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下千年的沉思：伊斯兰世界困惑与挑战

第一节　近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困惑与挑战

20世纪上半叶，伊斯兰历史的两大主题是欧洲殖民列强的野蛮入侵和穆斯林挣脱殖民统治赢得独立的斗争。在穆斯林看来，没有什么比欧洲殖民列强拓殖其领域影响深刻和义愤填膺。欧洲人不仅把它视为现代的“十字军东征”，而且是要复仇般地清除伊斯兰传统文化。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的这些龌龊“遗产”，在今天的中东政治和从北非到东南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还活生生地存在者。而且，现今一切的所谓的“动乱”几乎都与这些“遗产”相关联。与殖民统治交织在一起的是数十年为争取自由独立而进行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独立的伊斯兰民族国家建立后，政治精英们在国家政治建设中开始转向自由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伴随着这些思潮在实践中的无数次挫折与失败，也就意味着穆斯林民众对这些思潮的信任度大为降低，甚至产生了怀疑和抵制，从而导致了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形式百态、五花八门。近代欧洲列强的拓殖活动极大改变了中东的地缘分布和政治格局。它取代了或改变了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社会的大部分天然的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教育体制，或明或暗地对穆斯林神圣的信仰和传统文化构成威胁和挑战。

基督徒与穆斯林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的负面影响，反映在当时的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中关于伊斯兰教的观念形态。虽然也不乏缺少接触与联系以及相互了解、思想交流的过程，然而从总的来说，从阿巴斯王朝——十字军东侵——奥斯曼帝国的1000多年间，穆斯林向欧洲的扩张使欧洲人对伊斯兰教产生了疏远和极度的不信任，把伊斯兰教视为对基督教世界的最严重的威胁。艾伯特·霍拉尼在《欧洲和中东》一书曾这样评论道，这种遗产“依然留存在西欧的意识之中，依然充满恐惧，一般说来依然充满误解”⁽¹⁾。这也就是说，所谓的恐惧与轻蔑是伴之以欧洲人的种族中心主义，造成了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形象的歪曲，同时也妨碍了学者们就伊斯兰教对西方思想的贡献进行严肃的讨论和研究。直到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和沙特王国建国之后的一段时期，“人们才作出严肃的努力来了解伊斯兰教对西方思想发展的贡献，以及伊斯兰邻邦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阿巴斯王朝（750—1258）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此时的基督教世界经历了伊斯兰教在神学和政治上的双重威胁。基督教十字军东侵（1096—1291）才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对伊斯兰教家喻户晓，但缺少必要的理解。对此，R.萨瑟恩就指出：“在1100年之前，除西班牙和南意大利的中世纪文献外，我仅发现一处提到了穆罕默德的名字。然而，从1120年开始，西方的每一种文献都有一些伊斯兰教为何物、穆罕默德是何许人的描述。这种描写固然绘声绘色，然而却充满无知……其作者沉浸在得意洋洋的无知的想象之中。”⁽²⁾可以说，这种无知不仅仅反映了知识的匮乏，同时也反映了是否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最为普遍的人性倾向：贬低敌人，将之视为禽兽，采取一种优越的姿态，给敌人贴上卑贱、异教、狂热和非理性的标签，以此来解除其对自己情感深切信仰的挑战和切身利益的威胁。这一切似乎是一种“基因遗传”，近千年之后的今天，美欧在对待伊斯兰问题上依旧如此。即使到了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恐惧和敌视之后，伊斯兰教仍然是基督徒争论、攻击的一个方便工具和反基督的危险象征。他们“使用中世纪的方法，把伊斯兰教看做是服务于反基督的暴力运动，它是不可以改宗的，因为它已经关上了推理的大门，即使困难重重，它也只能用剑来予以抵抗”⁽³⁾。在随后的世纪里，伊斯兰教继续被那些支持启蒙运动原则和自感有崇高德性的“伟人”们当作一种茶余饭后的无聊调侃。这些关于固定不变的、非理性的、倒退的和反现代的宗教传统的刻板范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弭，相反，这一切似乎成了西方世界攻击与诋毁伊斯兰世界的固定不变的主题。我们在阅读大量资料和在一起讨论中，总有些问题让人疑惑不解。尽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对他们的信仰和丰富的知识、好学的品行与彬彬有礼的传统举止感到无比自豪，但在基督教与穆斯林关系的历史动态中却常常发现两个共同体始终处于竞争恶斗之中。是彼此的信仰触及到了对方的内心底线？是彼此对昔日的恐惧与威胁在今日相互之间所展开的报复？是土地、石油？是地缘政治的需要？“有时甚至为了权力、土地和灵魂而陷入生死相搏的争斗之中。因此，他们是敌人，而不是致力于共同追求伺奉其主的有经人。”阿巴斯王朝的建立（750—1258）直到奥斯曼帝国（1299—1922），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种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威胁，在千百年间它经常使欧洲面临被蹂躏的险境，先是732年的图尔-普瓦提埃（Tours Poitiers）之战，最后是在1529—1683维也纳(Vienna)的城门。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史学家曾如此评论说，倘若不是穆斯林在图尔-普瓦提埃败北和历经154年的3次维也纳保卫战，那么，整个欧洲的语言很可能是阿拉伯语或使用突厥语系。如果我们稍加留意那一时期的欧洲政治历史版图的话，此断言绝非危言耸听。

