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全民医疗保险与中国医生在瑞典的局限性

出国前，我到学校医务室开药。医生问有什么病，答，没有。问那为什么开药，答，出国。谁都知道，出国是非带药不可的。于是医生给我开了一大批药，在处方上注明：“出国带药。”我把那批药捧回家，妻子说肯定不够，又想办法再找。后来每次给我寄东西，都寄一些药。到她出国时，再带一批。以后我和妻子的父母亲每逢给我们寄东西，包裹里都夹一些常用药。我在国外的家中有一个高高的直抵屋顶的多层柜子，最下面的两层就专门用来放药。其实我在国外这些年身体一直很好，这些药绝大部分都用不着。每过一两年，在打扫卫生时，我们就把药拿出来看看，挑出过期的扔掉。等到我们回国时，则反过来，挑一两样最珍贵的药带上，把其余的全部扔掉。

那年头出国的留学生人人带药，原因是听说在国外看病既贵又难。刚到瑞典那一阵子，也没有什么病，不去医院。但在那儿那么多年，总是要去几次的，因此也对在国内听到的传说有了实践的机会。

瑞典看病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病人需交挂号费和一定数量的药费，在此以上所花的钱由国家付给。因此，看病实际上并不贵。但对于刚去瑞典的留学生，那还是贵的。挂号费170克朗，药费一般也得有二、三百克朗。要说看病难，倒也不是。看病并不需要去排队，给打个电话，约好时间，到时间准时去即可。但在那儿，去医院的几次经历并不愉快。

我第一次去医院是陪人去的。一天清晨，一位住得很近的邻居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去一下他们家。这是一对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到瑞典时间不长，对各种情况都不熟悉，有什么事常问我们。我去了后他妻子告诉我，夜里他腹部剧痛，现在已好些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先给几个朋友打电话问问。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一些大医院，有不少中国医生在那儿做研究。他们在国内都是一些相当出色的医生，在瑞典由于没有执照，不可以行医。中国留学生生病时，常常先问问他们，可以自己吃点药解决的，就从自己的药柜中取一点药，或在留学生中间互通有无。学医的朋友们在电话中问了病情，都得出一致的结论，是结石。他们说，结石运动到一定的位置会剧烈地疼痛，但也许一会儿就能自己排出去。不过，他们建议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和他的妻子一道陪着他去了一家大医院。医生问了病情，说要检查，拍片子。我问，估计是什么病，他回答，检查完才知道。问什么时候能检查，答要看X光室什么时候有时间，回家等通知。我说，听一些中国朋友说是结石，答，有可能。问，能不能先开一点这方面的药，答，不行。回来后，过了五天，他妻子拿来一封医院来信，说约定在十天后的某时某刻，去医院拍片子。必须自己到药店买灌肠工具，夜里灌好肠，早晨不吃东西去。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请瑞典人再读一遍这封瑞典语写的信，确信无误，才上街去给他买灌肠工具。那工具的包装袋中果然有详细的说明有灌肠操作法的示意图。我经过一番研读，弄懂了说明的意思，又一一向他和他妻子解释。第二天一早去他家，被告知均已按照规定做完了，我们才放心地上路去医院。在医院里，检查人员一下子拍了十多个大片了，让他做出各种姿势拍。拍完后，又让我们回家等。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腹疼再也没有犯过，身体也渐渐恢复了。又过了十多天，医院又来一封信，说是要再检查一次，并在信上约定了时间，是在半个月后。我翻译给他听，他苦笑了一下，灌肠的痛苦经历肯定还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不疼了。快到那天时，我提醒他，如果不想去检查，必须事先打电话告诉医院，否则按照规定要罚款。他说，那就请你给打个电话吧。

第二次去医院是陪妻子去的。那天她在工作时突然晕倒了。她的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去了后，她说不要紧，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她的同事说，还是去医院看看为好。于是，我就带她去医院挂急诊。那天恰好医院很忙，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见到医生后，医生问了病情，又问她在哪儿工作。回答说，在图书馆，要常常坐在电脑前工作。医生问，腰痛吗？回答说，是。于是，医生写了一张处方，说，回家每天吃三粒。他的字写得很潦草，又是拉丁文写的，我根本没法猜出写了什么。到了药店一问，才知道是一种放松腰部肌肉的药。两百多元一瓶。我们买了一瓶，但感觉总对不上号。晕倒了吃与腰部肌肉有关的药，有一种滑稽感。那瓶药吃了一两次后，就进了药柜，等待过期再扔。(www.xing528.com)

