，国际金融市场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非金融领域的资源流入金融市场的过程促进了金融的乘数效应，加剧了资源在少数国家和个人参与者手中的集中。借助于信用评级、资本的社会分配和作为中心瞭望塔的媒体全球化，促进并维持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盛行。依赖伦敦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忠实地支持美国地缘经济学的做法；在美国单边主义和流动性陷阱中挣扎的日本，摇摆不定地接受美国的做法。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社会经济影响是彻底的。符合美国模式的私有化的需求和主张，减少社会支出、减税、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和先解除管制然后再监管等一系列的观点会影响世界的福利。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造成了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相对恶化。全球范围出现增长速度减缓，工业领域的失业或未充分就业增加，社会犯罪、不安全和分裂行为增长。危机的爆发也是美元—华尔街体制下金融结构力量的一个分水岭。相信危机过后，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会有所改观，只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新的世界货币来替代美元。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巩固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而可以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角色对抗美国金融霸权。一批新兴市场化国家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在构建国际金融秩序的谈判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新兴市场化国家经济实力壮大和国际权益意识增强的表现。

危机促使金融结构力量发生变化，尽管创设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声很高，但是这毕竟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今后若干年可能出现三分天下的格局：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在所有亚洲货币中能跻身国际储备货币之列的只有日元，但日元没有替代美元的潜力，并且能否长期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本身也是未知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经济未来的走势。另外，亚洲要创建单一货币也是很困难，目前很好的机会就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促进资本流动，有利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并且在国际金融力量比较中占据主动。当然，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注释】

[1]Guzzini，Stefano，1993，“Structural Power：The Limits of Neorealist Power Analysi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47（3），pp443 78.

[2]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3]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是英国著名的女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曾在英国皇家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毕业后任《经济学家》、《观察家》的编辑和记者，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并先后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顾问、美国国际研究学会会长等要职。1970年，她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了《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最早提出要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观点，强调改革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借鉴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学科的成果，避免用数量化的模型来简单解释并武断地预测复杂的国际事务。

[4]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5]不是指使用共同的模式或数据，也不是指使用相同的统计方法和口径来影响价格，是从更抽象的水平，指对模型的分析在框架上是一致的。

[6]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与债务危机频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任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推行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主张”。随着全球化的畅行，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主流发展理念。

[7]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将股市投资比作“选美比赛”，意指由于信息不完全，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合理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的从众行为，又称为“羊群效应”。

[8]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经济学家，法学家，对19世纪思想改革有显著影响。其学说的中心是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理：一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二是自利选择原理。

[9]福柯（Michel Foucault）用它作为现代监管系统的比喻：这个一览无遗的机制达成了空间的统一，能持续监管和立刻行动。［……］每个个体被限定在他的小房间里，监管者从前面可以看到他，旁边的围墙则阻止他和其他的伙伴接触。

[10]一旦加入金融自由化的行列就没有退出的可能，只有继续深化自由化。在目前全球监管系统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国家更依赖全球金融环境（美国和IMF），使这些危机国家更自由化和美国化。

[11]朱民：《研究“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五个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7—8期。(www.xing528.com)

[12]格伦伯格（Grunberg，1990）表明这个理论是虚构的框架。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该理论以古代神话叙述的形式流行。虽然不是正确的，仍是一部注重修辞，有说服力的理论。

[13]见Strange，Susan，1998，Madmone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6。

[14]美国这样做之后，导致全球流动性不足。总之，建立在一个特定国家货币基础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稳定的，而应建立在全球货币体系上。

[15]典型的例子是1996年臭名昭著的《霍尔姆斯伯顿法案》（Helms‐Burton Act），授权美国严厉的惩罚权力，对不遵守美国规则的国家或企业给予严惩。之后，超越华盛顿权限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通过了。

[16]“离岸”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源于那些“离岸”广播电台如英国的Radio Caroline或以色列的Peace电台，这些电台为逃避国内对广播的限制只能在他们各自国家领海范围之外的船上播放。离岸的比喻用法在金融市场很成功，它很好地表达了个人和企业利用衍生产品来规避主权国家的监管和控制。

[17]Strange，Susan，1998，Mad mone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6.

[18]Strange，Susan，1998，Mad mone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48.

[19]Kymlicka，Will（1999）：‘Citizenship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Commentary on Held’，in I.Shapiro and C.Hacker‐Cordon（eds）：Democracy’s Ed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2 126.

[20]例如：从1980年始，全球接二连三地发生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分之二的成员国都不止一次地受其影响。美元—华尔街体制下英美体系的媒体每次都试图用“趣事”来娱乐公众，这些“趣事”充满了危机发生国的本地化色彩，包括当地政府无能的细节、腐败或会造成世界上一半国家的人民变成没希望的人的事情。

[21]黄益平：《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5—6期。

[22]http：//www.romaway.com/finance/BShowNews 1115955.html.

[23]朱民：《研究“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五个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7—8期。

[24]［西］米格尔奥特罗伊格莱西亚斯：《欧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中国和巴西的经验》，《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