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欢魄落中华
黄光周
在世界上与中国人民友好的众多朋友中,黄文欢是十分典型的一个。他从青年时候开始,就在华工作,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是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老朋友,备受中国人民的无比崇敬和爱戴。江泽民同志1990年3月9日在中南海会见黄文欢同志时曾说:“你是一位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备受中国人民敬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战士。”
首次入华受培训
黄文欢1905年出生在越南义安省琼馏县琼堆村一个穷儒家庭,他的父亲黄鸣鸿是个教师,长年累月在北圻各省教书,只有过年才回家一二十天,然后又匆匆离去。母亲靠借债贩卖绸布过日子。黄文欢6岁时,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去学汉文。从七、八岁到十二、三岁就随外祖父、姨父、伯父等到清化省的弘化、寿春、绍化、广化等县游学。1919年,黄文欢进入法越学校读书。1923年夏,他毕业于法越初级学校。毕业后,到荣市等地打听参加革命的途径,寻找出国门路。1923年底,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到广州,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并于1925年在广州开始举办政治训练班,培养越南革命青年骨干。当时中国广州正在开展轰轰烈烈大革命消息传到越南后,血气方刚的黄文欢同志按奈不住了,他决心要来广州看一看中国大革命的情况,并准备参加胡志明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1926年秋,黄文欢同志等十多个越南青年,在阿立这位革命老师的帮助支持下,到清化乘火车到河内,再转乘汽车到北宁,又再转乘火车到同登,然后几经周折,跋山涉水,越过中越边界,到中国境内贡闸乡那底村,住在一位姓凌的老乡家里。当时,胡志明获知黄文欢等一批革命青年从越南要到广州参加革命的消息,派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的伞英到这里迎接黄文欢等人。伞英以黄埔军校干部名义,做了一面写有“黄埔军校入伍生队”8个大字的旗子,公开从边境带到广西龙州县。两三天后,乘江轮到南宁,再去广州,实现了黄文欢出国寻找革命真理的愿望,这是黄文欢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当时他刚刚21岁。可以说,黄文欢是在中国参加革命的,中国是他革命生涯第一个“摇篮”,这为他以后深深地爱上中国打下了心理基础。
到广州后,根据胡志明的安排,这批血气方刚的越南青年,有一部分进黄埔军校学习,有一部分则进了位于广州市仁兴街五号由胡志明创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黄文欢被安排在政治训练班学习。
人们把当时的广州称为革命的策源地,这里,有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有黄埔军校,有越南政治训练班,国共合作搞得火火热热,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几个革命学校(班、所)之间的教员,几乎是同一班人马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湃、胡志明等人,一时出现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台上,一时出现在黄埔军校的课堂里,一时又出现在越南政治训练班里,分别向来自不同国度的青年们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革命真理。在中国教员讲课时,胡松茂、伞英、林德树等作翻译,有时这三位翻译外出,就由胡志明亲自当翻译。每次听讲课后,学员们分组讨论,各人谈自己的理解,别的同志补充,直到掌握了全部的内容为止。
训练班除了正课学习外,还办墙报,搞文艺演出,当时叫“即兴剧”,据黄文欢后来回忆说:“演出时,胡主席常扮演工人或农民。”在政治训练班里,黄文欢参观了黄埔军校,瞻仰了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墓,旁听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次工人大会,并在广州度过了1927年的春节。新年过后,越南政治训练班结束,并到范鸿泰这位越南爱国烈士墓前宣誓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即越南共产党的前身之一)。
黄文欢首次入华受培训,学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参加了党的组织,使他从一个一般的青年人,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越南革命的领袖之一。正象他后来说的那样:“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学习革命。当时心中既忐忑不安,又兴奋不已,犹如在黑夜里摸索的人看到了灯光,急速前进。”随后,他返回越南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与宣传活动,并到暹罗(今泰国)开展党在国外的活动,直至1935年初止。
