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强调制度的人(法家)
建法立制，强国富人
【原典】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①。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②之所仇。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③。
【注释】
①严而为众:严厉，却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②群枉:奸邪之众。③不终:不善终，结局悲惨。
【译文】
法家的事业，以制度为根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他被众人猜忌。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弊害在于易被奸邪小人仇视。作为治国之才，因有弊端而不经常使用，并且功劳大却不得善终。
他们主张制度先行，以法规制度治理天下，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并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不像儒家人士，强调以仁为本。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知廉耻。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
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由于人有向恶的一面和懒惰的特点，如果不建立法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如果过于看重法令的作用，忽略掉历史原因和人的生物属性，把人当作循规蹈矩的机器，会搞得大家很紧张，也可能压抑人才或吓跑人才。因为人是趋利的，但不是惟利的，高工资并不是吸引人才的惟一手段。制度过于严酷，甚至可能会逼得人们反抗。
汉高祖刘邦
当然，法制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它有助于人们克服自身缺点，抑制犯罪念头，更是社会有序发展的保证。法令强调堵塞禁绝，道德教化重在疏引开导。法家之才如能情理、制度并重，把握好“情有可原，法不可恕”与“法不可恕，情有可原”的分寸，以富国强民为根本，同时兼顾风俗教化的引导作用，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特点，严厉与宽容兼顾，则可以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
如果一味强调法规的禁绝堵塞作用，视一般百姓如草芥，忽视客观因素，急功近利，不仅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会把工作做得一团糟；又因为得罪人，遭人忌恨，一旦形势变化，灾祸随之而来，刀剑架在身上了。因为变革带来的陡然变化，打破了人们的惯性心理和生活，民曰不便，必然会引起震动和反对。利益受到冲击的权贵们，则会耐心等待机会，利用手中权力到时反戈一击。如能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累变革的成功效果和经验，老百姓逐渐受益了，可得民心；民心所向，变革就会如顺水行船，大步幅前进。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利多于弊。邓小平的改革能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先试验，再推广，然后加大加深改革力度。
刘 邦
历史上倡导法制的人，都因为想急于做出成就，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或其他力量的阻挡，要么事功未成，要么结局悲惨。而管仲认为，治国有三种武器: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因此齐恒公有他而成霸业，管仲也成为卓有成效的政治家。(www.xing528.com)
晁错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强调法令治国。由于刘邦当时分封的诸侯国权势太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晁错建议修改法令三十章以减诸侯国的权势地域，诸侯国一片哗然。
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颍川到长安来劝诫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却侵逼诸侯各王，拆散人家骨肉，搞得诸侯怨声载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晁错说:“不这样，皇上坐不安稳。”他父亲叹一口气说:“皇上一家是平安了，但我们晁家却会有灭族之灾！”就喝药自杀了，临死时痛心地说:“我不忍看到灾难降临到全族啊。”
项羽，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名籍，字羽。楚国贵族出身。巨鹿之战摧毁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王。楚汉战争中被刘邦打败，从垓下突围到乌江后自杀。
十多天后，吴楚七国打着诛灭晁错的旗号造反，说要清理皇上身边的奸臣。
大臣袁盎本与晁错有旧怨，为汉景帝策划消灭叛乱之事。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连晁错也在内，晁错恨恨而去。袁盎说，七国本是汉高祖子弟的分地，现在因为晁错无故侵凌才叛乱。目前只要杀掉晁错，把封地还给吴楚七国，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汉景帝沉默了很久，说一声“我不能因爱惜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下令斩杀晁错，族人全部废为庶人。
汉景帝后来才想明白，吴楚七国叛乱并非是因为晁错侵削他们，其实早有反意，刘邦在世就说过吴王刘濞有反状，只不过是托“诛杀晁错”的名而已。校尉邓公说:“晁错削诸侯本是为皇上好，害怕七国势力太强了，到时尾大不掉，无法管制。这是安定基业、万世平稳的良策。误杀功臣，臣为陛下深感可惜。”汉景帝喟然长叹:“你说得对呀，我也后悔不已。”
晁错因急功近利，操之过急而功未成，反遭祸。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功名垂后世，但也因为急功近利，得罪权贵，招致悲惨的结局。
项羽。一般人论项羽是英雄，但从历史来看，过失似乎远大于贡献。他推翻秦王朝，却又大封诸侯，这是历史的倒退。他进驻咸阳，大量焚烧书籍图册。秦始皇收缴天下书籍，只烧毁部分，剩下的被他烧光。
商鞅完成学业以后，先到魏国，因不见用而去秦国。先劝秦孝公行帝道，不听；再劝行王道，又不听；为了自身前途，商鞅劝秦孝公行霸道强术，秦孝公大悦，听着听着，身体都向前倾斜到商鞅面前了，说:“帝道王道要数十百年，我等不及，我要的是迅速名扬天下。”
商鞅开始变法，在秦国做了10年丞相，秦国也日渐强大起来，但秦国的宗室权贵多怨恨商鞅。
赵良趁机劝商鞅说:“您做到丞相这么大的官，是靠德行呢，还是强力和法制？《尚书》上讲:‘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靠的就是‘力’啊。没有兵车甲士前呼后拥，您不敢出门。这是危若朝露之相，还想延年益寿么？如能知时而退，并请秦王告知天下行仁道，尊老爱幼，崇尚德行，还仁政于百姓，您则隐居起来，这样才能安身太平。如仍贪慕富贵，一旦有变，天下有您立足之地吗？”商鞅不听。
当初刚定新法时，太子犯法，因不能责罚太子，商鞅就处罚了太傅与太师。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太傅与太师等告商鞅要造反，商鞅连夜逃命到关下。寻找住处时，房东告诉他，商鞅令，留宿客人必须验身，否则主人连同遭罪。商鞅长叹一声:“我定的法律原来有这么多弊病！”
商鞅后来被处以车裂之刑，全族被灭。
司马迁评论说:“商鞅本是天资刻薄之人，为求成功，劝秦孝公行霸道强术，这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终于受到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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