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十四届美学大会，从北京去赴会，时间紧促

中午离开家去机场，要去卢布尔雅那参加第十四届美学大会。这是一次世界美学的盛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三年前我在瑞典学习，从瑞典乘船去芬兰的小城拉赫底赴会，那次会议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次是从北京去赴会，会议9月1日就召开了，我现在才出发，时间算得紧凑了一点，好在有一个时差，能给我额外的七个小时。飞机到达维也纳后要立即转乘夜间火车到卢布尔雅那。这么走，走这条路线，主要是为了省钱。虽说路费回来后可以由国家人事部在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出国参加会议的项目下报销，但花国家的钱也该省着点。如果换成从莫斯科转机，直接到卢布尔雅那，要花双倍以上的路费。国际航线上的机票价格很怪，常常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从家到机场，遇上第一次惊险。叫一辆出租车，本以为时间足够宽裕，但偏偏碰上严重堵车。出租车司机设法在车海里钻来钻去，可无济于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逐渐变得万分紧急。我从车里钻出来，到前面求情，请挡着路的车让路，那位机敏的出租司机随即跟上。

终于通过堵得最厉害的路段，赶到了机场，用十多分钟的时间通过各种关口。虽及时登上了飞机，心里仍后怕了好久。

飞机上的十小时，基本上在吃饭和打瞌睡中度过。遇到几个人。坐在我右边的一位乘客，原在国家科委工作，由科委派到奥地利工作，后脱离科委自己办公司，想把德国制造的有机肥料技术引进到中国，在中国办厂生产这种肥料。据说他的肥料不使土壤板结，可使农作物增产百分之二十。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个中国女子皮划艇队。一群身强体壮的女运动员，不停地大笑大闹。听说她们是去匈牙利参加一场比赛。坐在我左边的是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男的是斯洛文尼亚的汉学家，女的是中国人。分别打过招呼，聊聊天。飞机上放了一个英文电影，水平一般，看完就忘了。

飞机到达维也纳后，我赶紧出去等行李，争取尽快赶到火车站，赶上去卢布尔雅那的夜班车。在行李处等行李花了很长的时间。别人的行李都差不多取完了，我的还没有出来。以前有一次去加拿大，在法国转机，被浪漫的法国人把我的行李转到了非洲，过了好几天才找回来。那次时间宽裕，还好办。今天时间这么紧，再遇到这类事就糟了。正在着急时，我的行李出来了。我拎着包，匆忙在机场换一点当地的钱，就出去等汽车。偏偏这时又碰到一个看错了机票时间的香港人。那人是香港的一个化妆师，出来旅游，却错把今天当成9月1日，连夜从苏黎世赶来，扑了一个空。他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英语，会一点点普通话，急得站在机场团团转，只要看见有点像中国面孔的人就迎过去求人帮忙。可遇上的几个都不会说汉语，不是日本人就是韩国人，还有在西方长大的东方人后裔。他终于找到了我。于是，我带着他乘上从机场到火车站的汽车，一路进城。让他在车站附近找一个旅馆住下来，告诉他明天再乘同样的车回机场。而我则赶去问火车票。

维也纳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一进城就可以感到这个城市的气象不凡。真想在这里停下来玩几天。但这时已晚上七点多钟，我必须连夜赶往卢布尔雅那，明天早晨就开会了，等回来时再找机会吧。

在维也纳火车南站，售票员告诉我，所有去卢布尔雅那的火车都已开出了。我问还有什么办法，售票员不知道。我再去问火车站的问讯处。问讯处的人查了电脑，告诉可以到西站试试，那儿有九点多钟的过路火车，但不知还能不能买到票。在我的印象中，在欧洲，火车票还是很好买的。于是，我连忙乘出租车赶到西站，终于在那儿买到晚上九点二十的火车票。

乘这趟火车比较辛苦，要烧一个圈，先乘上从维也纳开往瑞士苏黎世的火车，到奥地利与德国交界的萨尔茨堡下车，在那儿等二十分钟，再乘上从德国慕尼黑开往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的火车，在途中的卢布尔雅那下车。

上车后，人挺多，我勉强找到一个位置，坐在车上不敢睡觉，怕睡过站，也担心火车晚点误了转车。看看窗外，天已全黑了，只看见静静的原野和山谷。到了一个停车站，列车员就用含混的德语报一下站名。我问问邻座的人，他们叫我放心，半夜时分火车才会到萨尔茨堡。当然，我的心放不下来，这件事很重大，如果这时坐过了站，可不是闹着玩的。误了去开会不说，夜闯德国或瑞士，又没有这些国家的签证，可就麻烦大了。在欧洲就是这样，国家小，在火车上睡一觉，就可能经过了好几个国家。边境警察又特别喜欢小题大做，谁被碰上谁倒霉。终于，火车准点到达，我及时下了车，一切正常。

从慕尼黑开出的这趟车上有一块牌子，叫“东方快车”（Oriental Expss）。在中国人的耳朵里，这个名字有一点惊险的意味，但对于我来说，赶上这趟车，说明安全而及时到达会议地点有了保障。冒险这么晚才出门，到此为止可以放心了。车上很空，我挑了一个没有人的包厢，钻进去，把座椅放下来，迷迷糊糊睡着了。