基督教总是确信他们拥有真理，肩负着拯救世界和使教皇的疆域统治合法化的天赋使命。关于这一点，事实上并不奇怪。每一宗教都是这样认为的，不单单是基督教。但问题是，这种所谓的天赋还培育了一种优越感和所谓的正义感，而这两种所谓的感觉则为从宗教、智力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贬低异教徒提供理论根据。所以说，当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取得的胜利，这对基督教的信仰和权力该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如果说最初的10个世纪是一种不平衡的竞赛，在那场竞赛中基督教世界大半处于象征性的被围困的境地，那么，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则标志着力量的转移。自此，殖民主义将主宰穆斯林的历史和心理开始生发并持续发酵，严重地、有时甚至是剧烈地影响着今天西方与伊斯兰的关系。诸如像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所揭示的这种十分尖锐的关系。西方世界仍然把基督教东侵和西方殖民主义当作是一份鲜活的遗产，一种依然浮现于穆斯林意识和政治语境中的历史体验。它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当代的定式。

将伊斯兰教看做是基督教西方的潜在威胁和导致穆斯林落后和衰败的“蒙昧形式”是西方殖民主义及其后裔的世界观。它为“王冠与十字架”的所谓神圣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理论依据。欧洲工业革命后，殖民官吏和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心怀叵测、想借机捞一把的“痞子们”成为欧洲拓殖和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和肆意掠夺伊斯兰世界的排头兵。英国人说这是“要卸掉白人负担的神圣使命”，而法国人则标榜为“向蒙昧之地免费传播真正的文明”。当权力的重心从伊斯兰世界移至欧洲时，所谓的现代性就不仅仅是简单地被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结果了，而是被视为一种宗教和文化的基督教固有的优越性体现。这种拙劣的举止是如此的露骨和迫不及待。希切姆·贾伊特在《欧洲和伊斯兰教：文化和现代性》一书中曾谈到：“这就是19世纪欧洲引以为自豪的，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文明，它把反应迟钝的所有事物都贬为非欧洲的。（是一种缺乏经验的胜利主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和一种突然闯入人类文明广泛领域的行为吗？）……欧洲直到与其他地区的文明比较时才认识到其文明的来源……于是，内在的不同从观念上消失了，白人确认自身，在反对外在事物时，全体团结一致。”⁽⁴⁾肯尼亚的独立领袖乔莫·肯雅塔曾一针见血地说：白人手捧福音书来到非洲，他们告诉非洲人，上帝住在天堂；就在我们在太空中寻找上帝时，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大肆掠夺。这能让我们相信所谓公平的存在么？⁽⁵⁾正是这种畸形的心态作祟，殖民者把自己打扮成了“天使”，要让“仁慈”充溢天下；或以观念的发明者自居，把伊斯兰教视为一种“高尚的一神论”，但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它已经完全失败了”；或标榜为伦理督察，认为伊斯兰教使妇女地位低下，它“使宗教与法律密不可分，结果使社会体系中任何事情的处理都毫无弹性可言”；或把自己视为救世主，认为伊斯兰教允许奴隶制，其总体倾向是对其他信仰不宽容；或把自己演化成先知先觉的圣人，责难伊斯兰教不鼓励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如此，穆斯林就很难冀望能控制自身以及改革他们的社会。直至今天这种对其他文明的偏见仍然在西方有些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于是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一直在试图寻找所谓欧洲人至上的基因究竟在哪里？

