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阿拉伯哲学讨论：沉思于新月下的千年成果

第三节　伊斯兰—阿拉伯政治哲学众生相

霍梅尼曾说，来自信仰者心灵的呼喊压倒了一切，甚至白宫……这一波涛已经传遍全世界，世界现在正在从它所屈服的压迫中自我解放。

当代伊斯兰—阿拉伯的政治哲学所呈现出的各种政治态势，都不过是宗教—政治千百年的政治形态，现代伊斯兰政治组织始终是各种政治运动和各种政治思潮的驱动力量。今天的西方，以及在许多人的视觉中，伊斯兰政治组织一直是世界政治的聚焦点或所谓伊斯兰威胁的体现。西方一些人，包括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些人似乎认为，伊斯兰政治运动体现了对那些腐败的、力不从心且又缺乏效率的政权的一种替代。而对西方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伊斯兰政治组织是破坏世界和平稳定的一股可怕的力量——把这些政治组织诬蔑成为获得权力而不择手段地蛊惑人心的政客组织。这些人认为，譬如，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圣战组织如哈马斯、杰哈德和法塔赫以及圣城军、真主军等，甚至包括阿富汗的塔利班等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形成了热衷于仇杀和无休止地嗜好暴力的宗教狂形象。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遇刺，在黎巴嫩扣押人质以及劫持飞机事件等象征着“神的暴怒的话题”家喻户晓。⁽⁹⁾可事实远比那些人想象的复杂得多。可以说今天的伊斯兰政治组织都在宣称：只要政治环境允许，他们会在现存的政治体制内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他们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来谋求改变现政权，实现他们自己理想化的伊斯兰事业。我们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很清楚地看到，现在许多伊斯兰政治组织都似乎异常地支持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他们的成员积极参与选举，一些人已经在国家立法机构和内阁入仕从政。

由于当代伊斯兰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伊斯兰复兴运动贯穿于伊斯兰的历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有是伊斯兰历史复兴循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绝大多数的伊斯兰政治运动在领导权、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上都不同于数百年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其一，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其二，具有极强的政治思想意识；其三，与以往的宗教激进主义不同，而是一种新的宗教激进主义。所以，今天伊斯兰政治哲学不是简单地照抄过去，而是对新时代的一种回应。

一、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

倘若要较为清晰了解当代伊斯兰政治运动的渊源和性质脉络的话，那么，就要特别留意这两个政治组织，可以说它支配了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今天大部分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尤其是伊斯兰行动主义要归咎于这两个政治组织的思想和组织范式。这两个组织的缔造者和思想宣传者是，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卜（兄弟会）、毛拉拿·阿布·阿拉·毛杜迪（促进会），可以说，对波及今天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从埃及传遍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哈桑·班纳（1906—1949）于1928年在埃及建立了穆斯林兄弟会，其组织对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当时埃及社会弊病的批判得到宗教人士和西化的、具有世俗倾向的社会精英们的积极响应。巴以之战巴勒斯坦的败北，以色列在英美的支持下举帜建国，而埃及对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显得无能为力，以及众多的失业、贫困和腐败使得人们对自由民族主义所抱的最初信念动摇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1948年的巴以战争和1951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积极参与使得他们作为埃及的爱国者一代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名声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南亚,毛拉拿·毛杜迪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的垮台和力图拯救该帝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德国而遭到英国和法国肢解的哈里发运动的失败。南亚的印度独立运动中高涨的印度教自我意识使得毛杜迪敏锐地察觉到穆斯林力量的持续削弱以及对穆斯林社团和伊斯兰教所构成的威胁。毛杜迪指责欧洲殖民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认为后者是外来的和源于西方的思想，它并没有团结人民，恰好相反，它分裂了民众。以基于语言、部落和民族基础上的更微弱、分散的认同感取代了普世的或泛伊斯兰的思想和团结。

