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划分：思想交锋与学术态度

这本书中的一部分思想，在我新近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艺术中的表现性动作——从书法到绘画》中得到了发挥和深化。另一部分思想，也拟在另一本谈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英文书中加以扩展。这几天看本书校样，有一种感觉，觉得开始的几篇写得稍嫩，而后几篇，对材料的把握就自如一些。我想以后如果再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许能把其中的一些论点，用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更清晰地加以表述和论证。尽管如此，我仍十分珍惜现在这本书。这本书记录了我的心路历程，就我本人而言，这本书的特殊作用并非自己别的论著可以替代。

去国多年，仍时时关注着国内学术界的新动态。这种远距离的观察，与国内学者在视角上有所不同。这几年，面对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倾向，许多学者提倡人文精神，力图维护或建立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对于这些学者，我十分崇敬。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们对许多现象有切肤之痛。在一种强烈的责任心的驱使下，他们在艰难地抗争与奋斗。

然而，我在这本书里所想做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区分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用力方向。

我想划分几组现象。第一组是划分现实层面上的思想交锋与本质上应是价值中立的学术态度。这本书意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中国绘画理论。一方面，我将之放在世界艺术的总背景下考察，从而看出其独特之处；另一方面，我愿对此做仔细的分析、综合工作，找出中国绘画与社会、与哲学、书法、以及文学的关系。在做这些工作时，我并未想到这种研究有什么现实的目的。既不是想捡起一种传统与某种社会倾向相对抗，也不是想以此来为一种艺术实践辩护。我想做的仅仅是，弄清楚一种事实，对之加以整理、分析、综合，以说明这样一种存在。这个世界需要许许多多的人以热情的态度来赞成、捍卫、反对、抨击这种那种现象，也需要有人以冷静的态度来观察、解剖、叙述。在现实层面上，存在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但这不妨碍理论研究者宣布，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一切存在都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须加以说明。因此，我呼吁“划分”。建立起立交桥来以后，就可避免在十字路口争道。分清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就能并行不悖，各行其是。有一些关于学术研究的“深刻”的话需要“深刻”地去理解。比方说历史学，一方面人们提倡忠于历史，意思是说不要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来曲解历史；另一方面，人们又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没有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两者在各自不同层面上，各具有其自己的含义。如果误认为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搞混了。就研究者而言，不能故意曲解历史，否则就不是做学术，但时代和个人的倾向性总是曲折地在研究中不自觉地反映出来，这是不可避免的，是研究的时代性。再比如说，这本书谈中国书论，意图不是以论争者的态度来说明中国文人绘画的重要性、价值及现实意义，而是对这种绘画的美学性质加以叙述。我是否喜欢这种绘画？是，我承认。但我个人的喜好不是立论的根据。我要做的仅仅是说，在一个被称为中国的国家中，存在着这么一种绘画，它是由于这个那个原因形成的，它蕴含着这种那种审美理想。

第二组要分开的是不同领域的现象。人们已普遍接受一个结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儒家在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多数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儒道互补，实质上是道家在填补儒家所遗留下来的空间。然而，这只是“总而言之”。在不同领域中，情况各不相同。在艺术中，礼乐传统是儒家孔荀线索思想的反映，要明德昭功，全饰以一民，而文人绘画却是庄禅线索的反映。徐复观先生曾说，庄学精神即是中国艺术精神。这种观点也许偏颇，可以挑剔。但一种痛快淋漓的偏颇，比起一种四平八稳的永远正确要好得多。在不同的领域，有可能以不同的精神占主导地位。我想辨“入世”与“出世”，就是想说明这点意思。“入世”的儒家在社会、政治领域占主导地位，在历史文学领域有强烈的影响；但在绘画、书法领域，“出世”的道家、佛家思想则渗透得更深。

前几天，收到一位关心中国美学的西方美学家的电子信。信中说他去年参加深圳美学会，今年又去了中国大陆几个城市，发现许多中国学者呼吁“美育代替宗教”，高扬孔荀美学线索。我给他的回信中说，这不包括我在内。“美育代替宗教”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在我未弄清解释者意图之前，当然不能一概反对。高扬孔荀美学，也许也有现实目的，是为医治某种社会疾病而开的一剂药方。但我呼吁“划分”。想提倡什么是一回事，公正地对待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是另一回事。对孔荀线索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礼乐传统，但研究中国文人艺术，包括文人绘画、文人音乐，就不能遵循这个线索。对于过去循孔荀线索研究诗词得出来的结论，也应该重新审视。对于具体领域中的现象，应做具体研究。对某一领域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启发，但不能完全代替对其他领域的研究。(www.xing528.com)

第三组要分开的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人们一般认为，宏观研究是做大题目，微观研究是做小题目。其实，衡量题目大小的标准就有问题。微观研究如果是围绕着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堆砌材料，喋喋不休，一味显示学力和功夫，结论却无关痛痒，就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在所研究的范围内能有所突破，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样的研究就有价值。宏观研究，如果仅是把现有的各种结论用概括性较强的语言说一遍，或者运用学术材料演绎某个政策性结论，就显得空泛。但如果能一方面立足于扎扎实实的微观研究，另一方面超出具体某个课题研究的局限，看到事物间更深远的联系，就使这种研究获得了实在的内容。

中国学术界过去一窝蜂地研究一两位古代或现代大作家、大艺术家，除了其他各种原因外，一个动机就是研究者和出版者都在追逐大题目，这造成了一方面这些大作家、大艺术家被提到不合适的位置，与所处的背景，与前人、同时代人和后人的关系不明。同时，由于他们被神化，研究者们得不到一个正常的视角和心态，因而这些大家们也没有研究好。而另一方面，许多文学艺术现象被排斥到研究视野之外。其实，这种对题目大小的确定，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内。刚到国外时，翻阅一些国外人写的博士论文，对他们的论文选题感到不适应。他们有人研究一个我们认为不“大”的作家，研究一本书，甚至一幅画。时间长了，逐渐认识到，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从一般研究的角度看，一位导师带一批学生，一个学生通过几年研究，弄清楚一个细节，许多学生能弄清许多细节。学生间相互交流，老师与学生相互交流，学校间相互交流，再来作宏观描述时就有了依托。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从微观研究做起，获得了做专门研究必须的训练，就为以后做其他专题研究以至范围较广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当然，我无论在这本书中，还是在我那本《中国艺术中的表现性动作》中所做的事都没有那么专门，但我觉得做这种专门研究的精神应该提倡。

中国五十年代有过一次美学大讨论，八十年代初有一个美学热。它们的成果是巨大的，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曾在第十三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做过一个发言，题目叫《中国美学热的原因和影响》，意在向国际美学界介绍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些情况。然而，美学大讨论和美学热都有时代带来的局限性。美学大讨论的焦点是主观和客观以及相应的唯心和唯物的问题，美学热带来了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认识。在那时，对艺术和美学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重视。美学热过去了，是否由于重新建立对非物质的信仰的需要，会有一次新的美学热，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作出“划分”，圈定边界，辟出走廊，做该做的事，走自己的路。经过美学热的洗礼，应该有一些人投身到具体的艺术美学的研究中去。热固然是好事，不冷不热却是常态。是冷还是热，也许选择职业的青年应该关心，注重销路的书籍出版者应该关心。但作为研究者，我主张不管凉热，躲进小楼成一统。认真地做一个又一个题目。把小题目做大，最终使人们相信，这些题目本来并不小。

（1996年6月于斯德哥尔摩Lappis学生公寓注：1995年，我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画境探幽》一书。1996年，国内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此书修订版，此文是读完该书的大陆版校样后写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