早晨四点二十分，进入斯洛文尼亚境内，边境警察上火车。检查了护照和签证，看了邀请信，问了几句话，盖个戮。早晨六点，火车到达卢布尔雅那。

来这儿之前，人们听说我去一个从前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国家，都让我注意安全。三年前我到芬兰拉赫底开会。就在会议期间，一位从克罗地亚来的塞尔维亚族代表在会议期间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没法回去了。后来听说，那次被赶走的塞族人有二十万，听了真有点让人心惊胆战，出来开一趟学术会，仅几天的功夫，就变得无家可归。最近，又听说科索沃有事，不知斯洛文尼亚的情况怎样。

到了卢布尔雅那才知道，这是一个漂亮而宁静的城市。当年南斯拉夫联邦分裂时，斯洛文尼亚只经历了几天的混乱，就一切正常了。

下车后，费了不少劲，其间问了不少过往行人，都很热心，但指的路都不对，害得我背着沉重的行李来回跑。后来还是一位警察开车带着我去一岗亭里查地图，才弄清会议筹备组的正确地点。又经过在筹备组留守的人指点，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会议大厅。这时是早上七点钟。我把行李存在会议登记处，然后出去找一家咖啡厅吃早饭。

会议开幕式是早上十点钟开始，我旅馆还没安排好，没别处可去，就在咖啡厅坐了一会儿，喝两杯浓浓的咖啡提提神，八点钟就去了会议大厅。这时，已有不少人陆陆续续地来了。

见到了一些过去会上见过的熟人，打打招呼。与日本东京大学的佐佐木健一教授聊了很长时间。佐佐木教授是国际美学协会的副主席，曾积极努力，促成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美学组织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为中国的美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受中华美学协会秘书处的委托，向他致谢。接着我与他谈了一些中国美学界的情况，从历史谈到现状，意在向他介绍，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美学研究者，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美学大讨论，有过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与欧洲一些国家只有几个到几十个美学研究者不同，中国美学学会会员就有好几百，而美学爱好者则成千上万。我又谈到希望今后能加强中国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以及与日本美学界的联系。佐佐木教授对我所说的情况和意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正谈着，来了理查德·伍德菲尔德（Richard Woodfield），根据前不久通讯选举后所作出的决定，要让他当新一届的美学协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位学术活动家，喜欢组织各种美学方面的学术活动。我以前在乌普萨拉和哥本哈根都见过他，他是冈布里奇（Enst Gombch）的忠实信徒，有一次乌普萨拉开会，他带来一盘冈布里奇讲话的录音带，告诉大家，这盘录音带不久将在BBC上播放，大家可以提前听到。听众们听了他这句话，都笑了一笑。那次在哥本哈根开会，有人说起几部当代西方批评冈布里奇的作品，他立刻就很愤怒，表示那些都不值得一提，谁喜欢那些作品，谁就是幼稚。我问伍德菲尔德是否还在帮助《英国美学杂志》工作。他说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现在他关心的是利用因特网来进行美学交流与合作。他要建立一个全世界范围的美学网络，还告诉我一些网址，并带我去会议上供大家用的电脑前，演示给我看。还告诉我，国际美学协会办的《美学年刊》，已出过一期，现在没有钱办，印刷和邮寄费用都很高，将来也可放在因特网上，让大家自己去取。（附注：他的这个设想后来实现了。国际美学协会年刊从第二期起就改为在网上发行。）紧接着，话题又回到美学的国际网络上来。看来那段时间他满头脑都装着这件事。他说，中国应在东亚一带起重要作用，问我有没有上网，让我协助他。我说上了，让我做什么，我将尽力而为。（附注：会后他来过一封电子信，算是联系上了，但进一步的工作还未展开。）

开幕式后，上午的活动是听两篇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会议组委会主席，斯洛文尼亚美学协会主席阿列希·艾瑞亚维茨（Aless Erjavec）的主题发言，题目是《作为哲学的美学》，这也是这次大会的主题。艾瑞亚维茨是大会组织者，又是通过通讯选举已经确定的下一届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雄心勃勃地要谈一点带方向性的看法。艾瑞亚维茨的讲话中两个方面的意思似乎特别重要：第一是讲“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取消了哲学家作为立法者的地位，而使他们成了阐释者，同时，由于任何物体都可以在“制度”的运作下被当作艺术，艺术与自然的区别也就取消了。作为一个拥护“后现代”思想的学者，艾瑞亚维茨认为艺术的规范仍然应该存在，应该重新确立，也就是说，要走出“制度理论”。艺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现象，应该予以相对独立的理论思考。他赞同阿瑟·丹多（Arthur Danto）在1997年出版的《艺术终结以后》一书中的一个观点：“艺术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不变的、超历史的本质，但它只有通过历史才能显示出来。”第二是试图对美学的研究对象作重新规范。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学被当作艺术哲学，是一种元批评。而他认为，我们可以将美学理解为一种艺术哲学，但同时，也应该对与这个概念和术语以各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其他意义的合法性予以承认。这似乎是一种回到古典的对美学的定义，但他提出了一些理由为他对美学的理解作补充。他认为，现在我们所处的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无论对于艺术，还是对于美学，都是如此。这一过渡是从传统的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过渡，由于这种跨文化性，传统的美学的概念必须突破。这一过渡也反映在现今艺术和文化中的所谓“规范空白”（normative vacuity）上。美学要重新找回规范，而不是满足于阐释，要接触日常生活，而不是钻进象牙之塔。艾瑞亚维茨的讲话与其说是提出一个全新的视野，不如说反映了这些年在国际美学界出现的普遍呼声。