哈桑·班纳和他的同代人毛杜迪都是虔信的，且受过传统的伊斯兰背景教育以及当代西方思想教育的人。两人的感觉似乎是一样，都发觉他们的社会由于依赖西方而在政治上十分软弱，文化上游移于昔日的辉煌之外。他们两个人在早年都曾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都想把宗教复兴主义引入到恢复国内外的穆斯林社团。作为组织的发起者和思想的宣传者，他们都以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譬如，沙特的瓦哈比运动和19—20世纪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先辈为楷模，关注穆斯林社会的、复兴主义的一些较为成功的模式。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简单地倒退到过去，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向现代社会提供了思想意识和组织上的伊斯兰的反应。⁽¹⁰⁾哈桑·班纳和毛杜迪将伊斯兰复兴主义传统的逻辑和观点施加于并重新应用于20世纪的穆斯林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他们使伊斯兰教开始了现代化的思想进程，这恐怕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但是，现实需要他们采取另一套他们认为更为实用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不会背离伊斯兰思想，会自觉地重新应用伊斯兰的资源和信念，重新作出新的解释以解决当代现实最为关键的问题。所以，他们在方法上与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伊斯兰现代主义的西化思想，这是他们与伊斯兰现代主义不相容的关键。倘若说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为维系与伊斯兰教的适应性其采用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并使之在全球大格局中合法化，那么，班纳和毛杜迪则在寻求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物：以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源泉为起点，去寻求要么是伊斯兰教的同等物，要么是伊斯兰传统以解决政府的观念、立法改革、民众参与教育改革等诸多问题

哈桑·班纳和毛杜迪都持有一种共同的反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观点。他们深信不疑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对穆斯林社会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威胁，而是要在文化传统上彻底瓦解伊斯兰文化。他们认为,西方在教育、法律、习俗和价值观念上的宗教文化渗透从长远来看比政治干预更为有害,这直接威胁了穆斯林的特征、独立和生活方式，这一切危及了穆斯林社团的生存和认同，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模仿西方和依附西方。兄弟会和促进会都一致宣称伊斯兰教是一种自足的、可囊括一切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意识形态。这两个组织不谋而合地行动，建立的机构遍布绝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从幕后走到向前台,从事他们认为的正义的事业和社会政治行动主义。

尽管他们对西化持有他们特有的敌意，但让人不解的是他们并不反对现代化。哈桑·班纳和毛杜迪都致力于现代组织和机构的建设，譬如，提供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并使用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宣传他们自己的学说，动员民众的支持。尽管他们根植于伊斯兰教的启示和源泉，但他们的信息是却是为20世纪的信众发出的。这些信息不但探讨了现代化问题、分析了伊斯兰和民族主义，也在评估民主的性质、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银行、教育、法律、妇女、职业、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等当代前沿问题。如相比较，毛杜迪较之于班纳更为广泛、系统地著书立说，力图证明伊斯兰教和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宽泛的关联。他的讨论范围很能反映他的一整套思想观点：伊斯兰教与国家、经济、教育、革命和妇女的关系。

班纳和毛杜迪对伊斯兰教史和伊斯兰传统的重新阐释虽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这种世界观激发和引导了许多面向伊斯兰世界的现代社会道德改革运动。它不仅制约着两个组织，而且还会影响今后数十年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运动，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觑的一股强悍的伊斯兰激进力量。

兄弟会和促进会似乎都只看到了两种选择：黑暗或光明、撒旦或真主、贾希利耶或伊斯兰。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虔诚相信伊斯兰教提供的神圣启示，以及指明了替代西方资本主义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选择。

这些现代宗教社会的创始者们利用和重新解释经典和传统。过去的激进和连续性伴之以对现代化要求的回应。以往和现在的这种结合不仅为他们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解释所显示，而且为他们的组织和行动所彰显。在组织上，两个组织都以先知穆罕默德奉为圭臬，同样也以17—18世纪的复兴运动的前辈为样板和效仿的榜样，集合了一批为建立真主法度统治的社会而奋斗的人。他们将成为穆斯林社会中的先锋和自诩正义的团体：为真正的伊斯兰改革或革命，把社会重新拉回到伊斯兰正道的、蓬勃的和激进的中坚力量。

