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复活：美学的流变及其未来

最近写了一篇讨论“心理距离”学说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它与审美态度说的关系，它对朱光潜的影响，乔治·狄基（George Dickie），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等现代分析美学家对它的批判，最后讨论种种走向“后分析美学”和审美态度“神话”的复活的迹象。这篇文章目的在于通过一个较为具体的问题的描述，显示中国美学现在所处的坐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当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一些朋友看时，得到的反应却似乎与所花的力气不成正比。他们的意见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是选题太小，二是没有瞄准当前热门话题。

这种反应使我感到困惑，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近年来，我听到了太多的“美学过时了”或“美学死了”的声音。这种判决使任何美学问题的讨论都显得“老”。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中国美学研究者不像西方学者那样坐得住，有一种求新的焦虑，纷纷以问题“大”，题目抽象，题目对其他学科的统摄力来求生存。于是，美学研究者忙于开救世的药方，口气越来越大，但总免不了给人以临终挣扎的感觉。

美学的确是死了，它不再是文学艺术研究的依托，因为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本身已不再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近读美国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一位名叫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的短文“审美在文学研究中的消逝”。（载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April1997，Volume212，Number1）这位先生说起他的一次个人经历：有一次，“我”担任所在系的新教师挑选委员会成员，参加对职位申请人的面试。其中有一位申请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首诗从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角度作了分析。由于她在博士论文中花了很多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对所涉及的内容很熟悉，因此谈得胸有成竹，口若悬河，头头是道。等她谈完，一位委员会的成员突然向这位申请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是一首好诗吗？”文章中写到，这时，“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已好些年没有听到这样的问题了。听到这样的发问，那位申请人张口结舌，胡乱地应付了几句诗的“力量”一类词不达意的话。古德哈特认为，这么对待申请人是不公平的。若以这个问题问别的年轻求职者，也同样会被难住。多年来，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教师已不再教学生回答这类问题了。研究者要做的是对文学作品以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作阐释或分析，这已经形成文学研究的行业习惯和标准。谁还会谈审美标准？幼稚！幸亏这个问题是在一个对提问者极有利的场合提出的。否则，说一句“不入流”或用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表示类似的意思就过去了。

然而，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可以问吗？除了谈论社会的、历史的、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之外，还能不能谈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是一首好诗，好小说，好散文，好文章？

“美学”（aesthetics）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并没有产生一门叫做“美学”或依这个词的词根的意思译为“感觉学”一类的学科。同样，在古代和中世纪，也不存在一种后来所理解的“艺术”（Art或the Fine Arts）的概念。“美学”和“艺术”的概念产生于18世纪中叶，与我们所说的近代（modern）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这两个概念代表两个要求，即艺术的“纯粹”和“独立”。所有重要的、占主流地位的美学理论都在支撑和捍卫这两个要求，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典型的代表是康德美学。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审美无利害性支撑着一种纯粹美和纯艺术的观念，对本世纪初年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远影响。在美学界，叔本华、克罗齐、布洛等人的思想都是这种无利害性的代表。兴起于本世纪中叶的分析美学批判了康德美学，但由于当时审美经验在艺术批评中的地位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这一派美学就退而进行概念分析，把美学变成了一种元批评。元批评本身当然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国美学长期处于概念混乱的状态，就与缺少概念分析有关。但是，这种美学放弃了对审美经验的承诺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由于它的这一立场，这种美学不再像从十八世纪到本世纪初年的美学那样，力图支撑一种审美批评，而变成仅是依附于审美批评，对审美批评作解说。因此，当批评家们不再关注于对象的审美特征，不把自己的研究置放于审美经验之上时，就出现了美学无所依附的现象。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美学死了。(www.xing528.com)

“美学死了”还体现在批评文字本身上。过去批评文章本身也要求是美文，而现在，尽管仍有批评文章是美文，但文章本身是否美已不重要。抽象、晦涩、充满术语的文章成为时尚。随着“这是一首好诗吗？”一类的问题被遗忘，“这是一篇好文章吗？”一类的问题也被遗忘了。

“纯粹”文学和艺术的消亡是一种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为“纯粹”美，“无利害”的美作支撑的美学的死也是无可挽回的事。挣脱了纯美注视的魔力，出现了各种类型艺术狂欢的时代。然而，能不能把“纯粹”和“独立”分开？“纯粹”是一个即使在过去也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康德的“纯粹美”只是一种抽象的假设。他不得不在“纯粹美”之外，承认大量存在的是“依存美”。但后来的美学却依照“纯粹美”的线索发展，把注意力放在“纯粹美”的可能性上，终于走向了死胡同。但艺术的独立，艺术除了起意识形态作用之外，还是否有属于它自身的东西？文学艺术批评在社会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各种理论的批评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把文学当作文学，把艺术当作艺术进行批评的可能性？进一步说，还是否可能存在一种与这种批评相联系的理论？这不再是追求“纯粹”，或者以“纯粹”为标尺，以接近“纯粹”的程度来划分等级，而是承认“纯粹”的不可能性，放弃“纯粹”而追求“综合”，追求一种与道德的、历史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共存的审美价值。

美学死了，死去的是康德式的“纯粹美”所提供的庞大的理论框架。但是，只要“这是首好诗吗？”这个问题成立，美学迟早会复活。美学还是有生命力的。近年来，有人依据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包括《哲学研究》和为准备《哲学研究》所写的一些笔记中抽绎出来的艺术“生命体”的概念提出了“后分析美学”；有人则试图从存在主义的“与人共存”和“与物共存”之间的区别，论证艺术品非物的特性；也有像马丁·杰（MainJay）那样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为依托的对艺术品与审美经验重新结合的呼吁；还有，最近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美学大会上也发出了从“美学是什么？”（概念分析）转向“美学能做什么？”（回到经验）的号召。

美学的重建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既依赖研究者的努力，又依赖时机的成熟。“美学死了”不是一件坏事。纯美的理论死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社会阶层，各民族、各文化传统对美学重建的发言权。反历史的、基于普遍人性的美学死了，代之而起的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对美的探索。这些年，美学有复苏的迹象。国际间美学会议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美学杂志也越来越多。重建美学权威性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已越来越清晰了。当然，各国政府往这方面投资的热情还不高，因为它们从中还看不到什么直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战略方面的好处。美学家们有热情、有抱负，但囊中羞涩，做起事来很困难。在一个金钱和权力控制的时代，美学繁盛时期的来临似乎还很遥远。但美学还是会存在下去的，它在艰难地探索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现代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