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护金融稳定的全球策略
（一）金融稳定的公共物品特性
金融为生产过程、财富积累和风险分散提供了支持，因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跨行业跨时期的合理配置，合理分散风险。然而，金融体系同样具有不稳定性，会造成系统风险和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些潜在的风险可以解释监管当局管理和监督（私人）金融活动的原因，而对私人金融的公共干预也可以由金融的公共物品特性和市场的非有效性来解释。现代金融是由大量私人金融合约组成的动态网络，这些私人利益的实现需要公共政策安排。例如，私人金融合约需要合法的会计机构编写并符合会计制度；支付的结算和传递则需用特定货币（不兑现纸币）等。所有这些都要依赖完备的制度安排。此外，公共政策的其他方面也会促进私人金融的有效性，包括有效合理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公共政策促进金融发展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仅靠市场调节，金融很难自动达到有效境界。金融稳定应视为公共物品，应该制定公共政策进行维护。在资源配置时，信息不完全会造成定价不当和逆向选择；搜集和分析对方信息的成本在金融体系里可能受到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才能实现规模经济。若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竞争也非完全，则流动性风险无处不在，货币管理稍有不当就会造成金融稳定的损失，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相反，健康的金融体系会促进个人、公司和政府的财富积累，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考虑未来可能成本和私人市场对政策的反应和调整。例如，出于道德风险和监管的目的，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定期使不健康的金融机构倒闭；必须维持微妙的稳定来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有效性和可靠性。所以，制定政策应在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不打击交易的热情、降低承担的风险、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切忌过度谨慎，这样会阻止金融发展，进而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稳定的全球视角
金融全球化已使国际金融稳定成为国际公共物品，弱化了国家目标和利益。所有国家可以通过达到和维持本国金融稳定为全球金融稳定作贡献，为实现本国目标而制定的金融政策可能引发他国或国际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正如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时需要从全球出发来控制和管理风险，政策制定者需采用全球化方法来监管金融活动。实际上，在金融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往往只着眼一国的金融体系，无法全面认识国际合作机制，造成目前保证国际金融稳定的全球机制缺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发，虽然其中的原因各异，但是危机的结果促进了各国在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方面达成共识，相继制定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监管银行、保险公司和支付系统的国际准则，如巴塞尔核心准则（主要用于在跨国跨行业合并下促进金融的有效性和维持金融稳定）。为了实现汇率的稳定，欧盟创设了单一货币欧元。
（三）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推进
世界经济百年历史说明，全球化发展大大推进了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与之不匹配的则是动荡的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当前以及过去的金融危机告诉人们，依靠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国际分工、“搭便车”[14]发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既然金融稳定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就需要全球通力合作，共同推出维护金融稳定的举措。
1.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治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它突破了传统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从七国集团（G7）到二十国集团（G20），从欧盟到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制度化会议，都体现了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为平抑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
当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始于1985年的《广场协定》。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国利率上调导致美元汇率在1979年至1984年间上升了60%。1985年国际汇率剧烈波动，迫使美、英、法、德、日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并签署了旨在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广场协定》，这便是五国集团（G5）开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先河”。1986年，在上述五国基础上又增加了意大利和加拿大，成为七国集团（G7），并在日本东京开会，决定每年就汇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九大指标，进行监督、磋商和政府协调。从此，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成为一种机制化和制度化的安排。[15]后来，国际外汇市场多次出现巨大波动，七国集团多次联手集体干预获得成功。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增加了俄罗斯而成为八国集团（G8），其实就国际经济政策合作而言，起作用的还是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被戏称为“富人俱乐部”。亚洲金融危机后，1999年由七国集团发起成立二十国集团（G20），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纳入进来，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特色。[16]2009年4月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伦敦峰会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强化金融市场透明度建设，尤其要强化对复杂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监督；二是加强现有监管体系，对信用评级机构提出更为严厉的监管要求；三是强化国际合作，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当然，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只是一种对话机制，真正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举措尚需探索和推进。
2.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
全球使用单一货币就可以避免汇率波动造成的金融不稳定，但目前甚至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形成全球统一货币，因此，各国可以通过地区金融合作或者将其货币盯住国际货币来缓解这一问题。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黄海洲先生通过考察本次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得出国际货币“一大两小”的格局仍然不变，越是危机，美元也越强势，但这次危机一定会削弱美元的绝对霸权地位，推进其他国家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作为区域货币合作成功的典范，在这场危机中充分显示了货币合作的优势，并成为各国纷纷增持的外汇储备币种。例如：一些石油输出国已将其产品的美元定价改为欧元。在欧洲之外，还没有一例按照欧元方式的货币合作。拉美国家的货币一体化采取了一些变通做法，就是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或者干脆美元化。在亚洲地区，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在加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揭示：“在亚洲，不管哪个国家遭遇到流动性危机，能给与援助的只有亚洲各国自己。”[17]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单靠一个国家应对危机无异于杯水车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加快了货币合作的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00年由东盟和中日韩（10＋3）财长们联合签署了清迈协议（CMI），这成为亚洲地区唯一具有准机构性质的流动性救助机制。随后，亚洲又推出了两期亚洲债券基金；东盟＋中日韩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亚洲开发银行提出推行亚洲货币单位的设想，但目前这些还只停留在讨论阶段，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说亚洲“克隆”欧元模式做不到，但现实的一种做法就是加快日元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把人民币和日元打造成堪与美元“比肩”的货币。根据清华大学肖耿教授的建议，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之时，美国、中国和日本应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在当前的汇率水平下，美元、人民币和日元之间建立一套应急性三边货币挂钩机制，对于遏制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必要的。[18]中国和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而且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美国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如果美国愿意支持这一计划，三边货币挂钩机制在技术和经济层面是可行的，能够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并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对亚洲金融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3.宏观经济政策的非同质化