欧洲殖民列强对伊斯兰世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宗教的双重挑战。它似乎要改变伊斯兰世界自先知以来一直存在的组织形式。以往，在伊斯兰世界中，穆斯林都秉持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往无前的，从不言败。尽管风霜血雨1300余年（希吉拉历），历经教派分裂之痛、内战频仍之苦、暴乱丛生之状以及外敌的入侵与占领，但伊斯兰教始终占有支配地位，至少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荫佑下，从容地劳作与生活。即使是在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终结了长达508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之后，随着蒙古人占领和控制时期又把伊斯兰世界由北非延伸至东南亚的各个穆斯林苏丹国。尽管如此，由于穆斯林“天然的警觉”以及深感伊斯兰教自身内部结构及咄咄逼人的外部威胁，也不得不在其社团内对一些存在的棘手问题作出检讨、修正和调整、清算。或许伊斯兰从其降生伊始就强调历史和信仰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性，但18世纪欧洲殖民列强的破门而入和自身的运转失灵，伊斯兰教似乎是难以招架了。而此时，不管是欧洲所谓的“文明学者”，还是伊斯兰的“文化侨民”几乎一致地对伊斯兰教的可信性与可行性表示了质疑，因而加强了基督教在现代世界寻找按其教义“使人们身心趋于幸福，灵魂向往神圣”（法国人马歇尔·布吉达语）的殖民代理人的活动，“他们使我们得到了过去必须诉诸武力才能征服的阿拉伯人的心”。（同上）事实上，这种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渗透至今都还在继续着。马克西姆·罗丁森在其《欧洲和伊斯兰教的奥秘》一书中曾说道：“伊斯兰世界中的衰败国家显然成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目标。正在改宗的十字军带着新的热情迅速进军和扩张……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共同信仰和通常的人类的倾向保持一致，传教士们宣扬欧洲民族和基督教的胜利。而同时谴责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世界的不幸。这种观点便是，如果说基督教是固有地有利于进步的，那么伊斯兰教，从其性质上看，则一定是助长了文化和发展的停滞不前。”⁽⁶⁾可以说，对穆斯林所固有的特性和千百年来传统的这种外部威胁，强化了伊斯兰世界许多人深刻的宗教和政治危机。至此，许多的伊斯兰启蒙思想家陷入了沉思：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就连哲马鲁丁·阿富汗尼都感纳闷，而不停地追问：伊斯兰的命运为何会出现逆转？这一切意味着时代发现了变化，而众多的穆斯林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仅仅思想家们意识到了危机正在逼近，但这已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代穆斯林社会内部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传统思维观念与现代精神之间的脱节和断裂。二战以后，伊斯兰国家经过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随即步入了现代化进程。对于现代化的性质与特征一般普遍的看法是：第一，工业化。它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动力，是对传统结构与生产组织进行挑战的主角，它实际上意味着经济现代化。第二，都市化。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第三，普遍参与。它使人民自己在社会中扮演主动的角色。第四，世俗化。它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作为万物评价的尺度。第五，高度的结构分殊性，即社会的每一种结构，例如政党、学校等等，都在社会生活中担负起专门化的功能。第六，高度的普遍成就取向。这一点是就个人而言的。因为现代工业对专门知识与技术的需要逼迫个人产生出对知识和技术的追求，从而使得成就成为衡量的标准。当然，现代化这种取向不应是单一的。“现代”并非绝对优于“传统”。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觉得伊斯兰—阿拉伯社会进入现代化过早，而是认为他们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充分注意保护传统中那些有益的精神财富。诚如德国波鸿大学蒂洛·夏伯特教授所言：“人们把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叫做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那只是说明不恰当地企图把所有国家都以现代性的一个并不存在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而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经验方面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存在着的事实上的差别。现代文明实际上只是当代世界的一层外表，它下面还掩盖着各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史前遗产、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以及社会的政治组织的前现代的各种形式。因此，对现代化历史的见解如果过分延伸，就会达到荒谬的地步。”⁽⁷⁾这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是应当是传统的继续与发展，现代化所要求的具有现代性或现代精神是不能简单地由外部植入或全盘照搬。它必须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借鉴、吸收是民族传统上的借鉴、吸收。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在民族、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的现代化才会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其社会才能在转型过程中获得均衡、有序的发展。但就绝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而论，其现代化进程大多是未经过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的，甚至可以说心理准备也不是充分的，而所谓的现代化似乎是突然启动的。

