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唐人街-国际美学大会第十三届

第十三届国际美学大会订于1995年8月1日至5日在芬兰的拉赫底（Lahti）召开。我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留学，与芬兰仅一水之隔，决定去见识一下这个美学的盛会。会议的会标是飞动的人俯身领受一朵小花的美丽和芳香。我一看到这个图案，就联想到宗白华的“世界的花”。早在半年前，我就按照规定向大会寄去发言提要，内容是介绍和分析中国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美学热。我现在的研究重点，一是西方当代美学，二是中国古典美学。我想从中国古典美学中寻找理论资源与西方当代美学对话。但这次发言我还是决定谈谈中国当代美学。

下午，我乘上了维京轮船公司（Viking Line）的巨轮伊港莎贝拉（Isabella）号。维京（Viking），英汉词典译为北欧海盗，也许更确切的译法应是北欧的海上武士。其实，哪个民族不曾是在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黄帝战蚩尤杀了多少人，才打出了一个华夏族？秦始皇又不知杀了多少人，才统一了中国？中文将之翻译成一个带贬意的“盗”字，是受英、法等民族赋予这个词的含义的影响。公元八至十一世纪时，这些武士们乘着轻快的海船，频繁袭击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城市，使那里的人闻风丧胆。对于瑞典人来说，维京是海上光荣的象征。这种光荣在遍布北欧的鲁纳石碑（runes ten）中记录了下来。现代的维京公司仅是取这个名字而已。再也没有了中世纪的好勇斗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代的商业辉煌。豪华舒适的游船上集中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奢侈品。精美的餐厅里，只需付大约一百瑞典克朗，就可以享受包括生鱼片、烤肉、鱿鱼、蛤蛎等在内的数十种菜肴，价格不到斯德哥尔摩市内饭店的一半。酒吧间有歌手弹着吉他唱着流行歌曲，迪斯科舞厅灯光闪烁，男女青年潇洒地踩着节奏强烈的舞曲扭来扭去。夜间俱乐部里，聚集着更多的是年纪大一些的游客，伴着柔和的乐曲，跳着传统的交际舞。除此以外，则有游戏机，吃角子老虎等赌博机器，还有专门的人陪你玩二十三点。船上更是一些爱酒的人的好去处。瑞典的酒控制极严，酒税也极高。轮船在公海上航行，可卖免税酒，因而也引来了一些以求一醉方休的游客。甚至有游客到了芬兰也不登岸，只在船上吃吃玩玩，再原船回瑞典。他们上船的目的就是过把酒瘾。当然，船上还有芬兰人最喜欢的桑拿浴。桑拿浴起源于芬兰，是芬兰人对现代享受的一大贡献。

晚上6点，轮船准时开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妻子带着孩子来送我。孩子有点不高兴，希望跟我一道去芬兰。妻子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就称这是条大笨船。这孩子特别容易对一些名称，对语音语调发生兴趣。听到这个名称就高兴起来。说着“大笨船，真好玩”，心理得到了平衡。这的确是一艘大笨船。船上共有十层。上上下下，可看的地方也确实不少。不过，我还是得抓时间观赏船外。

站在船的最高处，两岸的景色在斜阳下，披上了一层金色。放眼远眺，这就是美丽的斯德哥尔摩群岛。斯德哥尔摩城市是由一群小岛组成的。这些岛由许多桥联结起来，就成了斯德哥尔摩市，因此城里到处都是海湾。在我们居住区附近二百米的地方就有一个上好的海滨浴场。这些岛屿一直连绵到波罗的海，共有两万多个。轮船越往外海开，岛屿就越小，海面则越宽。小岛上有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地，有奇石，也间或有一两户人家，常常是一些斯德哥尔摩市里居民的夏天别墅。他们经过一年的紧张劳动后到这里往几个星期，吹吹海风，在海里游泳，彻底地放松一下。假如不出国旅游的话，这里是最好的去处。

