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进程

第一节　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进程

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它同时又是一种生活哲学，反映意识形态总体的生活样式。因此，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重视和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强烈关切，以及对穆斯林道德行为的规约就自然成为它的一项重要的使命。伊斯兰宗教文化具有二重性，是一种内倾型的精神超越和外化型的世俗关注的结合。这一特征突出表现为在伊斯兰教内部具有两种逆向驱动力：“天国渴望”与“现实关切”的张力。“天国渴望”或“天国期许”表征着穆斯林本真价值的最高存在，具有生命终极层面的意义，是形而上的；而“现实关切”正是为价值本真存在和个体生命的终极背靠提供了一个现实——实现这样的载体。伊斯兰著名思想家伊克巴尔认为：“基督教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为精神生活寻找一种独立的内容，按照其创造人的观点，这种内容的提高不能通过人灵魂之外的世界的力量，而只能通过灵魂之内的一个新世界，伊斯兰教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并且进一步补充认为，所揭示的新世界的光芒对于物质世界来说并不是外来的东西，而是完完全全渗透在物质世界之中。”“两者都要求并且肯定人内在的精神自我，它们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在承认理想与现实结合的同时，还肯定物质世界并指出控制物质世界的方法以揭示现实生活规律的基础。”⁽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在于，伊斯兰教强调“两世吉庆”，对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关注。所以，伊斯兰教既为穆斯林提供了一个精神憩息的家园，建构了一个自怡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同时它又为穆斯林提供了一套道德践履的范式和行为准则，强烈地表现为对政治的关注和世俗生活常态的关切。在伊斯兰教看来，穆斯林获得灵魂拯救无须凭借个人与真主的单独沟通而实现，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使信仰就可获得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但前提是人必须融入社会关系中方可实现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完成必须借助现实的社会关系，所以，这就使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受到高度重视。伊斯兰教很难容忍传统秩序的崩溃和历史秩序的瓦解，因此，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就不能轻率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复古主义，而应解读为是对现实的关切和信仰关怀的一种外观，并以肯定过去的方式试图将伊斯兰宗教传统赓延下去。

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价值追求是群体本位和个体践履的结合。它把个体价值归结为集体道德和社会责任及历史使命，而同时个体又必须通过道德实践来达致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这便是伊斯兰宗教文化关于理想人格塑造的基本途径。不论彼岸意识，也不说理性精神，有一点是清楚的，人类是无法摆脱社会生活的。所以，伊斯兰唯一的超越途径就是道德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完成自我完善。道德实践的过程于是也就成为了灵魂获救和成圣羽仙的心路历程。这里有新柏拉图哲学的影子。伊斯兰传统文化之所以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其根源在于柏拉图理念中存在着与伊斯兰宗教文化相似的文化悖论：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一方面具有成圣心理，要求到“神的国度”中去寻觅“哲学家真正的家园”，而另一方面，社会理想又要求他从天国返回尘世社会，“要用秩序而不要用混战或崩溃这些字眼来称呼世界”（卡西尔语）。我们看到的伊斯兰教同样存在着对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传统—道德—秩序—拯救在其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一个内在的逻辑整体，四元素相互关联和互相制约使道德传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意义，传统本身又成为社会历史力量的代表而规定现实事物的性质。黑格尔曾讲过：“追求个人自身的道德是徒劳的，其本质上是达不到的。关于道德，古代最有智慧的人的说法是唯一正确的——道德就是生活的与一个人的国家的道德传统相一致。”⁽²⁾因此，当我们认真讨论伊斯兰教的超越问题时，就不难发现，穆斯林不是在超越时间去抽象地寻找真主的理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在人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纷杂的社会关系里和自己的道德践履中去体悟真主的最高理念。