再次入华的革命活动
1935年3月,30岁的黄文欢同志离开暹罗,与一个叫曾白头的同伴乘船来到了香港,准备去南京开展党的海外工作,并顺便治疗己患有10多年的慢性头痛病。他经汕头、上海等地,到达南京。
在南京,黄文欢同志找到了他的同乡胡学览,住在他家,还在他家里举办了一个训练班,把正在南京活动的同情革命的越南人召集来学习有关革命理论,培训干部。这个训练班主要学习:如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同盟军、统一战线政策、苏联革命斗争经验、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辨证唯物主义常识等。多年做党的组织和理论工作的黄文欢,讲课深入浅出,使正在南京的二、三十个越南人得益匪浅,达到了办班的目的。
黄文欢同志住在胡学览家一段时间后,为了减轻胡的家庭负担,与越共干部邓文恰另在南京找到一间便宜住房,每月房租、水电共六块钱。为了争取到一个合法的活动地位,经过与胡学览商量,黄文欢等人决定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并正式向中国国民党当局申请登记。1936年初,黄文欢与胡学览、阮海臣、阿海、黎国柱等一起,到南京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呈送成立“越盟”报告。当时,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长陈立夫接见黄文欢等,接受呈文并答应予以登记成立“越盟”。不久,在南京一个中国国民党基层街区党部会议室里,举行了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大会。从此,黄文欢的在华活动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身份。“越盟”正式成立后,胡学览出资办了一个中文刊物杂志,取名《越声》,由黄文欢同志题刊名。《越声》杂志出版后,发行量约100份,主要寄赠南京中国国民党各机关,同时也寄给广州和昆明的越侨。
胡学览年轻时为了寻找革命,先到日本,后来又从日本来到中国。由于他不参加青年革命同志会,也不参加共产党,所以他得以在南京蒋介石的参谋部本部里担任中校参谋近8年。同时胡学览与白崇禧是同学关系,1940年,胡学览在桂林患重病,白崇禧去看望了他,白崇禧还嘱咐医院院长要尽一切办法给胡学览治病,服用贵重药物,“一切花费由我(白崇禧)负责”。由他出面组织成立“越盟”,很利于掩护黄文欢等人开展革命活动。
一次,黄文欢在南京正好碰上交通兵团招考学兵,黄文欢前去应考,考上后随兵团部队到安徽芜湖集训两个来月。但是不久,胡学览因在南京总参谋部找到了一个司书工作,马上写信去到安徽,叫黄文欢速来任职。黄文欢应邀往南京任职,几个月后黄文欢被提升为少尉,月薪30多元,生活开始有了着落。1937年8月,日本军占领上海,后攻破江阴炮台,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黄文欢随参谋部转移到武汉。在武汉工作期间,司书抄录工作量很大,晚上要加班,弄得他很疲劳。黄文欢作为越南革命者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6月,从昆明过来的越南共产党海外部负责人冯志坚来到武汉,会见了叶剑英,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准备介绍黄文欢到延安学习,后因交通困难,去延安学习一事告吹。后来黄文欢辞去参谋部司书一职,到湖南长沙,又同胡学览住在一起,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黄文欢又随交通兵团一支部队转移到贵州省,住在贵州省的黄平县,并送正在患病的胡学览到贵阳治病,在贵阳住了一段时间。
1939年3月底,黄文欢同志告辞胡学览,从贵阳到昆明,住在宋明芳家。黄文欢为了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裁缝工艺,一边在一家小店里缝衣做工,一边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党的工作。
1938年10月,胡志明从苏联经新疆来延安,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随叶剑英同志南下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各种活动,先后到昆明、贵阳、衡阳、桂林等地。1940年,正在桂林的胡志明与胡学览、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又组建了越盟海外办事处,胡学览任主任,范文同任副主任。1940年12月8日,还在桂林成立了中越革命文化同志会,在许多公开场合活动。1940年12月16日,中越革命文化同志会的越籍人员在桂林东坡茶楼,举行茶会招待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胡学览、阮海臣、武元甲等人员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越盟”办事处情况和各成员情况,要求中国舆论界对越南革命运动给予支持。1940年初,胡志明以八路军少校教官身份,化名为胡光来到昆明,经常到冯志坚处指导党的海外部工作。当时,黄文欢(化名为李光华)、冯志坚、武英等越南共产党海外部同志,在昆明出版了一份小报名叫《通讯》,主张团结抗法,支持中国抗日。