轮船在群岛间穿行了几个小时。北欧的夏天，白天十分长。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天还没有黑。我在甲板上到处走走看看。直到凉风起了，有点冷，才回到舱内，又与几位台湾来的游客聊了一会儿。台湾人真爱旅行。据他们说，现在台湾每年有四百万人出岛旅游，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这个百分比大于日本。这群台湾人中有一位是在大陆出生的，八岁才到台湾，在大陆仍有亲戚，所以不停地问我大陆各方面的情况，表示也将到大陆走走。又见到了我的一位在乌普萨拉的同学，一道去酒吧。他推荐我喝一种黑啤酒，我要一杯，味道特奇怪，勉强喝了半杯，回去睡觉。

这一觉睡得不好。我住的是四个人一间的普通舱。舱里的一位芬兰人早早就睡下了。我是十二点多钟回的舱。三点钟时，第三位游客，一个黑人小伙子回舱时，被吵醒过一次。这个小伙子洗完澡睡下后，把舱门闩紧了，谁知第四位游客是四点半才回来睡觉，发现舱门闩上了，就用力敲。这下完了蛋，我被彻底吵醒，再也睡不着了。硬在床上坚持到六点，蹑手蹑脚起床爬到船顶，看我们的大笨船慢慢地驶进芬兰湾。大约就在这个地方，一年前出过一件大事。一艘从爱沙尼亚开往瑞典的船在这里沉没，死了约一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瑞典人。

这件事在瑞典引起巨大影响，说是二战时瑞典也没死这么多人。全国下半旗致哀。有关此事件的后果、影响，相关善后事务的处理的报道，至今仍经常出现于瑞典的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媒体中。

下船后，我在北京进修英语时的同学邓小兰和她的丈夫许冰及他们的孩子萧萧已在码头接我。我和他们一道在芬兰的总统府、议会大厦前拍了几张照片。议会大厦的建筑很特别，是一种简化了的科林斯柱式。似乎没有希腊建筑那样纯正，但却奇特。赫尔辛基大教堂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罗马式建筑。这座教堂并不十分古老，是十九世纪初的建筑。斯德哥尔摩也有不少类似的教堂，时间甚至还更老一些。但斯德哥尔摩城市大，教堂多，不像这所教堂那样成为全市的重心。在这所教堂附近的山上，则是一所东正教教堂。两教堂的并立，象征着芬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受到的双重影响，即瑞典影响（路德新教）和俄国影响（东正教）。

芬兰在历史上属于瑞典的一部分。至今，瑞典语在芬兰仍被宣布为国语之一，小学生要学习至少三年的瑞典语。赫尔辛基街上的路标、商店招牌均用两种语言标示，即芬兰语和瑞典语。这给了我很大的方便。使我感到仍然置身于瑞典一样。问路、买东西时，碰上用英文说不通的人，就用瑞典语对付。在一百多年前的一次瑞典和俄国的战争中，当时很强大的瑞典帝国被经过彼得大帝西化运动以后变得迅速强大起来的俄国击败，芬兰开始了隶属于俄国的时期，直到本世纪初芬兰独立。

一个古老的军事要塞遗址是芬兰这段历史的见证。邓小兰和她的丈夫特地陪我乘船去了那儿。这个要塞的瑞典文名字是Sveaborg，意思是瑞典堡，而芬兰语的名字是Suomenlin-na，意思是芬兰堡。这个堡位于赫尔辛基城以南的入海口。城堡地势险要，有许多军事工事、地道船坞和古代大炮。1808年这个城堡陷落后，芬兰全境就随之相继落入俄军之手。

芬兰的国名和赫尔辛基市名的翻译，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芬兰人称自己的国家为Suomi，瑞典人称它为Finland——美丽的地方。国际上接受的是Finland。芬兰人称赫尔辛基为Helsinki，而瑞典人称之Heisenberg。国际上接受的是芬兰人的称呼。其实，中国和中国的城市的称呼也一样。中国被称为China，Kina等类似的名字，而中国城市的名称则保留中国人原有的称呼。晚上去看了一些拉普人的小房子。可惜没有时间去看音乐家西伯纽斯纪念馆了。今天恰好是星期一，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周一休息。

一早乘火车从赫尔辛基到拉赫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火车需开一个半小时，我乘七点的火车，八点半到达这个小城，把旅馆安顿好，正好赶上九点开始的会议。

