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创新立足点：解答时代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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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解答时代重大问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和实践创新的基本立足点任何新的理论都来源于新的实践，如果离开新的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重大发展和理论创造。

毛泽东的创新立足点：解答时代重大问题！

解答时代重大问题是毛泽东创新的立足点

陈　锋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一种值得后人学习的优秀品质，即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他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发现时代重大问题，并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①。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②。他从我国时代背景出发，揭示我国基本国情，富于问题研究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分析、研究和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从中确立毛泽东实践创新的基本立足点；同时，他的许多理论观点的产生和发展都是诊断当时的各种错误理论、思潮和观点而提出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中确立毛泽东理论创新的现实立足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解答时代重大问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和实践创新的基本立足点

任何新的理论都来源于新的实践，如果离开新的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重大发展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③问题来源于实践，回答和解决问题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④。毛泽东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开路，为创新确立几个实践立足点。

农村调查与第一个实践立足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试想如果没有他亲身到湘潭等五县的深入实地考察，怎么能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光辉著作，怎么能通过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⑤的事实，回击当时党内外对农民斗争的责难，怎么能知道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所以，“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⑥。

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农村调查的典范。凡事先做调查研究，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而毛泽东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培育这一优良传统。他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过程中，利用战争间隙和工作闲暇，进行了多次社会调查研究，“亲手从农村中收集材料”⑦，先后撰写了一批调查报告。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⑧等等。这些农村调查实践，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的具体运用的典范，成为毛泽东创新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的立足点。⑨

中国式独特革命道路的探索与第二个实践立足点。党成立初期，由于革命经验不足，在“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在“以俄为师”中，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经验和革命模式，不顾中国国情实际，表现出对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过度迷恋，先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先后失利。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实现了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上山下湖”的设想。上井冈山，开始是为形势所逼的行动，大城市打不下，起义军该向何处去？出身于农村、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刻了解、受绿林好汉啸聚山林、劫富济贫故事长期浸染和熏陶的毛泽东，也要上山做一做“山大王”，走出一条与别国不同的农村武装割据的独特革命道路。至于说真正认识到把革命的战略大本营放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并把它建设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并从理论上作出总结概括，那是后来的事了。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⑩。工农红军在农村站稳脚跟，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靠着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从自发到自觉，从照搬照套到独立探索从而找到一条独特的中国式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式革命道路理论的实践立足点。

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形成与第三个实践立足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政治统治之后，如何把资产阶级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出“没收”和“赎买”两种基本办法。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打算运用和平即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新生苏维埃政府被迫采取没收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方式问题，毛泽东曾总结道：“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当然，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逼出来的”。由于“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控制和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部门，完成了土地改革，“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能够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列宁的未竟遗愿付诸实践。我国把改造和建设同时并举，不仅社会没有发生大的震荡，而且还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在国际共运史上比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伟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与第四个实践立足点。1956年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成为摆在毛泽东和全党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段经历时谈道：“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而“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对于这个“抄”，毛泽东认为“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由于“缺乏创造性”，又“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所以，这不是“长久之计”。“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毛泽东在我们党内最早觉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弊端和缺陷，如政治上过度集权，缺乏民主，经济上对整个国民经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把农民挖得太苦等等。因此，在党内率先发出“以苏为鉴戒”，独立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召。毛泽东的探索实践成为“始于毛、成于邓”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基本立足点。

二、时代重大问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现实立足点

问题是认识之始，“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科学创造、理论创新的起点。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则是毛泽东思考和回答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立足点。

在我们党成立初期，由于革命经验不够，理论准备不足，虽然革命热情高，但是多年的革命工作，都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对中国革命“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搞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搞清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他“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在充分调查研究乃至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在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中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有立足点。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著作是他革命探索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许多理论上的立足点。

毛泽东1926年3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輧輯訛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是毛泽东为回应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撰写的。这两篇重要著作是毛泽东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正确认识中国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解决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的重大课题。

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不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輧輰訛，自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城市里，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那里，在书本上，指责毛泽东只有“狭隘经验论”，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照搬照套经典作家的词句而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来指挥中国革命，结果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由此引发了毛泽东对于“什么是理论、理论工作、理论家”的思考。毛泽东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说理论和理论工作者不重要，相反应该更加重视理论工作，更加重视理论工作者。而“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輧輱訛。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理论家“必须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輧輲訛。“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輧輳訛并在党内首次提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輧輴訛。而且以他宽广的国际视野，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輧輵訛同时，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輧輶訛。

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文献，是他思考和回答在强敌环视、敌强我弱、极端落后的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如何能够存在并获得发展，即中国革命应走怎样道路问题的理论成果。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农村逐渐成为党的活动重心和工作中心，毛泽东不得不思考和回答在国际共运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农村条件下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等一系列新问题，在革命低潮时期如何看待革命的发展前途、如何开展革命斗争，在游击环境中如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在异常艰难条件下如何保持军队的先进性和战斗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如何保持和巩固根据地并使其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战略基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逐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初步解决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輧輷訛。可见，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何以能够存在，井冈山革命道路何以可能的论述，是中国式独特革命道路理论的立足点；关于农村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论述，是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立足点；关于农村条件下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论述，是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立足点；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论述，是中国革命战略基地理论的立足点。

三、毛泽东确立宽广问题视角，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富于问题研究精神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善于从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出发并不断给予创新性回答和解决，从实践和理论上找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立足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www.xing528.com)

1.“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问题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问题，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离开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具体条件去寻求解决，而“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时代的问题只能由该时代人来认识并根据该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加以解决。“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一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问题只能由该时代该国家的人来认识。中国的问题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二是不能离开特定国家的特点来谈论问题的解决。列宁说：“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輨輳訛毛泽东历来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抽象、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而是主张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2.研究时代重大问题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透过纷纭复杂的表面现象揭示或抓住深藏在其背后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毛泽东强调：“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就是不要被表面的问题所迷惑，要作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找出问题内部以及问题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1956年春他花一个月的时间，床上地下，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掌握并概括了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个重大问题、关系和矛盾，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所以，不能就问题而谈问题，而且“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而“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

3.把在实践上解决问题与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列宁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绝不是一回事。”首先要在实践上解决问题。实践往往是理论的先导。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提出了问题，同时也肯定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我们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要引导人民群众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解决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其次要在理论上解决问题。即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再次要把在实践上解决问题与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把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为人们新的实践提供指导。

4.应当不断研究新问题、新矛盾，提出新理论，应对新挑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我们不能停下思考、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脚步。歌德有一句名言：“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马克思非常喜欢这句话。列宁就这句话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从生动的实际出发，从现实的确切的事实出发，不断分析、研究和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并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概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任何一种理论产生和形成以后，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都会出现“折旧”和“损耗”。时代发展会不断提出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旧的理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是不行的。所以，“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应对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