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科学：产生的关键因素

第一节　领导科学的产生

领导者及领导工作古已有之，在中国，当官的、首领、统领、统帅、“头儿”、都是人们对领导者的比喻。古话中“群龙无首”，“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都是对领导工作重要性的比喻。但领导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则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我国学习与研究领导科学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今也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然而，它一经出现，就引起我国各级领导和人民的关注。自1978年之后一批领导科学的著作出版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党和政府对学习领导科学也极为重视。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将领导科学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把领导科学列为党政干部必须学习的业务基础课之一。1985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领导科学概论》，在学术界被公认为是我国领导科学界最早的奠基之作，该书先后印刷10余次，发行80多万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1985年8月诞生了我国第一本领导科学的专业杂志——《领导科学》。⁽¹⁾1986年10月，当时任上海市领导的江泽民亲自主持上海市的“领导科学系列讲座”的开讲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时听讲的人数有5　000人之多。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版的有关领导科学的著述已有数百种之多。领导科学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它既是高校大学生、研究生的重要课程之一，也是MBA（工商管理硕士）、MPA（公共管理硕士）的必修课程。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需求的问答，要求从22门学科中，选出5门自己认为对工作有用，需要掌握的学科知识，领导科学获得了63．5%的选择率。现代化建设、科学管理、政治体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的实践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学习领导科学的欲望与热情，促进了领导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广。同时，领导科学的研究成果对政治体制改革，提高领导的水平，实行科学领导，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2003年8月年成立了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30多年来，与领导科学有关的教材、著述、论文等呈蓬勃发展之势，领导科学已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

任何学科的产生及推广都是有客观原因和社会条件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导科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

一、领导科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领导工作伴随着人类的劳动实践，自古就有。这是因为劳动是社会性的活动，需要人们相互间的配合和协作。原始社会的人类更是要“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力量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²⁾。有集体的联合行动，就需要有人进行指挥、协调，担任指挥、协调工作的人就是领导。

可见，“领导”工作的历史十分悠久。但领导科学的诞生是在领导实践几千年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之所以产生于现代，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

当人类走出小生产时代，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社会协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生产协作。这使得生产过程、管理过程以及与此相应的组织工作、指挥工作与领导工作变得十分复杂。生产的日益社会化，要求企业的上下、内外等一切相关因素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产品和工程的大型化、信息化使生产的结构复杂，功能多种，因素众多，涉及的领域广、部门多，信息量大。生产模式的这些客观变化，势必要求实施科学的组织与领导，势必要求组织者、管理者与领导者具备与客观要求相匹配的素养。

（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为神速。20世纪40年代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标志的现代科学的诞生，表明科学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呈现了“整体化”的趋势。现代科学的产生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对人的综合性思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当代，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到来，互联网、人工智能的产生，更是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挑战，使得生产的结构、规模、模式，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的结构、组织、功能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创造性思维、主体的能动性越来越重要。知识、人才对生产的作用与以往的历史时期相比，已大不相同。人们要有效地组织、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客观上要求摆脱经验式的领导，摆脱一时一地的主观随意的决策，摆脱集权的专制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向管理分权化、民主化发展，领导工作也要向科学化过渡。大生产和知识经济需要的不再是经验型的、孤家寡人型的领导。这要求领导者要具备系统的关于领导工作的科学知识，要具备相应的文化底蕴和素质，具有现代的思维方法。

（三）社会活动的复杂多变

社会活动的复杂多变，要求领导工作科学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世界经济一体化、各民族文化的空前交流与渗透，互联网的运用和“地球村”的形成，社会生活变得异常的复杂难测。现实生活中，处理任何一件较大的事件，往往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乃至外交和军事等重大的社会领域，涉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诸多的方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组织要有效地进行活动，顺利地实现既定目标，也要求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要求有能够实施科学领导的领导。

二、领导科学产生的条件

领导科学的产生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需要具备独立学科产生的直接的和必要的条件。

（一）领导科学产生的沃土

古往今来，对领导活动的研究成果是领导科学产生的沃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领导者、政治家在实施领导和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体会，思想家、政治家们通过著书立说，对其进行了提炼和总结，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鸿篇巨制和经典的阐释。在这些著述中不乏相当深刻的见解与研究。例如，集中了中国儒家思想的《论语》，我国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以及《周礼》、《墨子》、《尚书》、《史记》等古代文献，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等，对领导工作都有极为精辟的阐述。国外也不乏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世纪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近代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有对领导的工作（如统治、指挥、协调、控制等）的精辟阐释。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鲜活实践为领导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工人阶级领袖在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领导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独到的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自己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工作方法及群众路线，对关于领导工作的一系列的原理、原则、战略、战术、策略、方法等都有科学的阐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富且带有传奇的领导实践更是一座丰富的宝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管理产生的必然性、二重性的理论分析，《法兰西内战》对工人阶级的政权、领导人的产生方式等作出了真知灼见的预见和分析；恩格斯的《论权威》；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刘少奇的《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邓小平的《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江泽民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等都是对领导活动的科学总结，是这方面的经典代表作。

所有这些，为领导科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丰硕的思维材料和理论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领导科学产生的学科基础

