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与靖西：我与父亲的越南革命情谊

我和父亲与越南革命的情谊

林大凡

作者近照

40年代初，越南革命运动遭到法帝国殖民主义者“三光”政策的残酷镇压，“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革命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黄文欢、武元甲、黎广波、黄国越等人，到中越边境高平省河广县北坡一带设立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并和当时中国滇东南及桂西中越边境的中共游击队领导人邓心洋、梁游、何尚刚等同志取得了联系，还和经常到越南做生意的张廷维、林碧峰（我父亲）认识。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胡主席召集了中越双方十八人结拜为金兰兄弟，按年龄排序，大哥张廷维，二哥胡志明，三哥林碧峰……十哥陈山洪，十一哥黄国云，十二哥黎广波等，杀鸡饮血，对天盟誓，同心同德干革命。随后，胡主席就派黄国云、陈山洪、黎广波等人到靖西的葛麻、荣劳、龙临、岜蒙等乡进行革命活动，并在龙临街张廷维家，岜蒙街徐伟三家、荣劳街我家设立联络站，具体任务是：传递信件消息；通过做生意筹集革命经费；购置及转运武器、药品；接送来往革命同志。此后，胡主席、黄文欢、范文同、黄国越、武元甲、高鸿岭、谭光中等越盟领导人和革命同志就经常和我父亲来到我家，有时个别或几个来，有时甚至二十几个集体来，我父亲都叫我兄弟姐妹喊声他们做叔叔，而且都给予热情接待，尽管当时我家生活较困难，也尽量去找些好饭菜来招待他们，特别是黎广波、陈山洪，由于工作需要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如实在没有钱去买好菜，就去野外找些艾叶或竹笋送玉米粥吃。

大约是1942年5、6月间，有20多位越盟同志从越南出来到我家，第二天，准备到靖西县城，却被当时驻在荣劳街的国民党部队扣押了，关在他们营部的一个房子里，我父亲叫我家晚上送被窝、席子给他们睡觉，每天给他们送饭菜，并叫我给他们送信到县城越盟办事处，跟国民党当局交涉，四五天后，这20多位同志才得放回越南，后来，越南革命报还报导了这件事，感谢我家对他们的帮助。还有一次，胡主席到我家住宿，国民党乡公所有一晚来查身份证，当时我父亲和我都不在家，我大姐林祥柳（她也经常跟我父亲做生意）非常害怕他们以汉奸的嫌疑，把胡主席抓去，就带胡主席到前屋稻草房躲了一夜，第二天天刚朦朦亮，才带胡主席从后门出去。

越盟同志与我家来往，从1936年开始直到1944年间北越临近解放。(www.xing528.com)

越盟设在我家的联络站也和其它联络站一样，在帮助越盟传递信件采购武器药品方面，也做到尽心尽力。送信的范围既有越盟根据地和联络站之间，又有越盟和我们游击队之间，涉及葛麻、荣劳、靖城、龙临、岜蒙、百色、东巴凤，甚至到云南、广西交界的云南等10多个乡镇，以及越南根据地北坡村。不论是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要什么时候送，就什么时候走。1942年，我还在靖西中学读书时经常有从桂林、柳州等地寄到学校给我转给胡国群（可能是胡志明主席）的信，我就把它送回家给我父亲或姐姐，然后送去越南。为了这事，当时国民党县党部曾多次派人到学校审问过我，我和家人都很担心他们加上通共或赤色分子的罪名。1943后，因我父亲去世，经济困难而休学回家，第四战区边境指挥所陈宝仓到荣劳巡视时，找我去谈话，并叫我写了给越盟送信的原因，情况书面检查，他看后说“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应该安心读书，以后不要管这些事就是了。”过后此事就平息下来了。

当时联络站为越盟购买的枪支和弹药，主要货源来自鸦片烟帮和国民党军队，群众也有一些，因此，主要从越南要鸦片烟来换，或者用法币和光洋（当时在广西、云南等地流通的法国银元）来买，当然，我父亲和他们去做这些生意，是很危险的，既怕国民党军队抓人，没收货物，也怕土匪杀人抢劫，还怕国民党政府特务的追查。所以非常小心谨慎，随时提防，争时间。每次武器（主要是驳壳、拉八、曲尺等短枪）弹药一到手，就装放到洋铁桶，或用箩筐伪装好连夜接送，由葛麻乡或那坡县平孟乡送过越南，每次都能较好完成任务从无丢失。

1943年8月间，我父亲不幸去世，越盟几位领导都送来了挽联，表示悼唁。我姐林祥柳后来到越南与一华裔越南人结婚，60年代她患了白内障眼瞎了，家庭经济也不好，当时，任越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黎广波知道后，就接她到河内给她动手术，配上眼镜，已能自己走路，做家务了，每个月还让当地政府发给她20斤（纪卢）的大米和12千元的越币过生活。

1963年我和本县张其超、农有丰、杨胜强，那坡县梁桂庭、苏忠良、黎元庸得到胡主席的邀请，于8月28日至9月15日到越南先参加国庆观礼后，在河内、海防、鸿基、下龙湾、太原和义安省胡主席旧居参观访问，受到国宾级的招待，一到达河内，胡主席就出来，在主席府接见并一起照了相。去各处参观访问过程中，当地领导也都出来接待，并尊称我们为越南革命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