在他后面讲话的是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阿诺德·贝林特（Arnold Berleant）。这是一位喜欢做一些最新潮课题的美国长岛大学教授。近年来，他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环境美学》，另一本是《美学与接触》。贝林特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重新思考美学”，呼吁对现代美学的基础进行彻底的重新考察。他认为，现代美学是以哲学为前题和基础的，而新的美学要从审美探求（aesthetic inquiry）出发，而不是从审美探求之外的哲学传统出发。由这种美学还可引导出一种新的哲学研究，或用他的话说，一种新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方法。可惜他今天没讲“环境美学”，我倒是更想听听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只好以后找他的书读了。他是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大概在今天这场合，他也是想借此机会发表一些带有方向性的见解。

中午是执委会会议。因为中华美学学会的秘书处没有人参加会议，故临时委托我代理。会上讨论了一些具体的事务。如《美学年刊》原来的编辑者，瑞典的约然·索尔美仁辞去了编辑工作，要寻找新的编辑，协会的《通讯》也要找新的编辑等。在今天的会上，只是意向性地就这两项人选提出可供考虑的人选。

午餐后，我匆匆忙忙去大会服务处，在那儿打了几个电话找旅馆。开会前我没有从中国给大会发信预定旅馆，原因是事先不能肯定我申请来开会的报告是否能批下来，同时也没想到旅馆会这么困难。还好，经过一番努力，旅馆找到了。

下午第一位发言的是美国加州柏克利的马丁·杰（Matin Jay）。这是一位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专家，他有一本书，书名是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23-1950，全名应译为《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中译本以《法兰克福学派史》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很有影响。那本书是1973年出版的，时间较早，内容主要是社会研究所的早期情况。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至少有四本重要著作出版。他今天讲的题目是“漂进了危险的水潭之中：审美经验与艺术作品的分离”（“Drifting into Dangerous Waters：The separa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from the Work of Art”）。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符合大会的主题，在今天讨论这样的题目，也极具有挑战性。可惜他以极浓的美国口音、极快的语速来读一篇内容很抽象的美学论文，仿佛是在赶钟点，让人听起来很吃力。主持人是一位英国人，看来他听得也费劲，好几次提醒马丁·杰，让他读慢一点，并告诉他，这是一次国际美学会议，参加者绝大多数都不是以英语为母语，很难适应他读论文的速度。其实，如果有人像这样读中文论文稿，我听着也会累得慌。他每次听到提醒就放慢几分钟，随后就又快起来，真拿他没法。会后我找到他，想借他的论文复印，但那儿的设施不好，没能复印成。只好等以后他的论文发表后再找来读了。

紧接在他后面讲演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卡罗琳·考茨梅尔（Carolyn Korsmeyer）。这位女士我199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会上见过。近年来，她与人合著过几本女权主义与美学关系的书，很受美国美学界的重视。在这次会上，她讲作为审美经验的“厌恶”（disgust）。她的发音清楚，又放了许多幻灯片，听上去很轻松，与前一位发言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心理学家们把人类的情感区分为肯定性情感和否定性情感。肯定性情感给人以快乐，而否定性情感给人以痛苦。否定性情感有多种多样。人类将否定性情感容纳进审美思考之中有一个历史过程。最早从审美角度分析否定性情感的可能是亚里斯多德。他讨论了悲剧引起的两种情感，“哀怜”（pity）和“恐惧”（fear）。在此后的漫长的美学史中，其他一些否定性情感都受到了美学家们的重视。但是，在这种种激起否定性情感的事物中，“厌恶”最难以获得审美欣赏。康德曾说过，引起厌恶的丑不能如实描绘。（附注：康德的话宗白华译为：“狂暴，疾病，战祸等等作为灾害都能很美地被描写出来，甚至于在绘画里被表现出来。只有一种丑不能照实在的那样表现出来，而毁灭一切审美的愉快，毁灭艺术的美，这就是那令人作呕的现象。”在这里，（“作呕”disgust即这儿所译的“厌恶”。）在中国，长期以来，搞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人都持一种观点，现实中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反映到艺术中去的，例如苍蝇、毛毛虫、大便等等，因为它们会破坏审美愉快（许多学者，包括鲁迅先生，都说过这样的话）。考茨梅尔的这篇长长的论文就致力于从心理学和生理学，从引起“审美厌恶”的对象等方面，论证康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她认为，这些使人厌恶或作呕的对象是能够成审美对象的。其实，这几年，“厌恶”已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学话题，199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叫《厌恶的解剖》（The Anatomy of Disgust）。这件事我也听说过。尽管如此，在如此重要会议的第一天，安排整整一个小时的全体大会发言让她讲“厌恶”，仍给我以强烈的震撼。也许在我们中国，也应该有几篇扎实的论文，认真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接触当代文学和艺术，就会发现这种“厌恶”的对象已经常出现，对之进行理论阐释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厌恶”能够成为一个美学话题，是近年来美学风气在发生变化的结果。美学作为元批评，与审美经验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已维持了几十年。这些年来有一些变化，呼吁重新回到审美经验。这次会上，前面几个人的讲话也在作这样的呼吁，而考茨梅尔的发言则提供了一个这种研究的实例。散会后，我拎着行李沿着大街，凭着一张市区地图去找我的旅馆。办好旅馆登记，进了房间，我痛快地洗一个澡。夜里没睡好觉，又经过这一整天的紧张会议，实在是太累了。真想睡一会儿。但这时还不行，晚上还得去参加一个招待会。