我们在这里很有必要回放一下逝过的历史，就会明白造成这种境地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穆斯林须在两条战线上与基督教势力展开对抗：他们在西线与哥特人（Goth）和法兰克人（French Rank person）的基督王国对垒；在东线他们要与拜占庭（Byzan－tium）帝国交战。成年累月的战争使得欧洲大陆多处残垣断壁、民不聊生，而用剑与经的征伐方式，在欧洲基督教世界播下了对穆斯林仇恨的种子。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莱蒙（Kelaimeng）召开宗教会议，在基督徒中进行圣战的蛊惑：“援助东方的兄弟们”，“登上赴圣墓的征途”。并允诺：凡参加十字军的人可得赦免，为圣战牺牲者其灵魂可入天堂等等。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基督教王国的统治者们垂涎和觊觎阿拉伯王公贵胄的富庶生活以及攫取半岛财富的动机。基督教长达295年（1096—1291）的8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宗教精神的狂热激荡下的每一次东征几乎都遭到失败或不果的厄运。直至1291年，随着十字军建立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Archer city）的陷落，征战的鸡鸣狗盗们铩羽而归，从而标志着所谓十字军东征的彻底失败而终结。而此时的阿拉伯帝国正处于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始终保持着一种进攻态势。而其对手，基督教世界则疲于退缩固守。在欧洲，自罗马帝国解体后，中世纪的社会发展总是裹足不前，“缺乏一种积极进取的伟大精神”。而阿巴斯王朝和日后居上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却毫无顾忌地不断向基督教世界出击，他们先后征服了西班牙、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大片疆域，几乎把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湖。“蓝色清真寺”以其独具匠心的设计和瑰丽壮观耸立在欧亚交汇的伊斯坦丁堡。这种象征意义的确意味深长。