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最终旨归就在于获得灵魂的拯救，一种信众的心灵无限趋近真主，最终契合为“人神合一”的体认。作为宗教，它必须具备其终极关怀和对超越的神往，其终极价值目标正是通过将道德实践努力推至尽处，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正是由于这种实践行为具有社会性，穆斯林的道德诉求便时刻为此实现超越和彼岸天国的神往以及灵魂得以拯救不断倾注新的现实内容。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感到伊斯兰宗教文化不时散发出一种凝重、静气、清洁和伦理情谊的内在气息，这便是伊斯兰特质。伊斯兰传统是其文化认同的价值支点。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指向，通过对人、社会现象和自然背后的本真存在自觉体认，蕴化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回归意识，通过对“先知气象”所彰显的理想人格的心灵认同，达到对传统价值的高度肯定。作为一种文明，伊斯兰教使穆斯林相信可以通过对经典和先知生活方式所涵具的丰富意蕴与哲理的反省和体悟并且外化为一种“先知般的行为”，使自身拥有神力去应对一切。

就超越自身而言，伊斯兰传统价值有一个由辉煌到失落，再由复兴到超越这样一个历史与逻辑进程，贯穿其中的核心线索都是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回归—复兴的历史进程。

先知穆罕默德借助传统宗教，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传统观念并以此冲破了氏族制的外壳，建构了以信仰为纽带的新型“穆斯林社团”。从伊斯兰降生伊始的不到100年，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猎猎旗帜下辉煌至极，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在9—13世纪，伊斯兰教发展达到了鼎盛，也是伊斯兰文化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可是时光推移至19世纪前后，随着西方工业化的步伐的加快，殖民者接踵而至。殖民主义的扩张使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伊斯兰世界成了首当其冲的觊觎目标。前述已经讨论过了，1798年，法国军队登陆埃及亚历山大港标志着伊斯兰开始步入衰落。西方的殖民入侵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主权与疆域的沦丧，经济、政治的独立性丧失，而且在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诸方面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此评说道：“伊斯兰将再次面对西方而无路可退了；但这项不平等的现象比起他们在十字军的最残酷的一次征伐中经受的苦难更为严重，因为现代西方对于她来说不仅在武器上装备精良，就是在经济生活技术上也占优势（军事科学最终也依靠经济生活技术），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占优势——唯一能创造和维持被称为文明的外表的向心力。”⁽³⁾(www.xing528.com)

另外，诚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所言，伊斯兰社会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统治阶层的腐化、迷信和无知并由代替了理性的启蒙，僵化和刻板披了乌里玛的外衣。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压力把曾一度辉煌和繁荣的伊斯兰文明推至落后的悬崖之边。

伊斯兰文明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衰微与失落并没有使它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会以此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重新转头回到东方宁静的状态中去，也并没有使它失去了其强大的认同功能并改变自身的物质。相反，倒使伊斯兰教在传统价值失落的痛苦中，积蓄着待发的复兴精神。

就伊斯兰教自身来说，它是政教、教俗合一的宗教，它蕴涵的价值评估标准就有对自己文化和历史的强烈认同。当一段历史提供与“固有精神”相似或相悖的历史语境时，它就会不时显现复兴其传统的情绪和理性的双重要求。伊斯兰社会不存在宗教世俗之分，《古兰经》和“圣训”不仅确立了人与神的关系，而且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早期的伊斯兰教极具政教合一的特点，宗教领袖即国家元首，沙里亚法就是国家的法律，整个社会政治结构都架构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在绵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契合，几乎达致完美，因此，伊斯兰社会往往以其“俗教合一”、“政教合一”的基本原则来审视和处理世事之变、天地成化的。倘若社会或政治出现危机，伊斯兰教固有的传统便成了减压的稳定器，来衡量和判定态式，达到一种完满化，使伊斯兰教始终保持一种恒定。

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浸淫和冲击，使伊斯兰文明身临困境，不能不深深地加以反思，文化的拷问有时会激发出一种“文化返祖”意识，进而滋生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强烈地情感认同。其社会理想的价值传统，就是早期纯化圣洁的穆斯林社团。事实上作为社会理想的标识已经积淀于伊斯兰教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政治和社会显现危机，身感遭到外部势力的威胁之时，伊斯兰复兴运动往往就会以宗教理想为标准而力图变革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