1940年6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巴黎沦陷,正在昆明的胡志明召集海外部的同志讨论当前形势,决定越南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然后在边境地区再向国内转移,最后夺取越南革命胜利。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经过多方考虑,这个边境地区最好在广西靖西县一带,因为那里有革命群众作基础。约在1940年10月,胡志明、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冯志坚、郑东海、高鸿岭等人都从昆明到了桂林,会见了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阐明了“越南独立同盟海外办事处”这个组织的宗旨和基本情况,得到了李济深的支持。当时,有个越籍的国民党军官叫张佩公,把他的队伍拉到靠近中越边境的靖西县。张佩公队伍里有个同情革命的军人叫张中奉,写一封信给正在桂林的胡志明认为把革命工作重心转移到中越边境己经成熟,应顺这个机遇抓住主动权。于是,他一面派武元甲、武英(郑东海)和高鸿岭先去靖西联系;一面设法动员张佩公致电桂林。邀请得到李济深支持的越盟办事处派人到靖西县工作。接到张佩公的邀请电,胡志明等越盟办事处立即赴靖西,这一次启程,堂而皇之,李济深赠给路费800元,并发给“华南工作团”证件,证件上还盖有蒋介石的印章“中正”二字。胡志明、黄文欢等一行人经柳州、南宁、田东、德保等地,然后到达靖西县,行期近10日。胡志明到靖西县后,安排住在新圩街上一农户家里,并经常与住在靖西县城的范文同、武元甲等在渠刚这个地方碰头联系。从越南国内过来的是组织抗法斗争失利的黎广波等43名越南革命青年,己被张佩公召来进行训练,由张中奉负责。胡志明、黄文欢等来到靖西后,又把这43位青年拉到中越边界上的葛吞乡孟麻村念光屯(今吞盘乡灵光村念光屯)培训一个月,胡志明、冯志坚、武英、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人亲自给这帮青年人上马列主义理论课,使这43只“大鹏”(胡志明语)插上了高飞的翅膀。念光培训班结束后,1941年2月8日,胡志明、冯志坚、邓文恰、黎广波、阿录等5人从孟麻区弄坡文的108(675)号界碑回国,而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人仍返回中国靖西县城,继续开展党的海外工作。
在靖西等县战斗的岁月
送走从国内来的43名青年回国后,黄文欢同志回到靖西县城,并多次到新圩、岜蒙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结识不少靖西县的农民朋友。胡志明等还与靖西县的张廷维、林碧峰等杀鸡饮血结拜兄弟,共同的革命目标和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得胡志明和黄文欢为中越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除了在靖西开展革命工作外,黄文欢同志根据胡志明的指示,还步行到龙州县去开展建立革命联络站的工作。
经过做艰苦工作,黄文欢于1941年4月在靖西县城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黄文欢同志当时化名为李光华,被选为这个民族解放同盟会的政务组干部。这个“同盟会”成立那天,中国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给大会赠送一面写有“明瞩天南”的锦旗,李济深也赠送一面写有“中越民族,唇齿关切;湔耻图存,惟铁与血”等诗句的锦旗。解放会成立后,1941年5月,越共“八大”在北坡地区的奎南一间小茅棚里召开,黄文欢同志从靖西县前去参加,并负责北部的会议安全保卫工作,朱文晋则负责南部的安全保卫工作。
解放会成立后,黄文欢、黎润之、范越子、马成敬等人在靖西开展工作。
一次,黄文欢同志去那坡县平孟参加梁静山娶小老婆的宴会,由于叛徒出卖,当晚即在梁静山家被捕,后又解送到靖西、柳州等地,历尽人间苦楚。在柳州,黄文欢获释,并会见过去已有交往的张发奎等中国的军政要人。张发奎与黄文欢早就有过交往,十分同情黄文欢的遭遇,便决定任黄文欢为“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中校衔“译述官”,派到靖西县去开展工作。来到靖西县后,根据张发奎的委任,黄文欢到靖西指挥所工作。这期间,他结识了靖西指挥所主任、国民党中将陈宝仓将军,并成至交。直到黄文欢晚年还追念着陈宝仓烈士。1988年春节期间,黄文欢到北京见到了陈宝仓烈士的证明书,十分兴奋感概、立即写了这样一首诗:(www.xing528.com)
陈宝仓,陈宝仓,你的为人堪表彰。
寒秋却自铺郁绿,幽兰还自溢芬芳。
你处境多么黑暗,放眼看长夜茫茫。
四一年与你相识,己明知你在思量。
随即弃暗投革命,骏驹无伏枥之缰。
五O年台活动,为统一事业担当。
壮志未酬心未遂,献身于台北刑场。
论英雄莫因成败,要看其气魄肝肠。
一个人为国殉义,千万人奋振激昂。
陈宝仓己成千古,英名长在放光芒。