在会议登记处遇到了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再问问，中国预定要来的几位代表，都未能来。我不免感到遗憾。直接从中国大陆来的代表只有一位，我虽是来自大陆，但现在瑞典学习，发给我的代表牌子上写的是瑞典。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报名者有五百多人，实到的代表也有大约四百人。我见到尼泊尔的代表，问有多少人从尼泊尔来参加会议，回答是十一人。中国与尼泊尔，一比十一，何况中国还曾有过那么壮观的美学大讨论和美学热，有那么多人在做美学方面的事。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来参加会议？这里面也许有消息闭塞，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少的原因，也有一些美学研究者外语水平还欠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经费问题。人文学科的研究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资助。虽然中国从总体上说经济水平还不发达，但并不低于如尼泊尔、印度等国。从这些国家，甚至从战乱的前南斯拉夫各国都有一些代表赴会，而中国大陆却只来了一位代表。这与中国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太不相称了。遍身罗绮者，不是学术人。这当然不奇怪。学术人永远不会遍身罗绮，但能让学术人坐稳书桌，有安定生活，参加必要的学术交流的机会，对于学术水平的维持，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听说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调侃说，要等外国人来落实中国知识分子政策。实际上，外国人资助中国学者进行研究，或者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是为着他们自身研究服务的，主要是资助一些有关中国研究的项目。除此之外，当然也有些国家对向中国人介绍它们的文化的工作提供一些资助。对于像美学这样的一般理论研究，只有靠中国自己在这方面增加投入才行。

会议第一天似乎是分析美学日。上午大会宣布开幕，音乐节目后，就是著名分析美学家阿瑟·丹多（Arthur Danto）作大会发言。阿瑟·丹多以他的Transfiguration of Commonplace一书闻名于世。在该书中，他主要讨论了art world（艺术界）的概念，批评了乔治·狄基对“艺术界”的理解，认为并不是由从事艺术工作，在这个领域中具有权威的一批人决定的一件物品为艺术，或者说制度赋予一些人（例如一些著名博物馆的馆长、乐团的指挥、或文学作品的出版商或评奖人）以特权，使他们能决定某物是艺术，而是由理论和观念的更新决定艺术范围的变化。这种理念模式决定了艺术概念多元化的可能性。丹多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从美学到艺术批评”。他的讲法很别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汽车火花塞，说明它成为审美对象的可能性及其原因。由此再转到对艺术概念的分析，再进而引入艺术概念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他的讲演结束后，出现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八十多岁的日本老先生今道友信站起来，郑重地对丹多肯定审美与多元文化的关系表达一个东方人的谢意。

下午A组的讲演实际上是围绕上述两个主题展开的。会议由分析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坦普尔大学的马格里斯（Joseph Margolis）主持，他主要谈的还是分析美学问题。马格里斯主编的《从哲学看艺术》（Philosophy Look sat the Arts）一书在西方大学里有着巨大影响，是分析美学的经典教科书。这本书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共出过三版，各版所选的篇目都有大幅度的更新。因此可以说，西方的两代美学家都是读着他所编的书走上美学道路的。这是一个和善，有风度，既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又善于组织学术活动的老学者。