按照传统逻辑，一种货币的价值的任何波动或者崩溃必定是由于该国的“经济基本面”出了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纠正这些所谓的基本面来重建投资者信心。因此，面对金融危机，开出的“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处方总是相同的：即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并伴以严格的预算限制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个处方发挥了二十多年的作用，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效，结果导致各国经济政策日趋同质化。这种现象本应稳定投资者预期，然而，一旦出现问题，又会使情况更加恶化。的确，对传统理论的事后认识和坚定拥护总是有可能找出各种任意的解释或一系列偏移合理自由市场原则的现象。例如：国际收支或汇率方面存在问题；资本主义是“伙伴”的，一些裙带企业和银行比其他企业和银行更受支持；存在直接的腐败；在很长时间内不引人注目的国家预算出现困难；金融市场缺乏监管等，这些或许都是基本面不良的表现。对处于困境中的个别国家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处方可能确实有效。但是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经济政策的同质化对全球金融稳定作出了贡献，因为存在以下两个基本障碍：一是生产和交换的物质经济不同，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加大，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加剧；二是经济的政治化，使得多边安排和半独裁的国内行为也无法保证投资人对经济政策的信服。总之，上述两方面障碍会使投资者预期以不断冲突和摇摆不定的方式出现，这就要求稳定金融局势时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4.协调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强化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的重要前提，美国百年金融发展历史，见证了创新与监管之间“自由放任—加强监管—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的多次转折。可见，创新与监管这对“相生相克”的矛盾是任何时候都面临的课题。[19]美国次贷危机暴露的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缺位，最终埋下了危机的隐患。因此，建立完善创新的监管体系是防范风险的核心要求，监管当局有效监管是保障金融稳定的利器。[20]第一，改变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不断推陈出新，固有的监管机制已无法适应新的需求。监管者要力足于保证金融市场体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基础上，设计出科学的监管体系，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表内表外业务全部纳入其中，以此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从某种意义上看，金融监管理念的创新或许要比制定更严的监管规则有效，唯有如此，才能克服“金融不稳定即是稳定”的悖论。第二，建立分类监管体系，审慎对待复杂金融产品创新，规范评级机构。比如对资产证券化要强调基础资产和各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分级与评估；对银行要重点监管表内外业务变化等。第三，将一些监管不到的领域逐步纳入监管视野，如离岸金融、私人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第四，监管者要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监管能力要与金融业务、金融创新保持相匹配的水平。
5.采取适度的资本管制
金融管制放松和自由化是爆发金融危机的常态环境。以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兹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从全球金融市场均衡发展角度出发，力主加强资本管制。克鲁格曼曾对马来西亚资本管制政策倍加赞赏，提出新兴市场化国家不能放任市场无序发展，促进市场稳定的手段就是管制。斯蒂格利兹则有力回击了西方大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诱因的质疑。他认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未按西方大国意愿放弃监管，获得了空前经济发展，遭遇危机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而是政府管得太少。
【注释】
[1]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https://www.xing528.com)
[2]SIV是一种特殊意图实体，它和发起银行之间具有破产隔离的法律形式，不纳入发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它是通过在货币市场按照接近LIBOR的利率出售短期资产抵押商业票据获得资金，然后将资金投向利率更高的长期债券，获取基点的利差。
[3]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4]根据韩立岩、谢飞：《国际金融系统风险的放大与传导：对冲基金在金融风暴中的作用》，《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6期，第23页相关图示改编。
[5]冯晶、周宁宁：《金融机构杠杆率的演变和启示》，《南方金融》2009年第4期。
[6]钟伟、顾弦：《从金融危机看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及其风险》，《中国金融》2009年第2期。
[7]［美］彼得·D.希夫等：《美元大崩溃》，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8]［美］戴维!斯密克：《世界是弯的》，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9]［美］戴维·斯密克：《世界是弯的》，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0]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11]苗永旺、王亮亮：《百年来全球主要金融危机模式比较》，《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7期。
[12]“两房”，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机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简称房利美，Fannie Mae）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简称房地美，Freddie Mac）的简称，常有政府性质。
[13]邹加怡：《扩大内需是战略的调整》，《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1—2期。
[14]“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
[15]黄范章：《对当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与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7期。
[16]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包括：原有的八国集团成员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和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尼、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二十国集团以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形式运行，不设常设秘书处，主席采取轮换制。该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中国是二十国集团创始成员。
[17]［日］筱原兴：《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之路》，《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3—4期。
[18]肖耿：《全球合作共同应对金融海啸的六点建议》，《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5—6期。
[19]秦建文、梁珍：《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稳健推进中国金融创新》，《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7期。
[20]郑联盛：《美国新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的历史比较》，《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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