16世纪，近代实验科学萌生于不列颠并逐渐被欧陆所接受，加之发轫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文艺复兴和1517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唤醒了基督教世界的民族意识和新教的冒险、进取和创造的积极性，并伴随着这些思想精神在100多年后进入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结果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贸易的自由繁荣以及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给整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注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时也注入了其贪婪、扩张的欲望。在完成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君主立宪和共和制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列强拓殖的进程加快了，并把与扩展相伴的基督教文化的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此时的伊斯兰世界，自13—15世纪的近200年间，盘踞在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分裂为一个个穆斯林小国。他们相互争斗，纠缠厮杀，试图控制其主导权，常年无休止的内耗，最终气力殆尽。1492年，当基督教联军进攻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坚持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Granada）时，阿拉伯人已无力抗衡，只有步步退败，龟缩到摩洛哥，至此最终丧失了他们曾经统治了长达700年之久的西南欧。但历史并没有就此完结，曾雄踞地中海东岸的奥斯曼帝国在历经了16—18世纪的扩展高峰期后，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官僚机构的臃肿而渐渐式微了。这个“病夫”在进军维也纳受挫后，似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而是屡败至竭。昔日的“奥斯曼雄风”，如今已是哀鸿一片了。

当欧洲基督教世界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对教义作出了适应时代的全新诠释并把神权从教士特权阶层中解放出来时，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们和神学家依旧拘泥于过往的窠臼而被沉重的历史遗产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拿破仑在1799年在埃及能轻而易举地击败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我们说过，拿破仑攻陷亚历山大港，击败阿拉伯人在北非的残部，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标志，它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而这一切对伊斯兰世界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历史似乎倒转过来了。曾经辉煌的伊斯兰在欧洲的科学技术、发达的工业和先进武器的进逼下节节败退，渐渐地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而气焰狂放的奥斯曼帝国、居高临下的波斯帝国、雄霸南亚的莫卧儿王朝，也都在西方殖民者的隆隆炮声中，或化为乌有，或形同僵尸。

在许多穆斯林看来，外强的入侵、统治和奴役，从根本上说是对他们所珍视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其体现出的伊斯兰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因此“伊斯兰教处于危险之中”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为流行的口号。为了救亡图存，伊斯兰世界在一些穆斯林政治精英的鼓动、组织领导下，兴起了形式各异的宗教改革运动和社会思潮。其中，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领导的泛伊斯兰运动，穆罕默德·阿布杜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领导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最为浩荡。19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在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兴起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三种形态：土耳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巴基斯坦穆斯林民族主义。他们继近代伊斯兰教复兴改革运动之后，成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导力量。(www.xing528.com)

二战以后，民族主义在亚非地区形成了强势。伊斯兰世界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1940年代独立的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1950年代独立的有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马来西亚、几内亚等；1960年代独立的有科威特、阿曼、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马尔代夫等；1970年代独立的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孟加拉等；1980年代独立的有文莱，巴勒斯坦也于1988年11月宣布建国。这其中还包括：1990年代苏联解体分出的5个中亚伊斯兰国家及里海沿岸的阿塞拜疆等等。现在阿拉伯联盟有成员22个国家和2个观察员国。伊斯兰联盟57个国家。伊斯兰会议组织有44个成员国（亚洲21个、非洲23个）。全世界人口现为68亿，而穆斯林人口为13亿之多，占世界总人口19.2%，其中阿拉伯人占穆斯林总人口的9%。穆斯林遍布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为29个。（梵蒂冈2008年3月30日发布文告称，现在全世界的伊斯兰教人口总数占世界总人口的19.2%已超过了天主教占世界总人口数的17.4%。目前全世界基督教三派总人口约2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3%。佛教[住庙]僧尼占总人口的6.2%。）有专家学者对此评论道，这是战后世界地缘政治的重新拼图，它或许将极大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今天每个关注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的人仍然感受到了其深刻而影响极大的“后遗症”。美国今天所谓的经济危机，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对以色列的怂恿和对伊斯兰世界的敌视以及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仅在伊拉克战争就耗费了648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阿富汗战争为1710亿美元，占GDP的0.3%（一战美国耗费2530亿美元，占美国GDP13.6%；二战美国耗费4.1万亿美元，占GDP35.8%；朝鲜战争耗费3200亿美元，占GDP4.2%；越南战争耗费6860亿美元，占GDP2.3%；海湾战争耗费960亿美元，占GDP0.3%——笔者注）。

