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深受其总体文化氛围的影响。例如，许多作家曾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同样，许多中世纪的神学家也被亚里士多德主义所影响，要么是把他的某些观念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中，要么是为了反驳这种思想。我们在基督教与现代西方思想三个主要运动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关系模式。这三个运动就是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运动的兴起在很多方面向基督教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激发了基督教更深地探讨自身遗产中的某些部分。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推动了基督教重新发现旧约中关于社会方面的教导，并把它们应用在自己现今的社会处境中。
启蒙运动将西欧和北美的基督教带入相当不确定的一段时期。宗教改革以及随后而来的宗教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在欧洲大陆尚未得到医治，一个针对基督教的更新更强烈的挑战就迎面而来。如果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向教会提出的挑战是使其重新思考那些表达自身信念的外在礼仪和形式的话，那么启蒙运动所瞄准的则是基督教本身的理智基础，这使基督教在几个方面受到威胁。这种挑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这时在欧洲大陆兴起了笛卡儿主义，而在英格兰则产生了影响日增的自然神论。当人们把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揭示宗教的理性根源之时，这无疑给基督教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他不仅在哲学上有卓越成就，也以捍卫公民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而闻名。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审查制度十分严厉，伏尔泰仍然公开支持社会改革。他的论说以讽刺见长，常常抨击基督教会的教条和当时的法国教育制度。雨果曾评价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评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全能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分辨出这个信念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人们论证说，基督教的信念是理性的，因此能够承受对它的批判性考察。这种思想在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中以及德国早期沃尔夫学派中都可以看到基督教是对自然宗教的合理补充。上帝启示的观念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其次，人们认为，基督教的基本观念是理性的。因为有关上帝的学说同样是一种自然哲学，同样是一种科学理性。因此能够从理性自身中推演出来，没有必要诉诸上帝启示的观念。随着这种看法被托兰德在其《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以及马太·延德尔在其《基督教与创世同样古老》中阐述出来，基督教就在本质上成了自然宗教的翻版。它并没有超越自然宗教，而只是它的一个例证。所有所谓的“启示宗教”实际不过是人们对自然进行理性反思能认识到的东西的确认。“启示”即意味着对已适用启蒙理性的道德真理的合理认识。
最后，理性判断启示的能力得到肯定。由于批判理性是全能的，因此人们论证说，它有一种至上的资格来判断基督教的信念和实践，以消除任何非理性或迷信的成分。这种观点把理性稳固地置于启示之上。在1793年及随后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巴黎圣母院人们把理性女神推上宝座就是一个象征。
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发生于欧洲的一场运动，因此它在文化上最常遭遇到的宗教形式就是基督教。启蒙对宗教的总体批判其实常常可以具体化为对基督教的总体批判，这使基督教的教义被置于这种史无前例的批判性价值重估之中。其结果就是，法国启蒙运动作家能够倡导将基督教当做是过时和无用的信仰体系而全部抛掉。在其《宽容协议》一书中，狄德罗论证说，英国自然神论者允许宗教存在，就已经使自己妥协，因为它本应该被完全除掉，但理性主义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浪漫主义的兴起将证明这一点。
浪漫主义
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对于理性主义贫乏本性的忧虑日益流露出来。理性一度被看做解放者，现在却日益被视为灵魂的奴役。
“浪漫主义”很难定义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或许最好把这个运动看做是对启蒙运动某些核心信念的反对，这些信念中最著名的一个主张是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实在。这种将实在简约为一系列理性化的东西的做法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无异于粗暴的误解。如果说启蒙主义者诉诸人的理性，那么浪漫主义者则诉诸人的想象力；通过想象力人们才能认识到那奥秘的深层意义，这奥秘表明人的心智甚至不能理解有限的世界，更不用说超出其中的无限。这种看法被很好地表达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中，他赞扬人的想象超越了人理性的局限，摆脱其束缚，经有限者而达到无限者。
