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中国受海外影响时,我们常常发现,中国沿海受西方影响要比内地多,南方比北方多,大城市比农村多。但这个公式到了一定程度却不灵了。在西方国家大都市唐人街的中国人身上,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因素却反而要多于本土的中国人。
有一次我在加拿大一家中餐馆吃饭,恰逢一家华人在那餐馆办结婚宴席,来宾也多为华人。新郎穿着丝绸长衫,头戴瓜皮小帽,在门口迎接来宾,打躬作揖,还对尊贵的长辈行大礼。男宾大都穿着绫罗绸缎的大褂,只有极个别的白人面孔的人穿西服,女宾也大都穿旗袍。新郎领着新娘去给各桌的客人们敬酒。新娘有没有坐花轿来,我不知道。但起码在筵席上,他们营造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氛围。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场面也许只能从电影上找了。现在中国城市里年轻人的婚礼,早已西化得很厉害了。新郎穿西服,新娘罩白纱。我自己就有一套西服,是结婚时买的,穿过一、两次就压在箱子底。出国时还带了去,也没怎么穿。回国时行李超重,就随手扔了。农村也在学城市,现代时髦之风已无孔不人。相反,倒是那些不再有中国籍的人穿着华服,行中国礼。
其实,不仅是这些外表看得见的地方如此,他们的生活实质上也是如此。我去加拿大只是开会,总共在那儿也不过十来天,对那儿的华侨除了在街上看到,在中餐馆里看到以外,没有更深的了解。但我在瑞典认识一些华人朋友,他们的家庭模式,为后代择偶的方式,以及家庭财产的继承模式,都固守着中国的古老传统。例如,我在斯德哥尔摩与一家中餐馆熟悉。这是一个家庭店,父亲和儿子在后面掌勺,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在前台跑堂。他们一家在瑞典已有几十年了。儿子来瑞典时十岁,大女儿五岁,小女儿是在瑞典生的。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家庭。父亲不多说话,默默地工作,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对于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他一般都不先发表主意,但显然,他有着最后决定权。母亲爱唠叨,遇事爱出主意,但父亲一说话,母亲就不罗嗦了。一家人都很纯朴。特别他儿子,是我们的好朋友,到现在还常和我们联系。儿子大了,要找对象,父母亲认识德国的一家中餐馆老板,知道那家女儿人勤快,性格好,长得也不错,于是就托人说媒,说成后就嫁了过来。我们猜想,他们大概也正在考虑女儿的婚事了。对于老两口来说,孩子们成了家,立了业,就完成了他们的责任。这种家庭观和西方人显然大不相同。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瑞典人,虽然他们持有瑞典护照。
不但生活习惯保守,连语言也是如此。有一次,听一位在斯德哥尔摩的上海人说起他的一次美国之行。他说在美国时,在一个“上海人村”住了几天。我想他所说的“上海人村”大概指以上海人为主体的一条唐人街。他发现那儿的上海人说的上海话与他的话有很大的差异。那些人说的是一种古老的上海话,自己的爷爷奶奶辈还那么说,年轻人早就不用那些词,说那种调了。虽然他也能听得懂,但看到那“上海人村”中的年轻人口中吐出那样的上海话,他觉得有一种滑稽感。其实,华侨中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但由于在瑞典的广东留学生不多,我也没有听他们说华侨中的广东话与现在的广东话之间的区别。如果作一相应的对比,一定也有不少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一次学术会上与几位华人学者同桌吃饭时,我说起这些事,大家都挺感兴趣。一位香港来的朋友说,由于在海外,华人文化不占主流,唐人街上的中国人为了确定其民族身份,需要顽强保持自己的文化。同时,由于封闭,缺乏规模,同种文化内部缺乏分层,缺乏真正有意义的交流,因而很难取得自身的发展。由此,出现了越是离本土远,越是有强烈的保持中国传统的意识。我觉得她这段话很有道理。她从香港来,这方面有体会。(www.xing528.com)
这也是没办法。唐人街上的中国人如果不死守着祖宗传下来的从语言到生活的习惯、风俗礼仪,在那巨大的文化磨坊里,他们的民族性很快就会瓦解掉。而保卫这一切,他们又恰恰成了活化石。要么瓦解,要么固守,他们很难有别的选择。原因在于他们已离根了。他们不具有一种规模、实力和自信力走出唐人街。既然情况是如此,也就随它去吧。也许,他们有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与本土的联系,此事另说。
如果按照唐人街的模式建唐人国,搞文化的出口转内销,恐怕就会出问题。只有开放、自信、将自己置身于世界潮流中,又不在这个过程中丧失自我,才是惟一的出路。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常常突发一两件事,就对理智和决心构成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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