领导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产生、发展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现代相关科学的诞生与成熟为领导科学提供了必要的学科素养。如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学、决策学、统计学、运筹学、预测学等的纷纷诞生与发展，孕育并催生了领导科学的产生，为它的问世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与借鉴。领导科学借助于它们的支持和营养，得以成长与壮大。研究领导科学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管理学、心理学、行政学、预测学、人才学等学科的发展对其的影响。现代社会涌现出来的学科群孕育了领导科学，使之成为20世纪蓬勃发展的学科群中的一枝奇葩；反过来，领导科学的研究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材料，注入了素材。

三、领导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中华民族来讲更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推动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急需领导工作的科学化，领导科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现代化建设对我国来说是完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的道路。17大报告对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表述又加进了新的内容，拓展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对领导工作和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生产条件下依靠经验、个人的胆识和谋略来管理生产、组织社会活动的模式，早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二）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

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中国全面改革的深入，社会管理也出现了许多的新问题和新动态，中央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2011年3月胡锦涛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胡锦涛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我们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我国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我国社会大局稳定，社会形势总的是好的。胡锦涛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加强实践探索和工作落实，深化认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规律，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努力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条件。(www.xing528.com)

时代的发展使得领导工作从其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与社会管理出现的新问题，催生了领导科学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势在必行。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经济决定政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向纵深发展。

被称为我国“改革之父”的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³⁾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作了论述。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⁴⁾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设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个原则：一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二是，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三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以不断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五是，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六是，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⁶⁾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⁷⁾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到：“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答道：“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从以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与战略部署。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其难度、深度、广度都超过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势必涉及领导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涉及行政领导的产生、考核、罢免等制度性变革，涉及领导职能的转变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何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灵活、高效、低耗的领导干部人事制度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人们常用“德才兼备”来形容领导干部的素质，但现实生活中，能真正做到“德才兼备”的领导是少数。有的领导是“好人”，但是“庸官”；有的领导是“能人”，但是“贪官”。这与他们自身领导素质的欠缺有直接的关系，也和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何方有关，更与现行的领导体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如何有效地监督、约束领导的权力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学习、发展领导科学。所以，当前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推动了领导科学的普及与发展。

在当前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我们还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内生的动力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动力。

中国加入WTO对政治领域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促使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目标是要建立服务型的现代政府。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其一系列规则协定对成员方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对成员方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可见，政府是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应对者。⁽⁸⁾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WTO规则涉及中国的300余项条款里，90%是直接针对政府的。针对WTO规则的要求，我国政府职能的现状与之却有较大的差距，表现在：第一是管理观念落后。政府总是注重对社会的“管”，服务意识欠缺。第二是运作职能脱轨。在政府职能的实现手段方面，仍然偏重于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运用得不够。第三是制度规范脱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某些政策和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致使涉外经贸政策互相拆台、互相矛盾，影响中央政府统一对外履行承诺。

（四）提高领导水平的需要

为了完成历史的使命，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就必须实施科学的领导。实现科学的领导，完成历史的重任，固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但事在人为。人的素质，领导者的素质和修养是实施科学领导最重要的因素。

1．党的事业需要全方位提高领导水平

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实现干部的“四化”要求，即领导干部要做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时代的要求，事业的要求。新形势下，党中央再三强调“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必须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是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提升党和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驾驭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依法行政的能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⁹⁾

2．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提高领导水平

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他活动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飞速发展的新形势所引发的这些新变化，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的新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重视领导素质的全面提升，改进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当今的社会日益成为学习型的社会，各行各业的各级领导都面临着构建学习型行业、学习型部门、学习型单位的任务。这样的任务和形势，要求作为领导者的个人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学习。在广泛的学习中，有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就是认真学好、学活领导科学。当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充分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领导的实质和领导者的本质，不懂得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不懂得知人善任，不能正确把握领导的原则和方法，缺乏当代社会领导者的德才素质，就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领导工作。

3．应对突发事件需要提高领导的水平

30多年的改革，在迅速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积累了一些矛盾，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暴露了出来，甚至在某一时间、每一地区有加剧的趋势和可能。随着国际恐怖势力的顽强与渗透，我国近几年的突发事件增多。有学者归纳了当前我国突发事件的整体发展态势，认为：第一，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不断增加，参与人员规模不断扩大。1993年至2003年，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加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事件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　400起增加到7　000起，增加了4倍。第二，突发事件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涉及的社会领域加速蔓延。而且出现了众多参与者并无直接利益冲突，仅仅只是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或是发泄个人不满。第三，突发事件的组织化程度愈来愈高，对抗性倾向大幅增强，有明确的分工、经费来源、宣传鼓动、互联网等。⁽¹⁰⁾

各级领导必须学会应对公共事件的反应与决策能力。尽管这些公共紧急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的因素，但领导者和各级党组织处理事件的速度、能力、结果、反响等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有的领导者个人对公共紧急事件处理缺乏足够认识，或者领导者缺乏快速决策与处理事件的能力或素质，就很难有效处理各种突发性的危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就难以得到保证，社会稳定与发展就难以形成。党的决策机制内必须引入应急决策，这已成为完善党的领导决策机制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对于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来说，要担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就必须建立起完备的内部应急决策机制，时刻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环境危机、公共卫生、人为灾难等，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