浪漫主义因此发现自己既不喜欢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也不喜欢启蒙运动那些理性的道德说教。他们都没有公正地对待世界的复杂性，都试图把“宇宙的奥秘”——威廉·施莱格尔著作中常用的典型浪漫主义的术语简化为排列整齐的公式。(www.xing528.com)
理性能力的局限可以在这种情感之中分辨出来。理性的威胁是要把人的心智局限在那些简化的东西上，而想象则能够将人的灵魂从这种自己设置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使其发现更深的层面，即在日常世界中能够被识辨出来的某种模糊和吊人胃口的东西。无限寓于有限之中，能够通过想象和情感认识到。正如济慈所说的：“我不能肯定任何东西，除了心灵情感的圣洁以及想象力看到的真实。”
《耶稣第一次在人们面前显现》
《圣母子》
对人之情感或情绪所具有的认识意义的强调补充了对于理性之贫乏性的反抗。理性主义关注人的理性；而浪漫主义则关注人的情感，在其中看到通往“所有奥秘的道路”。这种“情感”被看做是指向无限和永恒的，它为更高领域的开启提供了钥匙。因此，启蒙接着机械地求助于理性，通过诉诸贫乏的哲学，试图压制这些更高领域的知识。现在人的主体性和内在性被看做是无限性的一面镜子。人们也开始重视音乐，认为它“比任何道德或哲学更能启示更高的秩序”。
浪漫主义的发展给欧洲基督教带来了诸多的影响。基督教为理性主义所不喜欢的那些方面却令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着迷。理性主义在经历和情感上面被认为是有缺欠的，不能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些需要传统上由基督教信仰来满足。正如夏多布里昂对19世纪前10年法国的状况所做的评论：“人们需要信仰，渴望宗教安慰，而这是由于人们已经长时间得不到这种安慰了。”18世纪末，德国的情况也可以用类似的话来概括。
很明显，在英国、德国和北美，理性主义已经不再能够削弱宗教的基础。18世纪德国虔诚派和英国福音派表现出的新鲜活力是理性主义失败的明证，理性主义面对人们普遍感觉到的个人需要和意义寻求，并不能提供更好的解决途径。哲学被看做是贫乏的、学究式的，它不仅脱离生活的外在实在，而且与人内在的良知生活脱节。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人制造了宗教，而宗教却不造就人。宗教只是那些或者尚未认识自己或者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人的一种自我意识或自我评价。”宗教是社会经济之异化的产物。它源于异化，同时又以某种精神上麻醉的形式加剧了异化，使得大众不能够认清他们自己的处境，以便能够有所作为。宗教是一种安慰，使得人们能够忍受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异化。如果没有这种异化，也就不需要宗教。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分离给这个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了异化。
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世界中的事件会相应地导致精神世界的变化。宗教因此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改变这些条件，经济异化就会消失，宗教就不再存在，它就不再会有任何作用的功能。不公正的社会条件产生了宗教，而其反过来又被宗教所支持。“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也就是间接地反对宗教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马克思因此认为，只要宗教还能够满足异化的人们生活上的需要，宗教就会继续存在。“真实世界的那种宗教映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消失，即日常生活的实践关系赋予人的不是别的，而是关于其同胞和自然的可知及理性的关系。”换句话说，现实世界中的改革对于人们脱离宗教是有必要的。马克思因此认为，当共产主义实现了非异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后，对宗教的需要就会消失。随着物质层面上需要的消失，精神上的需要亦会消失。
在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日益成为抽象的理论家，和工人阶级脱离，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社会革命的观念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和说服力。在美国和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中的影响要比其在社会中的一般影响更显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已经以适应某种适当修正的方式在现代基督教神学中找到了自己的途径。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尽管不能实际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但已经表明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洞见中吸收了很多东西。
《抱着圣婴的圣母》
《最后的审判》米开朗基罗（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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