过往人们总是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同于“社会情绪”，而把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意识形态的引导。关于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或许不一定是这样。但在上世纪40—90年代的伊斯兰世界的确极具鲜明的特征。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阶层仍然依附于殖民当局，在民众中不但失去了威信，而又无力承担拯救国家民族的使命。作为“社会情绪”的代言人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并在民族独立后，在维护国家利益、发展民族经济、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等等诸多方面成绩斐然。一批才华横溢的政治、经济人物脱颖而出。如我们所熟知的纳赛尔、苏加诺、布迈丁、布尔吉巴、尼迈里、卡翁达、尼雷尔……他们以其睿智和无畏的精神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从1940年代至今，伊斯兰世界盛产民族主义的政治精英和民族领袖，如萨达特、卡扎菲、阿萨德、萨达姆、扎耶德、侯赛因、萨利赫、法赫德、穆巴拉克、霍梅尼、马哈蒂尔、阿卜杜拉、费萨尔……

各民族国家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状况，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国家的政权建设，但其政体已与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相去甚远，冠以各种不同的称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都不为过。当今伊斯兰国家按其政治制度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国家，包括沙特、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阿联酋、约旦、摩洛哥、文莱、马来西亚。上述国家采取政教合一的治国理念。其内政外交受宗教意识形态、思想传统影响较深。法制上仍以伊斯兰教法为主，教育上依旧采取宗教式方法制度。自1970年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以海湾石油产业异军突起，引发一些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开始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国家政权的改革、重组和完善等方面。譬如，民主政治的“议会”、“内阁制”、“总理辅政”等政治术语和机构引入了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内，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对各项制度进行有限的、局部的调整与改革。譬如：在法制上出现了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法律规范并行而为的局面；在教育上提倡以世俗、现代化教育为宗旨的国民教育体系。2008年沙特耗费百亿美元兴办西式大学，以文化多元化应对全球化。《阿拉伯新闻》日报专栏作家兼航空学专家塔里克·梅埃纳说：“沙特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国王希望沙特的年轻人能接受美国教授的面对面授课。国王正是在打击各个方面的保守势力。他不是通过颁布大量的政令来做到这一点，而是逐渐推进。”⁽⁸⁾一所女子大学的文学教授阿米拉·卡什加里说：“我们现在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无论愿意与否，无论我们具有怎样的政治和宗教体系，都会有变化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2]这所简称为“KAUST”的大学将带来学术自由、文化和宗教的融合，还有从纳米技术到作物培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但这些国家所带来的一切改革和行为规范不能以损害伊斯兰教原则为前提和基准。②教权制或准教权制国家，如伊朗。事实上，还有一些国家与其类似，但区别起来有难度。诸如此类的政体实际上不再少数，只不过表面上类似共和制，而其内政则采取了教权制或准教权制。我们对像利比亚、巴基斯坦、叙利亚、原伊拉克、阿塞拜疆，甚至中亚一些国家，就不好严格区分其政体究竟是什么性质，你把它说成是什么政体都可以找到因由。形形色色，似有非有，无法给这些政体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此，法国《快报》周刊记者杜瓦里特说，给这些国家下定义是门学问，我们一般把它置放于共和体之列，尽管教权制的成分很大，但也只好这样了。⁽⁹⁾教权制或准教权制国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给予伊斯兰教以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宗教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宗教神职人员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在法律上，伊斯兰教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社会政治生活上，国家实行全面伊斯兰化。即霍梅尼所说的，“教法学家的政府与国家”。奥马尔在塔利班的“议会”宣称：“毛拉即议会，教长即政府，《古兰经》即宪法。”最具典型的表述来自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我们反对西方的议会民主，也不赞成君主立宪。我们除了伊斯兰什么都不需要，伊斯兰是一切，一切即伊斯兰……”⁽¹⁰⁾这是霍梅尼主义的承续。③共和制国家，包括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突尼斯、苏丹、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基斯坦、黎巴嫩、毛里塔尼亚、马里、厄立特里亚、阿塞拜疆及中亚5国等。这些国家的政体非常复杂，但从总体上讲，有这样一些特点：政治上，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为指导原则，建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或实行总统制，或建立议会民主制；在法律上，废除伊斯兰法庭，实行统一的国民法院制定；在教育上，倡导并大力推行世俗教育；在治国策略上，主张自上而下的结构调整和改革，使国家沿着现代化、民主化的轨道前行。