第三次去医院是带孩子去。那天孩子的右嘴巴肿了起来，学校说可能是一种传染病，让孩子在家休息几天。我带他到医院去，医生说要化验，让我带孩子到楼下去抽血。这不是在耳朵或手指头上刮一点血放在显微镜下看看，而是从静脉中用针管一管接一管地抽血。抽到第二管，孩子脸色煞白，恶心要吐，却又吐不出来。化验员给倒了一杯水，说，喝点水，歇会儿。歇会儿后又来抽了第三管。临走时化验员说，结果一下子出不来，要第二天才能知道。孩子回家写作文说，今天吃了个大苦头。第二天我打电话，医生回答说，孩子没什么病。我问是不是可以上学，回答说，可以。于是，什么药也没吃，前后折腾了三天，又上学去了。孩子很可惜他的三管血，我们也心疼。

经过这几次经历以后，我再也不敢去医院。和一些在那儿做访问学者或读学位的中国医生交谈，他们说，瑞典人少，自然环境好，人不常生病，因此医生接触的病例也少，同时，也有些严格的医疗规定，使他们太依赖仪器和器械而不相信自己的经验。有时，中国医生一眼就能看出的病，瑞典医生要花很多检查费才肯开药方。以检验作根据决定的治疗办法，即使做错了医生也没有责任；而凭经验去治，出了问题就得医生负责。我问他们，是中国医生医术高还是瑞典医生的医术高，他们都认为中国医生比瑞典医生强。中国医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我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在国内时是妇产科医生，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读硕士。她说，当她的教授听说她曾做过一百多例剖腹产手术时，惊讶得张开的嘴一分钟没合上。据我的这些留学生朋友讲，瑞典医生依赖两点：一是医疗仪器、设备好，二是药品好。他们其实没有真本领，就是制度这么规定，不让中国人有执照。

在瑞典过了几年后，这种观念慢慢地有了变化。第一次使我对瑞典医院产生信心是我自己的一个毛病治好了。我的家在南方，地方潮湿，小时候学游泳时，传染了皮肤病，后来几十年都没能治好。刚到瑞典，也不相信这能治好，总是用带去的药对付。后来带去的药用完了，没办法，只好去医院。医生给我配了一种药，说每天吃一片，吃六个星期就好了。吃完后，果然从此再没有犯过，解决了一大问题。我对朋友们说起此事，那些朋友，特别是一些当医生的朋友，回答说这不能代表这儿的医疗水平高，而只是药好而已。

后来孩子牙疼，我带他去看牙医。按照瑞典的规定，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治牙免费。制度规定，孩子治牙后，医疗费可以由医院向社会上有关部门收取，这样对于我们是免费，但医院还是可以有收益的，治牙者和医院都有积极性。牙医给他检查，拍了片子，说他牙上有四个洞，需补上。并给他设计了一个计划，在三个月内，每个月去一次，约好时间。看牙是一件苦事，但孩子去的积极性很高，原因之一是那牙医幽默，能把孩子逗得很高兴；原因之二是她从画报上剪下许多小画片，每去一次可以得一张，孩子觉得有吸引力。三个月后，孩子的牙齿治好了，牙医又帮助安排了牙齿保健医生，还是每月一次，去洗牙，教孩子如何刷牙。医生们反复向孩子讲从小保护牙齿的道理，使孩子从小就有个信念，牙齿是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必须要保护好。

再后来，有朋友的妻子在那儿生孩子，说起医院的情况。又有一朋友得肿瘤，住院开刀。还有一朋友被汽车撞了，住院治骨折。对瑞典医院的印象有了进一步改变。觉得“真正”需要治疗时，医院还是可信赖的。再后来，瑞典语能力强了一些，常去瑞典的药店，有点什么小病，自己到药店去买点药即可。药店的人也懂一点医，可以帮助选药。再后来，到药店里就不仅仅是买药。牙膏牙刷，护肤膏洗头膏等许多生活用品也都去药店买，因为那儿买来的东西质量可信赖，价格也相对便宜一点。这时，也就给家里写信，让他们再也不要给我们寄药了。经过几年的折腾，终于适应了那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