下一个发言人是斯洛文尼亚的阿列希·艾瑞亚维茨（Aless Erjavec），讲文化霸权与边缘文化问题。此人前不久曾到我们乌普萨拉大学作过讲演，主要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东欧艺术。可惜那段时间我去希腊了，没听成。他的研究我们过去很少注意。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西欧和北美的研究上。其实，在讲东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时，东欧学者的研究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再下一个发言的是印度美学家苏克拉（A．C．Sukla），他讲印度古代的大众文化。苏克拉曾去乌普萨拉作过系列讲座。他对印度古代美学极为熟悉，讲得非常精彩。我很不习惯他的印度英语的发音，但还是从头到尾坚持听完了他的系列讲座。而且，为了听懂他的讲座，还特地找来了一本英文的关于印度美学的书读了一遍。他还几乎独自一人办一份英文的美学刊物。在印度，办这件事很不容易。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他的这项事业得不到经济上的支持。更糟糕的是，印度还不像中国有一个全国性的美学组织。印度分为很多不同的民族，讲着不同的语言，美学研究也是各搞各的。他希望我能帮助争取一些刊物的订户。可是，瑞典是个很小的地方，搞美学的人不多，一大半都已来听他的讲座了。除了这些人之外，我还能找到什么订户呢。中国美学界的人我不怎么熟悉，而且在中国，人们手头也没有硬通货订海外的杂志。我所能做的，只是陪他在斯德哥尔摩玩了一天，以此表示对这位学者的敬意。结果还是美中不足，他想喝一瓶红葡萄酒，可周末酒店关门，没能让他过一下酒瘾。这次美学重逢，彼此都很高兴。我们坐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有很多佛经，从梵语译成了汉语，原来的梵语文本却已失传了，只有汉语本仍存在。他说，这很有意思，应该再译回去。即使不能，也可搞一些既有来自中文，也有来自梵文的英文佛经译本。他很希望我能与他一道做这件事。我也知道这件事很有意义，但现在无力去搞。他在印度，我在瑞典，也许毕业后就回中国。这个合作怎么进行？到哪儿去搞研究基金？也就说说而已吧。

苏克拉后面是一位从美国来的学者洛克摩尔（T．Rock-more）讲卢卡契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此同时，展开了各组的演讲。中国的两位代表徐恒醇和陈望衡两位先生本应在第二组发言，可惜他们没能来。有一位香港来的女士很想听徐恒醇先生的讲演，有点失望。我建议她有机会到天津去面见徐先生，可以交谈得尽兴而透彻。

分析美学与多元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学者接受这个思路，对于深化中国美学的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其基本方式，应是寻找到当代美学的中心问题所在，使用分析的方法，对西方传统的观念提出质疑；基于中国自身的传统，对这种传统作出反观，并利用这种传统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在中国，介绍西方的人有，研究中国传统的人有，但真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似乎还有待于人们的努力。汲取自己文化的丰富营养，并以此为思想资源，与现代人文科学的主流思想对话，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晚上，先吃一片风景蛋糕。宴会厅里放了一个像小山一样的大蛋糕供大家分享，这是拉赫底市长请客。吃完蛋糕后，我去了一个教堂听音乐会。这是一个独唱音乐会，一位男高音演唱了舒伯特的歌。歌声优美，教堂也很别致。一反传统教堂的式样，既不是哥特式，也不是罗马式，更不是东正教的洋葱头，而是如同一架高耸入云的巨型竖琴。散场后，我又到四处走走。拉赫底前不久刚举行过欧洲冬季运动会。我在那儿看到了过去常常在电视上出现的高高的滑雪台。

上午先由一位印度的教授多西（B．Doshi）讲印度建筑中的美学和文化特性。接下来是一位叫皮亚·林德曼（PiaLindman）的表演。接着是美国学者伊顿（M．M．Eaton）作题为“在设计‘可持续’风景时美学的作用”的发言。她主要讲的是生活环境设计中的“可持续”（sustainable）问题。这属于生态美学。在中国，生态美学作为一个学科，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学科在西方也正处在一个草创时期，很多人在谈生态美学，但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待澄清。中国人一度喜欢讲自然的人化。这种人化被从哲学上解释，说成是由于人类科技和经济发展而引起的人和自然的一般关系的变化。这种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这种解释又常常被误解为人对自然的直接改造，被认为改造过的自然是美的。有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则相反，认为人对自然产生的是破坏作用。生态美学则要解决两种片面性。人类要发展，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又要强调适度发展，强调发展为着人本身和自然本身。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基本问题下，有着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什么样的居住环境是美的，什么样的城市设计是美的，这既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自然保护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美学研究者可以而且应该在其中做一点事。