由于伊斯兰—阿拉伯许多国家在向现代化过渡时，没有得到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所以，导致了这些国家不时出现政治动荡和军人干政，其结果使国家经济发展倒退。西方的社会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政治系统故障”（System failure系统故障）。主要表现为政治动荡（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阿塞拜疆等国的选举而引发的政治动荡）、大规模暴乱（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加沙抗衡、伊拉克的教派冲突、苏丹的达尔富尔暴乱）、军人干政，（据不完全统计，1945—1985年中东有9个国家的军队共发动了28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叙利亚自1958—1970年的22年间，共发生22次政变，其中11次成功；苏丹1958—1989年发生4次政变，均获成功；土耳其1960—1980年共发生5次政变，其中3次成功）。如果我们把范围再扩大一些，印尼、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门、阿富汗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多次政变。伊斯兰会议组织53个成员国，有26个国家发生过军事政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何会出现“社会政治系统故障呢？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村落原有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受到新的公职人员和知识精英的挑战。这些人代表原有首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有技能、管道和雄心，这些都是传统阶层人士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在伊斯兰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族，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这种大家族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族所取代。这种取代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个人对全体的战争——一些组织对政府的战争——以此社会动荡加剧了。所以，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无序等等一系列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欧洲历经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都如此，何况一种几乎跳跃式发展的现代化的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社会。在新的技能、动力和才智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并创立新的社会组合之前，新的价值观往往会破坏社交和权威的旧基础。

千百年传统制度的解体，肯定要导致民众社会心理的“失衡”，弥漫着一种涣散、沉沦和颓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这并不奇怪，它可能和传统社会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集团重新认同，或者和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某一套新思维或新团体挂起钩来。马克思曾说过，工业化首先在资产阶级中产生阶级意识，然后才在无产阶级中产生这种意识。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它们与其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与要求。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为，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原生意识体或组织。研究表明，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标志是常常有宗教激进主义的出现，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段时期后，社会上就会冒出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比如纳赛尔主义、布尔吉巴主义、萨达特主义；还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比如卡扎菲式的社会主义、萨达姆式的社会主义、叙利亚复兴党社会主义；另外还有形式各异的民族主义，比如扎耶德的民族主义、阿萨德的民族主义、突尼斯姆扎利的民族主义；还有历久不衰的伊斯兰主义，比如约旦哈希姆王国阿卜杜拉·本·侯赛因、沙特的费萨尔国王、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布迈丁、摩洛哥的哈桑二世、苏丹的尼迈里，等等。这些运动把现代化的组织方法、传统宗教价值观和广大民众的各种诉求结合在了一起。倘若传统社会可能具有潜在的认同和结社的渠道，那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渠道就会遭到破坏或摧毁，而剩下的则可能获取新的意识并成为新组织的基础。

当不同的集团彼此频繁接触时，集团偏见同样会伴随着集团意识而发展，比如：在政治、社会组织向更加集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集团偏见一旦出现，集团冲突也就随之而来。社会、经济现代化引起社会各种集团的相互作用、紧张状态和不平等，其结果使在传统社会里和睦相处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卷入了暴力冲突。因此，现代化在穆斯林社会增加了传统集团之间、传统集团与现代集团以及现代集团之间的冲突。借助西方或受现代西方教育起家的新贵和传统的上层人物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权威建立在他们所承袭的地位之上。在现代化了的新贵内部，政客与官僚、知识分子与军人、劳工与领袖、商人之间同样会产生激烈的对抗。这些冲突，在不少场合下，经常酿成激进的暴力行动。