这两个组织都从清真寺、学校和大学中发展学生、工人、商人以及青年专业人员为自己的成员。这些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城市，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下阶级。这两个组织非常明白，向这些人宣传、解说更有效果。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造就新一代的受过现代教育但以伊斯兰为指导的领袖，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然而，当班纳致力于把兄弟会发展一个基础广泛的民众运动时，毛杜迪的促进会则日益成为一个宗教精英组织，他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训练那些将要夺取现存政权以及未来掌控国家的干部。因为，他始终认为，发动一场伊斯兰革命以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和社会是最终必需的。但是，这场伊斯兰革命将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是暴力的政治革命。这可能是他美好的初衷，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却让人不可思议。“暴力”这个词与这两个组织越来越近了。

尽管这些组织以其特有的方式，强烈地谴责帝国主义的邪恶和西方文化的威胁，但是他们也都认识到：穆斯林所处的困境首先还是穆斯林本身的问题，而且都是那些不能完全遵照伊斯兰教准则行事的穆斯林引起的，这句话大概是最为实事求是吧。所以，毛杜迪认为，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就是纠正自己的错误。重建社团以及重新解决伊斯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必须号召或邀请全体穆斯林全面地恢复或重新摆正他们的信仰做起，在安拉的正道上获得新生。这两个组织都重新强调和解释“达瓦”（召唤）的概念。伊斯兰的召唤有两层意思：邀请非伊斯兰皈依伊斯兰教；号召那些生来即是穆斯林的人成为优秀的穆斯林。他们都关注后者，即社会和个人的转型（伊斯兰化），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伊斯兰和穆斯林社团的重振威风才能得以实现。当这两个组织通过学校、出版物、讲经、社会服务以及学生组织传播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解释时，他们将宗教义务、现代知识和科技和他们的行动主义恰如其分地结合了在一起。

二、新复兴主义的世界观

新复兴主义如同世俗的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一样，都承认当今穆斯林社会的弱点,认为需要变革和科学技术的价值。然而,他们批评世俗的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过分地依赖于西方,这是穆斯林社会的软弱的得以持续原因。一方面,世俗主义者将宗教与社会分离,并把西方视为发展的模式。“就在不久以前，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政府都把欧洲文明的原则捧得很高……采用西方的风格和举止。”⁽¹¹⁾虽然世俗的穆斯林领袖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但他们实质上被视作是西方文化殖民者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也同样受到了批评：现代主义者热衷于证明伊斯兰和现代性的适应性，他们采用和依赖于西方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西方化的伊斯兰。毛杜迪在其书《伊斯兰教政治理论》中是这样评价他们的：“在歪曲和误导的狂热中，这些人全部为他们所认为的伊斯兰事业效力，他们总是非常吃力地证明，伊斯兰本身包含了当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形式和全部内容……这种态度出自于一种自卑情结，出自于那种信念，即除非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宗教类同于现代教义，或与大部分的当代意识形态相一致，否则，我们作为穆斯林就不能争得光荣和尊敬。”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相反，这些新复兴主义者在谴责西方以及强调伊斯兰的完全自足性方面更为果断。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不应当向西方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看齐，而应当完全依赖于伊斯兰教，这个天启的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兄弟会不屑地说，信仰西方有什么好处吗？它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是原则上的思想错位。西方的民主适合伊斯兰世界吗？西方的民主不仅没能制造出真正的民主，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的世俗主义和物资主义毁坏了人类精神的终极背靠——宗教和人们的行为准则——道德以及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崩溃负有直接的责任。兄弟会还认为，尽管阿拉伯国家对西方，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美英在支持以色列蚕食阿拉伯领土方面是出卖了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问题成了攻击美国的起点……其结果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帝国主义完全沆瀣一气。”⁽¹²⁾和现代伊斯兰主义者们恰巧相反，兄弟会和促进会的目标不是将伊斯兰解释为与西方文化相顺应，而是去塑造一种更多地植根于本地的、正宗的或正确的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社会。他们的办法就是通过基于“回到伊斯兰原则……和将现代生活与这些原则相调和，作为最终的社会伊斯兰化”的序幕这样一个振兴伊斯兰教的过程。他们强烈地谴责西方并不意味整个地拒绝现代化。班纳和毛杜迪都在西方化和现代化、西方价值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作了区分。这样，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理想的精华部分可以被合理化地吸收，在这一点上，选择性和谨小慎微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们必须要将那些与伊斯兰教相悖逆的西方价值观念剔除掉，代之以伊斯兰价值观。他们认为，伊斯兰复兴和改革将不能用文质彬彬的所谓理性和绣针绘花的世俗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而是以真主的启示来实现。毛杜迪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们向往的是在《古兰经》基础上的伊斯兰复兴。对我们来说。《古兰经》精神和伊斯兰教义是亘古不变的。但是它的精神在实际生活领域内的应用则必须经常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变更……我们的方法既和近代的穆斯林学者不同，又和现代的欧洲化的人们不同。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灌输《古兰经》精神和伊斯兰教义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彻底地评估过去800年间在知识领域内的发展和随之发生的生活环境的变化；第三点，我们必须将这些生活法则和思想真诚地与伊斯兰这个纲领联系起来，以便伊斯兰再次成为一股蓬勃的力量，成为世界的领袖，而不仅仅是它的追随者。”⁽¹³⁾毛杜迪对民主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关于其方法的典型例子。由于伊斯兰的世界观是以真主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基于民众主权而不是神启主权的议会民主是否能被接受？所以，毛杜迪拒绝了民主，因为，他认为那是西方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允许放浪形骸，是与真主的法度背道而驰的。然而，参与议会政治，或服从伊斯兰教法，即真主的法度的协商会议则是可行的。这里，班纳和毛杜迪重新解释和利用了伊斯兰教的协商概念（舒拉）来提供伊斯兰的证明。毛杜迪更愿意将伊斯兰制度称之为“神权民主”，以区别于神权或教士国家。在“神权民主”中，民众的意愿将屈从于或受制于真主的法律。在那些嘲笑他为“宗教权威主义论”的人面前，毛杜迪并没有退缩。确实，毛杜迪并没有设想对真主的绝对权威的服从是剥夺自由，而是人的自由受制于真主的权威。因此，他把伊斯兰政府或神权民主界定为“伊斯兰极权主义”，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实质，也是他们为之浴血奋斗的内趋力之所在。这是他们始终不渝的坚定理想。