下午，我在比较美学专题组即第十一组发言。我主要介绍和评述了中国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的美学热。虽然发言按照规定只有二十分钟，看来还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世界美学协会的名誉主席今道友信，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贝林特（Amold Berleant），一位研究后现代美学的专家等许多人，都赶来听这个分会场的发言，并参加讨论。我所讲的其实仅是一个纲要性的说明。要细致说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的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这并非是我这几年正在从事的研究的题目。这几年我都在试图做一件事，整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并以此与现代西方绘画美学思想对话。具体说来，是运用中国古代画论作为理论资源，说明冈布里奇和阿恩海姆等学者的学术盲点。原先很想在会上讲我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但几经权衡，还是决定讲一点现代中国美学的情况，目的在于纠正那种认为现代中国无美学的误解。经历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美学热的人都知道，在当时，美学书一印就是几万以至几十万，考美学研究生几乎达到百里挑一的程度。这样的热潮中，培养了一支美学研究的大军。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美学对思想文化领域的解放，对西方思想的引入，对僵死的文艺理论模式的改造，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现在搞美学的人总是在强调，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这句话透露出一个现实，搞美学的人在为这个学科的生存而奋斗。在当时的中国，美学的地位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个学科形成了一股推动其他许多学科复苏、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因此，美学根本不用为自己的生存担忧。相反，倒是别的许多学科因这门学科的发展而新生，成为真正的人文学科。我讲完后，来自东欧的几位学者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在东欧社会转型期时，美学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来自荷兰的一位学者表示很感兴趣，这种言论对她来说很新鲜。相反，倒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建筑师表示难以理解。后来我和他单独谈过一次，发现他在英国剑桥受的教育，虽是华人，也会说一点中文，但中文不流利。我费了很大的劲向他作解释，他表示理解了，但我能感到，他其实还是不很明白。这种情况恰好显示出我们向国外解释中国美学时所碰到的一个困境。一切对我们来说很明白的事，对于没有与我们类似历史经历的人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要透彻地向西方人说清楚这段历史，远不是几十分钟就能解决问题的，也许将来有机会得到资助的话，希望可以积几年之功写一本英文的现代中国美学史。现在，也就只能如此了。发言的反应总的说来还不错。(www.xing528.com)

我后面是一位台湾教授和一位在美国工作的日本教授发言。台湾教授讲中国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气韵等。日本教授则讲佛教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他认为西方哲学讲“是”（being），而佛教则讲“成”（becoming）。由此决定了西方人重静态分析，而东方人则强调形成过程。

晚上，乘游船游湖。在船上继续和那位日本教授聊。他是一位传统派，在美国工作，但对美国很不满意。例如他认为美国学生对教授不够恭敬，美国女人没有家庭观念，只顾自己享受等等。聊了一会儿，又回到学术上，他谈《华严经》，讲禅宗，我则说说道家对“道”与“无”，对“有”“无”关系的看法。一路谈得很愉快。（附注：我和那位日本教授通过几次信。有一次我去加拿大和美国边境上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玩，他在布法罗，只有一水之隔。由于我当时只有加拿大签证而没有美国签证，不能过桥去看他，曾在桥的加拿大一侧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过河来。不巧他当时摔断了腿，正在卧床休息。）

在船上，还与一位英国的美学爱好者及他的日本夫人聊了很长时间。这位英国人在日本教英文，但他对东方美学似乎所知甚少。我劝他乘在日本工作之机学习日本的语言和文化，因为这对他将来的美学研究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他在日本已有四年，还将再呆几年，但不学日语。看来他只对他的日本夫人感兴趣，对日本文化没有兴趣。他的妻子很赞成我的话，但他似乎还很难接受。也许我这些话纯粹是多余，一个人的志向是很难改变的。我的目的也只在随便聊聊，他是英国人，又是教师，那一口漂亮纯正的发音，让人听了舒服。他妻子英语说得也很好。日本人英语的一般水平不高，想必她是专门学英语的，与中国一些学英语的女学生后来与英美来的外籍教师结亲情况相类似。