贫困与落后，动荡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象。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是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倘若贫穷的国家出现动荡，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一般来说，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却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正是这种遍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所有落后国家几乎都成了“现代化”国家，尽管如此，在这些国家里，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性，而不是所谓的贫穷与落后。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化国家的显著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传统社会与过渡型社会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之间的界限纯粹是人为的，它旨在划出一组与现代化国家数目等同的所谓“传统”国家。因此，被列为传统社会的，实际上全部处于过渡的早期阶段。数据证明，倘若还存在着纯粹的传统社会的话，那么，它在政治上将比那些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于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仍旧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在伊斯兰世界，他们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诸多方面的要求和改弦易张的种种压力；制造经济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新的“更好的”的方法连珠炮般地杀来；现代化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民众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是使民众怨声载道的普遍要求。

当代社会政治学者奥古斯丁（Augustine）曾这样说过：“政治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现实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英国现代化从1649—1832年共延续了183年；美国从1776-1865年用了89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平均耗费时间为73年。而1925—1960年崭露头角的26个国家，这一阶段平均时间只有29年——笔者注），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对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所谓先行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行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就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使他们大失所望。”他归纳了如下几个结果：①毁坏传统的社会集团（家庭、阶级、种姓），从而增加“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数……这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助长革命的发生”。②暴发户的产生。他们难以完全适应并同化于现存秩序。他们要得到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③增加地区性流动。这种流动又破坏社会结构，特别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产生社会离异和政治极端主义。④使生活水准不断下降的人数扩大，从而拉开贫富之间的距离。⑤增加某些人的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从而增加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⑥为了提高投资而需要对消费实行总体限制，从而造成民众的不满。⑦增加识字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对新闻媒体的接触，这又使民众冀望提高程度将无法得到满足。⑧在投资与消费的分配方面加剧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⑨提高集团组织的能力，从而提高集团对政府提出要求得到一定的分量，而这些又是难以满足的。

历史地说，政治机构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歧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解决这些歧见的程序和组织环节中脱颖而出的。人数很少，性质单纯的统治阶级的解体，社会力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日趋频繁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从最终产生政治机构的先决条件。随着伊斯兰世界社会势力日益盘根错节，那么政治机构也就必须相应地变得更加复杂化和权威化。亨廷顿（S.P.Huntington）认为，此种政治演进在20世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没有发生。他认为，那里社会势力强大，政治机构弱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公共权威和政党仍然都是脆弱而无组织的。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演变。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制度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缺乏能力去抑制过分的个人或地区性的欲望。按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理论，政治是各种社会势力之间——人与人、家庭与家庭、部落与部落、地区与地区、阶级与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战场，再全面的政治组织也调停不了这个战争。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以及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建设和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所以说，在伊斯兰世界对一个社会的观察研究应着重探寻构成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正确处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及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所必须具有的“公权”结构和“私权”结构。否则，以“公权”为名扮演宗教裁判官固然可怕，但以“私权”僭越“公权”，从而使“公权”萎缩到无视公正的痞子革命或极端主义同样会使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极端主义、无视正义的痞子革命之所以招摇过市，肆无忌惮，就是“公权”的极度萎缩和“私权”放肆地僭越的结果。

因此，在多种因素和背景下，不管是伊斯兰世界，还是阿拉伯社会，衍生出许多不同的流派、思潮和各种所谓的主义。他们既相即相契，又各自为政。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影响、文化状况等等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讨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和社会思潮。这仅仅是概括性的，它不可能是全面的：第一，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还做不到；第二，不管是伊斯兰世界还是阿拉伯社会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时序性、变异性、地域性等等都是有限篇幅所驾驭不了的；第三，缺少翔实可靠的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