晚上的招待会地点是在卢布尔雅那古堡。这个城市不大，不到三十万人口。用这个城市市长的话说，“城市周围的森林一直延伸到市中心，规模适中，符合人性，而且又拥有巨型城市所具有的知识，文化生活和创造性。”（摘自卢布尔雅那市旅游手册）在前南斯拉夫各国中，这儿的生活水平是最好的。街上的建筑，社会状况，都与奥地利差别不大。全国人口才二百万，据说开汽车从卢布尔雅那出发，无论向哪个方向，都可在两个小时内出境。真正的小国寡民。城市分旧城和新城。旧城被卢布尔雅那尼卡河环绕着。城外是一些新的建筑，而城里则有各个时代的建筑，以巴洛克建筑为主。旧城的中心，是一座小山，山顶上就是古堡，古堡有一个白色的塔楼，这是全城的制高点。晚会就在这塔楼里举行。

这是以卢布尔雅那市的市长名义办的一场招待会（reception），它不是宴会（banquet），因此也没有多少可吃的。参加招待会的人每人手执一个酒杯，里面是葡萄酒，再拿一个小纸盘，从送来的小吃中挑一点放在小盘中，就这样边吃、边喝、边走来走去。市长致完欢迎词后，大家互相说说话。

招待会上，我见到了以前认识的一个英国老太太弗兰西斯·贝伦松（Frances Maria Berenson）。她以前曾到乌普萨拉给我们讲过课，她把维特根斯坦和梅洛·庞蒂的关于思想和语言关系的理论讲得很透彻。这位老太太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教授。记得她过去是一位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的教师，这种学校可能相当于我们的电视大学，但她的课讲得很好。当时，我曾就怎样对日常生活中一些概念的定义，比如说，桌子，虽极容易认知，但却很难下定义的现象，与她聊过很长时间。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而我也博士毕业，回国工作了。在那儿还见到丹麦的一位女教授玛里安娜·玛尔库森（Marianne Marcussen）。她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艺术史教授，和我在乌普萨拉的老师很熟悉，每年都要到乌普萨拉去参加一次北欧美学会举办的“冬季会议”。（附注：北欧美学会每年举办两次会议，一次叫“冬季会议”，每年的三月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召开，另一次叫“夏季会议”，在北欧各国轮流召开。）有一年北欧美学会的“夏季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她邀请我去了，会后还特地把与会者都请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她基本上是一位艺术史的考证派，反对应用风格法鉴定作品年代。她有一篇文章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文章是讲群雕“拉奥孔”的创作年代不能根据其风格来鉴定，因为人们很难看出这个产生于希腊化时代的作品与米开朗其罗的“大卫”像在风格上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鉴定出它的真实创作年代。

招待会上与一些乌普萨拉的同学在一道聊了很长时间。我在乌普萨拉的同学中有七人来参加了会议，他们中有些已经毕业了，有些还没有毕业。老同学见面，大家都很高兴。我告诉他们我回国后的情况，他们则谈谈系里的事。可惜我们的老师约然·索尔本没能来。去年夏天，我离开瑞典前，曾到乌普萨拉与他告别。并说我回国后要争取到卢布尔雅那参加这次会。他听了很高兴，说到时候又可以见面了。我来这儿参加会议前，曾给他发一电子信，告诉他我得到批准来参加会议的消息。他回信说，他不去参加会议了，但系里会有不少人参加。我对来开会的几位同学说，带来了一瓶中国酒，希望在会议期间能一道找一个时间和地点，一块儿把它消耗掉。

有些上次会议上认识的熟人没来。上次会议的主办者索尼娅（Sonja Servomaa）就没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问我的一位芬兰同学，他说也不知道。另外，印度学者苏克拉（A．C．Sukla）也没见到。这个会议时间可能对美国学者来说也不怎么合适，正赶上他们开学时，恐怕他们会有一些困难。上次国际美学会见到一位日本裔的美国教授，另一次在加拿大的美学会上还见到一位叫罗伯特的美国教授，他们两人都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都没有露面。一些美学界的名人，理查德·乌尔海姆、阿瑟·丹多都没到，还缺现任的英国美学杂志主编拉马克，一位喜欢谈“风格”的风度翩翩的学者。听说明天约瑟夫·马克里斯会赶到。

晚上又与一些从日本来的年轻学者聊了很长时间。主要是谈现代美学在日本和在中国起源的情况。认为是日本人先把Aesthetics翻译成“美学”两个汉字，中国人这么译是向日本人学习。我过去在翻译一篇文章时碰到过这个问题，现在正好向他们请教。我们还谈了其他一些美学上的问题。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的。到十点多钟时，一些老先生开始退场，年轻人还愿意多聊玩一会儿。我实在太累了，跟着第一批退场的人回去休息。

一早离开旅馆。从住的旅馆到会议中心要步行二十分钟，听说也有公共汽车，但车次少，还是步行的好。昨天一天，总是走来走去，对城市的情况也熟悉些了。沿着一个长长的沿街柱廊，走到一个小市场。欧洲每个城市中心都有这样一个小市场，小摊贩们卖菜、水果和一些工艺品。早晨时间紧，我没敢停留，直奔会议中心。

今天的会议9点开始，我到达时约8点。会议中心的大厅里人还不多。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此放了一个柜台，推销该出版社的书。我走过去对出版社的女推销员说，想买一本最近一期的《英国美学杂志》，因为这一期杂志上有鲁道夫·阿恩海姆为我的一本英文书写的书评，我想要阅读和保存。她立刻拿来一本，说作为礼物送给我，不收钱，随手又送我几份新书预告。