游湖的目的当然并不仅仅是说话聊天。夕阳下的湖上风光，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宁静的辉煌。有人泛舟，有人垂钓，远远近近的小岛上有着三两户人家。不知道岛上的居民知道不知道中国的陶潜，他们就住在中国的一些隐逸诗人的梦里。看来对自然美的追求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爱好。由此我又想起早上讨论的生态美学。蔡元培先生说过要以美育代宗教。生态美学应该致力于在人们的心目中建立一种新的自然观。人类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这是一种带有科学主义精神的信念。这个信念潜藏着一种危险，即以一种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态度对待自然，从而导致破坏自然。生态美学应该高扬一个主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家园。在中国，由于自然环境处在急剧改变之中，生态美学的建立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午夜十二点，轮船开到Mukkala公园，在那儿听了烛光音乐会。每人手秉一支烛灯，在幽静的公园里听管弦乐四重奏。

从喜马拉雅山上来的尼泊尔人在会上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时，来了几个电视记者，专门采访尼泊尔代表。我也和几个尼泊尔人在一起谈了一会儿。他们见我是中国人，很高兴，送我名片。有一点异乎寻常的是，他们在送名片时不像我们那样，说以后保持联系，而是说给你一张名片，作为纪念。意思仿佛是，散会后，我们就要回到那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去了，今生今世不一定有缘再相见，这张名片就作为我们曾在一起交谈过的永恒的见证吧。

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上午没有学术活动，让代表们睡个懒觉。但我得早起。下午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发言。他带来了十五页的英文稿，让我代念，而会议只给二十分钟，根本读不完。昨天那位台湾教授就因为二十分钟讲不完，弄得很被动，稿子读了一半，被主持人叫停了。应该吸取教训。我上午把他的稿子读了几遍，删成约七页。下午去读，时间差不多，稍超一点，主持人还算客气，没有干涉。他的发言主要讲中国上古与古希腊人的和谐观比较。

下午还有一西班牙人和一美国人讲东方文化。会议讨论很激烈。因那西班牙人提到了“无”与“空”，引起了日本裔的美国教授的强烈反应，这位日本教授毫不留情地批评说，那西班牙教授对“无”的理解是错误的，non-being不等于noth-ing。接下来，印度教授苏克拉又与日本教授就佛教的一些概念的理解争执起来。争执的原因可能与两个人对佛教的理解不同有关。苏克拉读的是梵文，不懂中文，也不熟悉禅宗。我和苏克拉谈话时，也有这样的观念差异。苏克拉认为梵文是最容易的语言，而中文是最难的语言，而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晚上会议安排一顿宴会，需自己交钱，每人交270芬兰马克，相当于500多元人民币。我没有参加，自己找了一家餐馆，吃完晚饭后在市里到处走走看看。夏日的芬兰与瑞典一样，白天很长，要到十点多钟天才黑。这个城市不大，很漂亮，傍山临水，有不少老建筑，有点像瑞典的乌普萨拉。

早晨起来吃早饭时，见到一位黑人代表独自一人坐一桌，而别的桌子上都已坐满了人，谈笑风生。于是我就坐了过去。这位代表很高兴，和我谈起来。他说他今天就要走，去芬兰的北方看看萨满人。他说他在德国和丹麦学习过，现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他喜欢研究一些土著文化，去过新西兰、夏威夷土著人居住地区，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和文化也很熟悉。我和他谈爱斯基摩人时，他特地纠正我说，应该说因纽特人。他吃完早饭，站起身跟我告别，一会儿又转了回来，说：“我们应该交换一下名片。”于是，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我只好掏出我在火车站的自动名片机上打出来的，印得极难看的名片，给了他一张。他走后，我看他的名片，原来他是美国亚特兰大大学哲学系主任。（附注：会后他特地从美国给我写过一封信，感谢我走到他的桌前与他一道吃早点。由此使我想到，这几天的会上，一定是很多代表看他是黑人，就不跟他说话，让他感觉不舒服了。种族问题真是无所不在，在学术会上也是如此。美学会是白人的天下，黄种人还有一群日本人在那里壮声威，而黑人则极少。今道友信那么郑重地对丹多表示感谢，看来内心深藏着许多东西。）