三、埃及的其他伊斯兰政治团体

埃及的伊斯兰运动非常复杂。不但政治组织众多，而且其形式各异，所以，要想梳理出百十来个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极困难的。不但我这个资质浅薄无慧根的外行人做不到，就连我参阅的大量文献和友人亲朋从海外和阿拉伯一些国家邮寄的资料中也没有找到更为翔实的介绍。因此，我只能把从杂芜繁多的文献资料中进行自己汇编的一些东西介绍给读者。倘若能作为一个简要的阅读参考，我也就自足了。因为，在文献资料的选择上实在是力不从心，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不用说像穆斯林兄弟会那样的政治组织，就连一些名不经传的十几个组织都在秘密地发动圣战来搅动埃及社会，其目的只有一个：对国家的权威和政治合法性提出挑战，进而颠覆现政权。可以说，武器、爆炸、武装对峙、绑架和暗杀便成了他们生活和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众多的组织中，伊斯兰解放组织（也有人把它称为“穆罕默德的青年”）、穆斯林协会、赎罪与迁徙组织、圣战组织以及“救出火狱”组织等最为耀眼，所造成的影响也最为广泛。事实上，这些组织是今天阿拉伯社会或者把范围再扩大到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激进政治组织的先驱。

伊斯兰解放组织和“赎罪与迁徙”组织是在1967年阿以战争后涌现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原因很简单：埃及在这场战争中所蒙受的屈辱性的战败和失掉圣城耶路撒冷是政府政治上的无能，以及政府制度的腐败和运作失误。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在萨达特执政初期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而新一代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们，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是在纳赛尔时期遭监禁和酷刑的兄弟会年轻的成员，却在此时极力赞同反政府的暴力战略。1974年，伊斯兰解放组织就曾试图发动一次政变，虽说他们控制了开罗的军事技术学院，但最终政府武装还是挫败了这一政变。1977年，赎罪与迁徙组织绑架了爱资哈尔大学的讲师和宗教基金部的前任部长达哈比，原因就是达哈比一直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在他们的条件未得到满足后，将人质撕票。作为对此事的镇压，埃及政府处决了伊斯兰解放组织和“赎罪与迁徙”组织的领导人，并把两个组织的许多成员受审监禁。经过镇压，他们的许多人再次转入了地下，并在其他激进组织中进行活动。圣战组织（他们在1981年10月6日刺杀了萨达特，也有的人说是“赎罪与迁徙”组织所为）是从1974年“穆罕默德青年”发动流产的政变的幸存者中发展起来的。而在埃及的艾斯优特、明亚、法云以及开罗和吉萨，他们一些成员集合成各自独立的小组。圣战组织的成员不可小觑，他们中间有共和国总统的卫士、军队的情报员、文职公务员、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大学教授和大学学生。1980年，不同派别联合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运动，并由一个协商委员会领导。他们有统一的信念：建立伊斯兰社会，需要恢复哈里发制度。所有的穆斯林统治者都被视为叛教者。“当代的统治者都背叛了伊斯兰。他们是在帝国主义的餐桌上养大的，所以，他们是十字架主义，或共产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¹⁴⁾因而，反对埃及无神论统治者和国家的圣战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是合乎伊斯兰教正义原则的。