我对她推销的《美学百科全书》很感兴趣。这是一本刚刚出版的美学百科全书。这本书前几年就在筹备，我在乌普萨拉学习的系里有老师参加了一些词条的编写工作。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苏珊·布希（Susan Bush）还给我寄过她写的“中国艺术理论”的词条稿，并在词条中提到我的研究。现在书终于出来了。我问价，她说，原价是600美元，会上的优惠价是400美元，运费由出版社付。我听了心动，但对于一个中国读书人来说，这笔钱毕竟数量不小，于是决定还是再考虑一下再说。

昨天全天都是大会发言，所讲的是大会组织者打算特别突出的几个题目。今天则各分会场同时举行会议。听会的人都手持一本总时间表，选定自己的发言，按时到表上所标示的地点去。整个会议总共有十二个会场，因此，大家都拎着一个会上发的，印有会标和市地图的纸袋，在各个会场间串来串去。在一个会场听完某人发言，又赶到别的会场听另一个人发言。

上午，我先去了“艺术表现和文化认同”会场。发言者有波兰学者波赫丹·茨米多克（Bohdan Dziemidok）和瑞典学者拉兹—奥洛夫·奥尔贝（Lars-Ol of Ahlberg）。茨米多克是国际美学协会的第一副主席。奥尔贝从乌普萨拉大学来，也是我老师的学生，比我早几年毕业，现在，他在乌普萨拉大学的文化学系当系主任。我们系里的seminar他常参加，因此，我在乌普萨拉时与他常见面。我的老师过六十岁生日时，他主编了一本纪念文集，为老师祝寿。大会选他当下一任国际美学协会第二副主席。这两个发言都讲文化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中国学者近年来对文化问题也很感兴趣，但与西方人的侧重点似乎有所不同。中国人在从艺术走向文化，而他们则是把艺术放在文化问题中考察，以克服过去的普遍主义。休息后，我去了“东方、西方，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艺术、文化和美学”会场。这相当于上一届美学大会设立的比较美学专题。开始发言的是一个美国人，托马斯·加斯基尔（Thomas Gaskill）。他讲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概念，认为伊斯兰教的一些思想能够解决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他发言后，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主要是谈这样一种状况：西方知识分子要从东方思想中寻找营养，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因此得出这样的反馈信息，即西方社会不行了，要靠东方的智慧来拯救。这究竟是不是一种误读，怎么看待这种状况？他似乎并不能理解我们所碰到的这种困境。对于他来说，只是提出一种意见。而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选择都有着两面性。(www.xing528.com)

接下来应是两位立陶宛的学者讲话，可是他们没来讲。不知是没能到会，还是来了后不讲了。其中的一位原来预定要讲东方（中国和日本）的绘画，我倒是想听听

午饭后轮到我发言。我这次讲从汉字看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这个问题以前中国和日本都有人谈过。基本观点有三种，一是从“羊大为美”引申出来的美起源于味美说，二是从“羊人为美”引申出的图腾巫术说，三是像人头戴羽饰。我认为，从现存的古代文献中对“美”字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与“羊大为美”相联系的昧美说不可能是“美”字的本义或较早的意义；“美”字的出现时代与“羊人为美”说所强调的图腾崇拜时代也相去甚远；羽饰说则过于绝对。根据这些梳理，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篇论文是在我过去的一篇中文文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年做这个研究花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现在将自己这一研究体会用英文介绍给国际美学界，是希望对审美观念的一般探讨有所助益。发言后，一些日本学者表示了很大兴趣，和我一道讨论。因为日本也使用汉字，所以很关注这个课题。西方人也感兴趣，但他们对此没有发言权，只是接受一些现成结论而已。

在我后面发言的是日本关西大学的加藤哲弘教授，他讲的是费诺罗萨（E．F．Fenoosa），一位美国教育学家和东方学家，在把美学向日本移植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费诺罗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从事中国文学和艺术对西方影响研究的人并不陌生。从今天加藤的演讲和昨天晚上和他一起聊天中，我才知道，费诺罗萨对于双向的影响都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他所讲的还有一层意义，即考察在把西方美学移植到一个非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包括种种误读，特别对他搬来西方美学对发展日本美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批判。不管我们对他的观点怎么看，这种考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他后面是一位台湾学者的发言，讲美学与“无”的概念，老子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我在他讲完后，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与他讨论。会后我们又在一道聊了一会儿。

今天的安排不多，我在会议中心停留了一会儿，看看会议中心布置的一些展览。碰见会议的主办人阿列希·艾瑞亚维茨，聊了几句。这位先生在95年曾到乌普萨拉举办过系列讲座，讲东欧艺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东方将之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西方人则将之称为“集权主义艺术”。如果撇开意识形态话语和冷战语言，应该说，这种艺术作为艺术史上存在过的一种现象，很值得研究。可惜正好在他去乌普萨拉的那个星期，我和朋友去希腊旅游去了，没听到他的讲演。我带来一本我的英文书送他，他表示感谢。（附注：后来他给我发来电子信，告诉我，他读了我的书，很欣赏我的“彻底”的研究方法。我不懂他所谓“彻底指的什么意思”。与西方思想对话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课题，当然，我和他用以对话的思想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在会上，他是个大忙人，主持着这整个会议，我也很难跟他进行学术方面的深入的交流。我抓紧机会向他介绍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情况，以引起国际上对中国美学的重视。他建议我用英文写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中华全国美学协会，他给安排在《国际美学协会通讯》上刊登。（附注：会后我写成了一篇文章，用电子信发给了他。他转给了新任的《国际美学协会通讯》的编辑，新一届国际美学协会第二副主席，瑞典学者拉兹—奥洛夫·奥尔贝<Lars-Olof Ahlberg>）。后来，文章被刊登了出来。）这一天不轻松，所幸晚上没有特别的活动。