上午去会议厅之前帮周来祥先生联系会后旅游的事。跑了几家旅行社，又分别给俄国和瑞典驻芬兰领事馆打电话，最后都因为签证的事未能办成。办签证至少要等三天。俄国使馆规定，办签证正常的情况要等五天，交一百七十芬兰马克。如果加急，要等三天，交六百马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周先生的芬兰签证是一次入境签证，如果出境，可能就回不了芬兰。而把一次入境改为多次入境，又得去当地警察局办，要付一百七十马克。在欧洲旅行，签证是最麻烦的事。我在欧洲几年中，旅行的次数不多，仅去过六、七个国家。有好多次机会，都因怕麻烦而取消行程。我的孩子很想出去玩，又满头脑的变形故事，说我们要变成小鸟就好了，小鸟到哪儿都不要签证。这个想法倒是有点意思。人类发展，形成民族国家，给自己形成多重限制，反而得去羡慕小鸟了。

我突然想到中国与俄国之间曾有过协议，持公务护照可免签证，于是又有了一线希望，再次打电话去俄国领事馆询问此事。领事馆的人查了很长时间，最后回答说，的确不用办签证，但须有一份俄方单位的邀请信。想到俄国也有许多代表来参加会议，可以试试运气。周来祥先生说，有一位俄国彼得堡的科学艺术中心主任曾与他交换过名片，可以找找他。下午我们在会上没有找到那个人，试着问了几个看样子像俄国人或在说俄语的人，都不是。他们说俄语是因为他们来自前苏联国家，俄语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但他们不是俄国人。

下午在会上，听了几个发言。有人讲“分析美学”。从目录上看到一位美国学者预定要讲“后分析美学——重归价值判断”。我赶去听，结果她没有来。“后分析美学”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我的一位同学，芬兰人，就是研究这个题目。在西方，由于从五十年代起至今搞美学的人主要都研究分析美学，因此，宣称是超越分析美学的“后分析美学”，这成为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课题。（附注：后来，我的那位芬兰同学毕业，给我寄来了他的论文——《作为语法的美学》。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还很陌生。）另外，下午还听了两个发言，讨论艺术赝品是不是艺术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中国，人们似乎仅满足于对赝品的谴责，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的讨论还没深入地展开。（附注：在西方，这是一个专门的美学课题。如果赝品与真正的艺术品完全一样，能否在审美上代替原作？或者，假托古人的作品受到极大的欢迎，但被揭穿了后就变得一钱不值了。被揭穿前和被揭穿后，这些作品所给予的审美感受有变化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晚上看了一场舞蹈表演，演出者是拉赫底艺术训练中心的学生。学生的表演水平虽然还不纯熟，但舞蹈的编排很有新意。

大会的尾声。有几个人发言。今道友信发言，回顾了历届大会的情况，表示对老朋友的怀念。原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贝宁特发言，谢谢一切对会议提供过帮助的人，包括会议的全体参加者。最后，他不忘记感谢老天爷赐予这几天好天气。然后是会议组织者发言。

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拉赫底艺术训练中心主任索尼亚女士是一个极能干的人，这次大会能组织得这么井井有条，全靠她在张罗。她是研究比较美学的，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过。在会上，她总是戴着一对用中国的旧铜钱做成的耳坠。正是由于她的原因，这次会议才有着这么浓的东方色彩。她决定在大会上设立比较美学专题，这是过去没有的一个创举。她这么做，形成先例，以后的会议就自然会这么做了。将来，比方说，过了三十年，比较美学蔚为大观了，写这个学科的历史，得写她一笔。

她发言后是休息时间，我在过道里碰见她。她说对我的发言印象很深，希望我能把稿子给她。我说，还要整理一下，做一些修改，我到瑞典后改完再寄来。（附注：我后来如约寄去。她当时的计划是出版一个四卷本的大会论文集，后来这个计划未成。于是，她和波兰的一家英文哲学杂志联系，出版了一个比较美学专号，把我的文章也放了进去，后来给我寄来了杂志。）休息过后是行动艺术表演和音乐会。行动艺术表演没法接受，音乐会还可以。