圣战组织的思想在穆罕默德·法拉格的一本小册子里加以表述过。事实上，没有多大的新意，很大程度上借鉴或照搬班纳、毛杜迪和库特卜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法拉格在伊斯兰革命问题上基本照本宣科地重申了他们的思想，并把它们引申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思想及使命的核心主题无非是召唤真正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参加反对埃及这个非伊斯兰国家（他们可能认为除了伊朗伊斯兰政府以外的政府都是非伊斯兰的——笔者注）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圣战。他们始终坚持所谓的圣战是伊斯兰的第六根柱子，一个被乌里玛的大多数穆斯林经常忘却和认知不足的事实。我们可以听一听詹森在《被忽略的责任》一书中的提示：“为主道的……圣战，尽管它对未来宗教是极为重要的，今天却被我们这个时代的乌里玛忽视了。乌里玛假装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明白这是恢复和建立昔日伊斯兰的雄风的唯一道路……毋庸置疑，只有通过剑的力量才能把世界的偶像清除掉。”⁽¹⁵⁾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彻底根除西方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沙里亚。他们非常自信，认为，激进的武装暴力是必要的，没有它就不会夺取现政权，就不会在他们认为的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确立真主的宗教统治，让真主之道成为最高指示。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圣战首先是消灭这些异教徒的领袖，这样就可以用一个完全的伊斯兰秩序来代替一切。

这些激进组织的世界观结合了赛义德·库特卜晚年所宣传的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他们总是认为，埃及社会的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不公正和精神信仰弊端都被归罪于穆斯林社会的西方化。与库特卜同出一辙，他们认为现在的埃及社会的各种环境就如同伊斯兰社会以前的蒙昧时期、多神主义和野蛮状态。西方的十字军心态、新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是犹太教、基督教阴谋幕后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在挑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也正是这种力量使得真主下定决心将一切邪恶铲除。(www.xing528.com)

伊斯兰政府的合法性是基于伊斯兰教法的。而这些激进组织恰好就认为埃及政府就未能忠实于或贯彻伊斯兰教法才沦为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而所有的真正穆斯林就有义务通过圣战来推翻这个无神论国家，他们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不仅是一项宗教义务，而且是真正的伊斯兰信仰。他们同样严厉抨击既定的宗教权力机构以及得到政府支持和制约的清真寺。政府官方的乌里玛被视为是政府的傀儡。因为，他们认为乌里玛对圣战的态度低调，极大贬低了武装斗争的作用，并把圣战限制在追求德性，让圣战者服从国家的利益从而调和伊斯兰的真正革命性。

埃及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领导和体制反映了其领导人的习性和风格。“赎罪与迁徙组织”的领导人苏克里·艾哈迈德·穆斯塔法，曾受过高等教育，获农学硕士学位。他把该组织经营成高度具有纪律性的组织，由其埃米尔控制和引导。如同“穆罕默德的青年”一样，该组织把当代埃及社会看做是非伊斯兰的、一个不信道者的领域。遵照先知穆罕默德在与非穆斯林对抗时，迁徙到麦地那为榜样，“赎罪与迁徙”组织建立起自己“被正确引导”的社团。在社团中，成员们一起工作、学习和礼拜。它的目标非常清晰而坚定，就是在埃及建立真正信仰者的单独的社团。如同前述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会员的资格是分为级别的。正式的成员被要求把诸如以前的工作、家庭和从前的亲朋好友置之脑后，全身心地投入社团的工作。牺牲是他们的理想，而且他们愿意在为伊斯兰事业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埃米尔或领导人要求其成员无条件地服从。