早晨醒来，不想去会议厅太早，于是躺在床上读鲁道夫·阿恩海姆为我的书写的书评。看来阿恩海姆仔细读了全书，也想理解其内容，这使我很感动。老先生八十多岁了，还孜孜不倦于学术，思考一些新问题。但由于他对中国的美学和艺术接触很少，再加上观察角度不同，他的书评中还是有不少描述我不能同意。例如时间问题，绘画作为表演问题等等，都没有说准。我讲的是绘画作为表演显示出对过程的重视，而不是意在表演本身，也不是将绘画变成表演艺术，这一层意思他似乎没有抓对。另外，他说使用中国美学术语过多影响理解，我想他指的是用了一些中国的特定术语而没有采用意思相近的英文词。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怎样既不被误解，又不至于变得不可理解，确实不太容易。当然，我从他的评论中亦受到不少启发。如何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详尽才能适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涉及到中国古典美学术语时，如何更恰当地阐释？等等，都该再探讨。

赶到会议中心，上午听“批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组的几个发言。题目都很好，一个是南非学者彼得·杜维纳吉（Pieter Duvenage）讲哈贝马斯与美学。这位学者努力阐释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框架中对艺术和文化的阐释，在联系到理性公众空间、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的重要性时对美学的思考，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哈贝马斯并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这位学者也未能对哈贝马斯的美学思想作出一个清楚的叙述。在他后面有一位北爱尔兰人劳拉·多莱莉（Nora Donnelly）讲德里达，讲得更模糊。尽管如此，由于这些题目都是现今最时兴的，所以他们两人的讲演仍吸引了不少听众。接着又听一位我熟悉的学者讲鲍姆嘉通，也算不上精彩。

接近中午时分，赶到“东方、西方，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艺术、文化和美学”会场，听了两位日本学者的发言。第一位是佐佐木健一教授讲“不及物诗学”（“Poeticsof Intransitiv-ity”）。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言。佐佐木根据现代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本维尼斯特等人的一些思想，从动词可区分为及物和不及物的特点出发，认为可区分出“及物诗学”和“不及物诗学”。“及物”指根据主客关系来思考艺术创作，是“某人创作了某件艺术品”，而“不及物”强调艺术品的自创的性质，表现一种“一件艺术品创造自身”的现象。及物诗学坚持艺术家的主导思想和创造力，而不及物诗学仿佛是要避免艺术技巧和艺术家的人为的干预，让作品依赖自身的形成力。他认为，“及物”和“不及物”现象在西方的诗学中都存在，但以“及物”为主，而日本的诗学，由于受日本语言的影响，在诗学中以“不及物”为主。由于我不懂日语，所以不能对他文章中所论述的此观点从日语语言学方面作什么评价，但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很新鲜，也许还有一些启发意义。在他讲完以后休息时，我与他谈了一会儿。我问他有没有注意到维特根斯坦的《棕皮书》中对“及物”和“不及物”的讨论，以及理查德·乌尔海姆的《艺术及其对象》一书对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发挥。他说还没有注意到，并感谢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他又问我，怎么看中国诗学？是“及物”还是“不及物”？我感到一下子不好回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入研究。

佐佐木先生演讲以后，由位于日本仙台市的东北大学文学部教授田中英道先生宣读论文，题目是“‘气韵生动’的美学”。他试图用谢赫“六法”中提出的第一法“气韵生动”以及以后的中国画家对这一观念的阐发，说明东方与西方在绘画观念方面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田中英道教授曾著有《日本绘画史》一书，是一位很好的艺术史家。中午时分，一位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者张真与他的日本老师笠原明子来和我谈了一些学术上的问题。然后我和张真一道应一位在斯洛文尼亚的华裔女画家之邀，去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那位女画家的丈夫是斯洛文尼亚的汉学家。我们边吃边聊，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中国人在一起，可以说得深一点。我问了一些斯洛文尼亚的情况，她说，斯洛文尼亚在独立后就建立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与北约有很多合作关系，美国人很看重这个国家的战略地位。这一点我似乎也能从斯洛文尼亚人在对待一些问题的态度中察觉出来。斯洛文尼亚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是东方；但这个东方，与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那样的东方完全不同。谈话中问说起在那儿的中国人的情况。她说，中国人很少，市里只有三、四家中国餐馆。

吃完饭后赶到会议中心，各分会场的发言正在进行。我查了一下目录，下午没有什么重要发言。休息厅里有很多人，边喝咖啡边聊天。见到弗兰西斯·贝伦松老太太，我问她为什么没去听会议发言，她说，约瑟夫·马格里斯来了，和他聊了一会儿天。马格里斯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儿，很受欢迎，他来了后有很多人爱围着他说话。马格里斯编的《从哲学角度观察艺术》（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是一本经典的美学教科书。在我就读的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这本书是学生的必读书。他的这本书前后共出了三版，内容不断更新，其中选的都是当时最重要的美学论文。

