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价值与应用

第一节　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

一、枫桥经验的形成

枫桥经验是“社教”的产物，它起源于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改造的试点。在激进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地方在对“四类分子”改造中产生的过火、过激的行为，包括斗打、乱捕、乱杀事件十分严重。一些地方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进而发展到斗打“四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一些地方的“四类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并不鲜见。对此，毛泽东主席早有察觉。在1961年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说:“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¹⁾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浙江农村枫桥区的做法被时任公安部领导的谢富治口头汇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对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服”“四类分子”的做法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当即表态: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他要求公安部上报汇报材料，总结其中的做法。后来他在有关枫桥经验的讲话中说:“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监督、教育、改造工作，应通过群众来做。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以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²⁾同年11月，经过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的蹲点研究和讨论总结，形成了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1964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了枫桥经验。此为发生于“社教”运动的枫桥经验。

1964年2月，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农村“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的政策问题，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可惜的是，枫桥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仅仅两年，一场更加激进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枫桥经验曾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二、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的演进

是改革开放使枫桥经验得以重生。1977年10月，由国家公安部干部组成的枫桥经验工作组进驻诸暨。一场关于“四类分子”摘帽运动的试点工作又一次历史性地落在了枫桥镇身上。经过调查，枫桥镇夹紧尾巴做人的“四类分子”在动乱年代都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实。1978年，在枫桥全区的“四类分子”中，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占89%，有破坏活动的只有1.4%，这有力地证明了给他们摘帽的时机已经到来。经过多次试点，枫桥全区累计为3 279名“四类分子”摘除了帽子。⁽³⁾此后不久，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对枫桥的摘帽试点予以了高度评价:“枫桥的干部、群众坚决贯彻党的政策，该摘的坚决摘……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人民日报》也为此专门发表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的文章。⁽⁴⁾一批长期在社会边缘求生的人获得了新生的机会。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初，我国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刑事案件和各种治安问题大幅度增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着改造人和教育人成功实践的枫桥经验再次被推荐给高层决策者。虽时过境迁，但枫桥经验始终在与时俱进。回应时代的要求，枫桥创造了帮教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以公社为单位的三级调解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农村治保会得以健全。在对犯罪分子“狠抓严打”的同时，防范、建设、管理、改造等综合治理的机制和措施在枫桥逐步建立起来。

三、枫桥经验的主要内涵

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枫桥经验始终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优良的治安环境”为己任，紧紧抓住“依靠群众化解社会矛盾”这一主线，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为目标，不断拓展和丰富着自身的历史和时代内涵。作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层样板，枫桥镇创造了一系列“化解矛盾在基层”的有效机制和方法，主要包括:

1.“四前”工作法(www.xing528.com)

“四前”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加强化解基层矛盾的组织网络建设，发挥党政机构和民间力量两方面的积极性；将化解矛盾的重点环节前移，强化预测、预防的环节；矛盾纠纷一旦发生，重在加强各种途径的调解。“四前”的精髓是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2.“四先四早”工作机制

“四先四早”即预警在先，矛盾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通过“四先四早”，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都是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机制和方法。

3.大调解机制

经过长期努力，枫桥镇形成了党政领导、部门参与、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大调解”格局和机制。枫桥镇已先后建立了镇、管理处、村（居、企）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全镇共建调委会59个，有人民调解员358名，纠纷信息员328名，已形成了“组织成网络、人员遍角落”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并建立了“镇村联动”工作机制。一旦发生纠纷，村（居、企）调解员及时受理，快速调处。对于没有经过调解直接起诉到法院的矛盾纠纷，劝导当事人首先寻求调解途径解决纠纷。⁽⁵⁾

4.网格化管理

近年来，枫桥镇以社会管理网格化为抓手，构筑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纵向联动、横向整合”的社会管理网格系统。在纵向上，全镇分为三级网格。镇作为一级网格区，责任主体是镇党委政府，由镇综治工作中心具体负责。二级网格区是片区网格，全镇按片分为三个二级网格区，网格责任主体是三个片综治分中心，主要职责是调处各村上交的矛盾纠纷。对不能调处的矛盾纠纷按程序移交镇综治中心。三级网格区是村一级，全镇按村分为28个三级网格区。网格责任主体是村两委会，主要职责是细化、实化村级综治网格化管理。村级网格将村以村民代表数划分为相应数量的网格，每个村民代表直接联系一个网格内的农户；每个村两委干部通过联系若干村民代表，间接联系若干个网格内的农户。在横向上，主要是从“纠纷化解网格化、土地管理网格化、社会人管理网格化、社区警务网格化、安全生产网格化和应急管理网格化”六个方面实现横向整合。⁽⁶⁾

新时期枫桥经验着眼于维护稳定、促进发展。1998年8月，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诸暨市委联合组成调查组，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经验，再次得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公安部、中央综治委的肯定。《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介绍了新时期的枫桥经验。⁽⁷⁾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枫桥经验产生于阶级斗争的年代，它发端于“社教”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后来在对“四类分子”摘帽的试点中又丰富了其内涵。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枫桥经验顺应时代要求，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循着这一方向，枫桥镇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综合治理工作方法和全覆盖的组织网络，枫桥经验蜕变为“积极探索源头化解矛盾、维护基层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方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维护基层稳定的“维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