大会圆满结束了。代表们相约，1998年相见于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亚那。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未做完——找一位俄国代表帮周来祥先生写邀请信。我们在闭幕会找了一番，没有找到。最后的一线希望落在那位给周先生名片的代表身上。周先生说曾在旅馆吃早餐时碰见过那人，这说明此人就住在他所住的旅馆里。我拿着那张名片问旅馆服务台，服务台的那位勤快而总是笑眯眯的小伙子查了计算机，告诉我是在212室。我立即从服务台给他房间拨电话，无人回答。过了一会再拨一次，又无人回答。我回斯德哥尔摩的船票时间是当晚6时。我必须离开拉赫底到赫尔辛基了。我回自己的房间整理好东西，到服务台结账，把我的行李临时放在服务台，去餐厅和周先生一道吃饭。吃饭期间，还惦念着这件事。于是拿出一张纸，上面用英文写上请那位俄国人写信的原因，让周先生在我走后再去找他。吃完饭，我去服务台拿东西时，服务员问我是不是找到了那位俄国先生，我说，“没有，有什么消息吗？”他说，你们找不到他了，那人未付旅馆费就悄悄走了。我听了大吃一惊。一位从名片上看是资深教授，重要的学术领导人，一位如此重要的学术会议的代表，竟干出这样的事。人穷志短，我感到一种无言的痛苦。我去过彼得堡，那儿的建筑、舞蹈、绘画和那儿的人都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我也坚信，总有一天那儿的情况会改变，使学者不必这样做。当然，这不是为他辩护。人再穷，这么做也是不可原谅的。我又折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周来祥先生，让他不要再去找那俄国人，彼得堡看来也去不成了。我要赶火车，时间很紧，就这么匆匆挥手作别。

在火车上遇到两位芬兰本国的会议代表，她们是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生。于是我和她们继续谈谈会议上讨论的一些题目和会议的印象。她们的家住在赫尔辛基与拉赫底之间的小城镇上，中途下了火车。到了赫尔辛基，又乘上维京号“大笨船”，向斯德哥尔摩开去。

在船上，碰到一位我在乌普萨拉的同学。这位同学也是来开会的。本来说好我们一道走，后来他说在赫尔辛基有事，要先走。现在又在船上碰见了，于是一道去船上的一个酒吧喝啤酒。他实际上是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史系的研究生，因喜欢理论，常常到我们乌普萨拉大学美学系来参加讨论会（seminar）。他告诉我，会上有一位从克罗地亚来的代表，就在会议期间，她的家乡遭了难，和家里联系不上了。那代表在会上边说边哭，会议后，她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在哪儿可以找到自己的丈夫和一个才几岁的孩子。我恰好没在她那一组参加讨论，虽见过那位代表，这件事倒不清楚。于是我问，那她是塞尔维亚人吗？因为据这几天听到的新闻，克罗地亚政府军驱逐了大批祖祖辈辈就住在那儿的塞尔维亚人，国际社会对此反应淡漠。

我那位同学耸耸肩，说：“不知道，她没有说。”其实，他和我一样，很清楚，那位女学者一定是塞尔维亚人。不过，他觉得最好别这么说。说这件事本来是想博得人们的同情的，要是说清楚她是塞尔维亚人，这个效果就减弱了，就像说二战时日本平民被炸死，德国妇女被强奸一样。由此我体会到媒体的厉害。塞尔维亚当然不是二战时的日本和德国。但是，这几年发生的一些复杂的事和对这些事的报道使这个民族被妖魔化了。二战时塞尔维亚这个民族英勇不屈，中国人都熟悉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说的就是这件事。媒体制造既成的舆论现实和一般人心目中的印象的累积，连一些有知识的学者，也多少在无形之中受到影响。跟在新闻记者后面做学问，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也许我们自己也逃避不了。在这个世界上，得罪了西方大国，这个民族以后的日子会怎样，真说不好。本来天地人心自有公道，现在人心已被媒体控制了，地也被武力强占了，剩下的只有天知道了。

回到家里，孩子见到我很高兴。芬兰文化和瑞典差不多，很难买到什么芬兰有而瑞典没有的特别的东西，也没能给孩子买什么特别的礼物。听说芬兰刀很有名，但那东西不能给小男孩玩，会上抽奖得了一把旅行剪刀，做得精致，孩子拿去玩，很高兴。

（参加会议时的笔记，1995年8月会议结束回到瑞典后作了一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