在休息室见到周来祥先生和他的学生王小明，在一道说了一会儿话。看到我们几个中国人在一起，一位立陶宛来的对中国美学感兴趣的女研究生过来向我们请教。这位学生让我看她的论文，要我提出意见。她不会中文，因此接触不到中国大陆学者写的东西。她的阅读仅限于英文的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特别是在美国活动的新儒家们的作品。我了谈一些意见，但又苦于无法向她推荐有英文翻译的中国著作。中国的哲学和美学著作译成英文的实在太少了。

晚饭后，回旅馆休息了一会儿，又赶到会议中心，看一个民族音乐表演。原来是一个演员别出心裁地用一把锯子当乐器表演一些音乐曲目。

早上赶到会议中心听苏珊·费津（Susan Feagin）女士讲演。她和讲“厌恶”的考茨梅尔一样，在当代美国的美学界很有影响，这次会议选她当国际美学协会的副秘书长。她讲了一个绘画功能方面很细致的问题：错觉性绘画（trompe1’oeilpainting）和图像再现（pictorial representational）间的区别。前者是欺骗眼睛，后者是欺骗心灵。还进一步讲了它们与绘画功能间的关系。这种进入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以中国绘画史为对象所进行的讨论有很大的区别。听完她的讲演，我问了她对波洛克重视主体运动痕迹的绘画的理解问题，她承认绘画应有新的维度。

接着我又赶到另一个会场听一位奥地利人所作的题为“一部音乐作品难道不能被创作两次吗？”的讲演。这是一个与艺术本体论有关的话题。一部音乐作品的存在是依赖于其声音结构还是依赖于它与其产生它的环境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位演讲者倾向于前者，但很显然，她并不能给人以令人信服的论证。艺术本体论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人在说起本体时，与西方人说得不一样，这里面既有翻译问题，也有跨越文化交流时所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各取所需的现象。

在休息室时见到约瑟夫·马格里斯，谈了一些翻译方面的事。随后又与一些日本学者聊了一会儿。

中午去参加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的会议，讨论了一些事务性问题。其中有：一、下次大会定于2001年在日本东京召开，具体时间为9月3日至7日，但美国代表提出，当时正值开学期，他们很困难。美国教师不像欧洲教师，不能得罪学生。希望能提前到八月底。日本美学协会的代表浅沼圭司教授表示，这一会议时间是由日本美学学会开会决定下来的。他可以考虑这一意见，但要等回去后与本国美学协会的同事们商量后才能决定。二、有代表提出，是否可把会议地点，放在一个小一点的城市，而不是东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可以方便点，旅馆也可便宜点。日本代表作了解释，结果决定不变。三、再下一次（2004年）的会议，巴西代表申请到里约热内卢召开。由于没有其他国家提出申请，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关于会议语言问题，有人提出接纳当地语言（葡萄牙语）为会议语言，但未获通过。大家认为应坚持用英、德、法三种语言。四、提议各国的国家美学会可以在举行本国美学会议时与国际美学协会合作，邀请国际学者参加，在国际美学协会的通讯上刊登会议通知，按照国际会议的标准收取会议注册费。这个动议得到一致通过。（附注：会后阿列希·艾瑞亚维茨给我发来实施这一办法的一些细则。这的确是我国以后如果要筹办国际美学会议的一个途径。）

下午参加了一位意大利比较美学研究者格拉琪娅·马其亚努（GraziaMarchianò）主持的圆桌讨论，题目为“在一个共同的美学传统之间产生的新视野”。马其亚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比较美学研究学者，我以前听我在瑞典乌普萨拉的老师约然·索尔本和芬兰的索尼娅多次提到过她。讨论会上，马其亚努先做了一段发言，然后是大家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一些对东方美学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和一些日本学者。我在发言中对她认为西方美学理性而东方美学非理性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明东方古典美学也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应该区分东西方不同性质的理性，而不是简单地用一是理性，一是非理性来作宏观描述。会后我和新加坡的一位学者又与马其亚努一道聊了很长时间。她拿出一个袖珍美术挂历，表示可以送我们。但只有一个，让我们两人决定。于是我们来了一次“石头、剪刀、布”，结果我赢，挂历给我带了回来。

晚上还有几个人发言。太累了，我决定逃会，上街去看看这个城市。去了一些商店。这儿的总体生活水平要比瑞典差多了，但看上去还行。各类商品挺丰富，百姓们似乎也悠闲而宁静，全无北京的那份躁动与喧嚣。我想去看看博物馆，天色已经晚了，博物馆都已经关门。

早上出门时便把行李收拾好。先去柜台结了账。

到了会议中心，又到了那牛津大学出版社卖书柜台前。想来想去，还是作出决定，买一套《美学百科全书》。价格按英镑计，付给她二百五十英镑，她答应直接给我寄到北京。

九点开始大会发言。先是约瑟夫·马格里斯讲生活的审美化。他讲这样的题目使我有点意外。马格里斯是一位分析美学代表人物，对美学持“元批评”的观点。连他都开始讲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真是表明美学的一个新纪元要来临了。接着他后面是卢布尔雅那的一位叫列夫·克雷夫特（Lev Kreft）的学者，讲“历史与日常生活”。都属于再次重申大会的主题：从美学是什么转向美学能做什么。

大会的最后一个发言者是由德国马格德堡（Magdeburg）来的沃尔夫冈·维希（Wolf gang Welsch）。他的发言很别致，引起了大家的争议。这位维希先生英语极好，口才出众。他讲的题目是“运动的美学”（Aesthetics of Sports）。但内容不是叙述体育运动中有一些审美特征，而是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命题：运动是艺术！他从大众对体育运动的接受以至入迷的程度，运动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与艺术近似等许多方面，一一为体育运动（特别观赏体育运动）是艺术作证明。搞美学的人都本能地维护艺术概念的神圣性。在一个美学会上说出这样的论断，当然是惊世骇俗的。