诗的字里行间,充满着黄文欢与中国革命烈士的深厚情谊。
在靖西指挥所,黄文欢经常给士兵作越南革命形势报告,鼓舞他们搞好抗日战争,保卫祖国边疆领土;还给机关做越文资料的翻译等工作,并等待时机转回国内工作。1942年8月18日,黄文欢乘着指挥所的一次运动会无人注意机会,装扮成学生上路返家乡,步行到靖西县的孟麻。1942年8月20日上午回到越南北坡村,住在胡志明指定的杨大华家里,从此开展组织和领导越北的革命工作。
首任越南驻华大使
1949年底,黄文欢率领越南工会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当时,华南地区刚解放,政治社会还很不安定,香港又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不便从越南通过中国南部直上北京,黄文欢决定经缅甸、印度、捷克、苏联再转到中国北京。1949年12月31日,黄文欢从苏联乘坐火车到达中苏边境中国一侧的第一站满洲里,受到了我国外事部门的热情接待,不久便到了北京。同时,胡志明主席也从越南边境步行17天后来到中国,到北京后住在中南海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住地,黄文欢也同时被安排在中南海,与胡志明住在一起。
当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由刘少奇出面接待胡志明、黄文欢等人。其实,刘少奇与胡志明,在大革命时期都是老朋友了,在广州越南政治训练班里,胡志明还请刘少奇等人去上课呢。经党中央与毛泽东主席同意,刘少奇在与胡志明会谈时,代表中国政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决定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议苏联等国家也一道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使越南在国际上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因为越南自1945年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在国际上活动很被动。我国决定承认越南后,还建议胡志明亲自去苏联,同毛泽东等中国访苏代表团一起活动和工作,与斯大林会见商谈承认越南和援越抗法一事。
胡志明赴苏联后,叫黄文欢留在北京做筹建越南驻华大使机构的有关事宜。当时,中国外交部正要开办一个培训班,专门培养新中国建立后准备派往各国担任大使的第一批外交干部,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黄文欢以“刚回国华侨”身份也参加了这个中国外交干部培训班,当时只有外交部李克农一人知道黄文欢。在李克农帮助下,选定北京史家胡同作馆址,具体筹备建使馆工作。他就是首任驻华大使,代表越南党和政府在华开展各种工作。当时许多工作由于临时上马。直到1951年4月28日才递交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也由于人才缺乏和黄文欢工作活动能力强,他还被胡志明主席任命为越南驻蒙古和驻朝鲜的特命全权大使。
黄文欢作为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派驻中国的代表,在中国一呆就是8年。这8年,是中越两国人民、两国党和政府友好的黄金季节,对中越友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自1926年第一次踏上中华大地开始,为中国革命出过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过汗,他深深地爱上他革命生涯的“摇篮”和他的第二个故乡。1986年,他在回忆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越、中之间深厚的情谊”。
魂落中华
黄文欢晚年于1979年7月来到中国,当时他身患肺癌,1979年9月5日,中国医生为黄文欢切除了瘤块。他醒来后对中国医生感激不尽,不久,黄文欢能执笔写东西了,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感谢中国医务人员:
病入膏肓一载多,神州有幸遇华佗。如今病已连根治,愿把残年谱战歌。
黄文欢于1991年5月18日逝世的。在华的12年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中华大地,从中央到地方,与中国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叙友情,谈友谊,写了大量歌颂中华的文章、诗歌。特别是在他81岁高龄的时候,亲自写了长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沧海一粟》,他这10多年来所作所为,正象江泽民主席1990年3月9日在中南海会见时所说的那样:“为恢复和发展中越友谊作出了贡献”。
黄文欢为中越友谊,奋斗了一辈子,他虽然离开我们8年了,但他的精神、品质,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亲手培育的中越友谊之树将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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