在他讲话后，立即有几个人向他提出了质疑。第一个质疑的是一位日本学者。他不无调侃地说，这两者间至少有一点不同，我们已经熟悉了“艺术终结”的观点（指从黑格尔到阿瑟·丹多的形形色色的艺术终结论），但体育运动不会终结（指大众对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热情和狂热及争办从奥林匹克到各种类型的运动会的劲头）。大家会意，一片笑声和鼓掌声。与他的这种调侃态度相反，我倒是宁愿将之看成是一个严肃的讨论。我在提问时说了很长的一段话。首先，我承认体育观赏与艺术欣赏的一致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法国世界杯赛决赛前夕，许多中国人都希望巴西队获胜。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在听说巴西队败了以后，难过得两顿没吃饭。中国小孩为巴西队失败而难过，真可谓“无利害”的“审美”。中国人同情巴西队的原因是巴西队踢球漂亮或“美”，有一点把足球当作艺术的味道。

我说到这里时，主持人出来干涉，说时间紧张，要我快一点说完。维希先生向主持人挥挥手，表示他认为我说得有意思，要求让我继续说下去。

于是，我接着说，决定哪一个队得胜的依据是把球踢进球门里，而不是踢得漂亮。如果足球是一门艺术，那么，按照对艺术的审美标准，世界杯冠军应该给巴西队，但足球毕竟是运动，而不是艺术。不管巴西队踢得如何“美”，冠军还是得让法国当。其他竞技性体育运动都是如此。这里面包含着运动与艺术的根本区别。后面我还提到了围棋。

我的关于围棋的话题被一位日本学者接了过去。他说起围棋中有一些“美学家”，下的棋形非常漂亮，潇洒飘逸，人们都崇拜他们。但是，人们并不能凭棋型的漂亮就授予他们冠军的头衔，还是得胜棋才行。

一位波兰学者鲍里斯·格罗耶（Boris Groys）似乎不像我们这么有耐性，站起来，对着发言人维希大吼，说：“你在撒谎！”他的这种过于顶真的态度引起了全场人的哄笑。人们都不清楚维希先生究竟对自己观点的认真程度如何，也不知道他是真正相信，还是仅仅将之当作辩论游戏。不管他的真实意思如何，大会最后安排的这个发言，有趣，也有意味。

他的讲演和答辩结束后，从会场出来，我在休息厅碰见英国老太太弗兰西斯·贝伦松。她对我说：“好例子！”（Good example！）指我用足球的例子说明体育运动与艺术的区别。我和她谈起前几年听苏格兰教授拉马克在一次讲演中所举的例子。拉马克用打高尔夫球的手臂动作的风格（Style）来说明艺术的风格。我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说打高尔夫球的风格以进球为旨归，而艺术的风格则是艺术本身。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像现在这样只点出区别还不够，还需做一些艰苦的工作，做出详尽的论证。

接下来是大会闭幕式。会上举手表决，推举约瑟夫·马格里斯为国际美学协会的终身荣誉会员。大会还有一项议程，选常务理事。国际美学协会是一个由各国美学学会或协会作为其成员而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各个国家派一人作为这个国家的美学组织的代表成为它的执委会成员。我传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秘书处的意见，提议中国的代表则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主席担任。在执委会之上，有一批既热心又有能力、愿意为这个组织付出精力的人组成的办事机构，由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和秘书处以及另外三个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会。由于国际美学协会的新任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已在此前的通讯选举中产生了，因此会上提名并发选票选举常务理事。选举实行自由提名，差额选举。这时出现了奇特的情景，一位新加坡来的学者与一位德国学者得同票，在他们中间只能选出一位。于是会议主持人提议让这两位暂时退出会场，由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凡是从中、日、韩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来的人都举手赞成那位新加坡学者，而西方的学者大多支持那位德国学者。唱票的结果，新加坡人一票险胜。选举结束后，我对他用玩笑的口吻说，都是东方国家来的人选你，你得站在东方美学一边。中午与那位新加坡学者和三位年轻的日本学者一道吃午饭，午饭后冒雨去看了一个现代艺术展览。

下午，与从乌普萨拉来的我的老同学们聚会，先在旅馆房间里喝掉了我带去的一瓶白酒，然后到一家餐馆里吃饭。我和他们已是很长时间不在一道聚了。九七年我离开瑞典时正是夏天，暑假期间，没能凑到一块儿聚一下。九六年五月我博士答辩后，按照惯例，我请了一次客，有系里的老师和研究生参加，在乌普萨拉的一家中餐馆办，搞得很成功。到今天，同学们还在回忆那次聚会的情况。

晚饭后，我们又一道去了一家迪斯科舞厅。这也是会议安排的一项活动，许多会议代表都在那儿。我取一杯红葡萄酒，坐了一会儿，和在那儿的一些会议上的熟人打打招呼。又在这儿见到佐佐木教授和其他几位日本教授。有一位日本教授的妻子陪丈夫来斯洛文尼亚，没有到会议中心去，今天的晚会她也来参加了。见我是中国人，很高兴，邀我过去聊聊。

时间到了，我起身和他们说再见。回到旅馆取行李，山东大学的王小明送我到火车站，再次登上“东方快车”。

列车开动了，离开了卢布尔雅那，向维也纳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