尽管“穆罕默德的青年”这一组织的成员同样也是激进的，组织良好和富有纪律性，但他们是由一个基于协商而不是政治执行委员会来较为民主式的控制和行动。

我们可能一直在猜想，这些激进组织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政治抱负究竟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些草根阶层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更不要认为他们是拒绝现代社会想要倒退回过去的思想僵化之流。可以说他们能在阿拉伯政治舞台上“潇洒”一时，绝非等闲之辈。“穆罕默德的青年”和“赎罪与迁徙”组织的领导将早期的传统宗教的熏陶与现代教育结合在一起。“穆罕默德的青年”的创建者萨利赫·西里亚博士曾获得科学教育的博士学位。他出生在巴勒斯坦，曾是伊斯兰解放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哈桑·班纳的一个前支持者建立于约旦。伊斯兰解放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伊斯兰组织，它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中都有秘密成员，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它不仅神秘莫测，而且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极强。该组织最为感兴趣的是从军队中招募成员，它的最终目的是献身于恢复哈里发制度，建立一个普世性的伊斯兰国家，而其根本理想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伊斯兰运动。“赎罪于迁徙”组织的创建人苏克里·穆斯塔法也曾是位学者。他与萨利赫·西里亚过去都曾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但是他们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他们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改造开始发展自己的组织，一度有咄咄逼人之势。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穆罕默德·法拉格曾毕业于埃及理工科大学，祖木尔上校和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中尉是在军队中供职，欧麦尔·阿布杜·拉赫曼长老是宗教人士，这反映了伊斯兰圣战组织是一个知识分子、军人和宗教人士的联盟。法拉格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思想家，他也曾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后因不满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温和姿态而退出，组建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并成为该组织协商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祖木尔和伊斯兰布里对暗杀萨达特负有直接责任。而阿布杜·拉赫曼长老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宗教顾问，他发布有关宗教上认可伊斯兰圣战组织行动的教令。

这些政治极端组织从当地的清真寺、学校和大学中招募成员，并把他们组织成秘密的支部。其中许多成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于中下阶层并怀有崇高动机的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大学文凭。他们从事工程、医学、科学和法律等职业，而不是宗教或人文学科专业。事实上，在今日的加沙等几个激进组织和其他阿拉伯地区情况大致是相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村镇和小城市迁徙到开罗、亚历山大和艾斯尤特。埃及的一位学者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好战的伊斯兰集团的成员的典型社会形象可以作如下的小结：年轻（20岁出头），来自于农村和小村镇的家境，或中下阶层出身，有追求功名的动机，积极奋发向上，接受过科学和工程学教育，通常来自于一个紧密联系的家庭。有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设想，‘激进运动’吸收的成员一定是乡巴佬、社会夹缝里生长的、怪异的和不正常的人。我们调查的大多数人应该看做是模范的埃及青年。”⁽¹⁶⁾

然而，这些青年是今日城市生活的“新方式”。尽管城市生活的自由和舒适对一些人来说颇有诱惑力，但对许多深受伊斯兰教熏陶的政治组织青年人来说，现代社会尤其是埃及的社会生活却产生了隔绝和异化感。

当时的埃及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的私人清真寺在发展伊斯兰运动上，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些清真寺给伊斯兰组织及其扩展提供了一个最为适合的中心。它为伊斯兰组织提供了集会的场所和组织联络的枢纽。1970年代，私人清真寺的数量从约2万座增加了近一倍，达到了4万座。埃及的46000座清真寺中，宗教基金部仅控制了6000座。私人清真寺和教职人员在政治和金融上的独立，这和国家资助的清真寺完全相反。宗教权力机构和政府操纵的传媒经常被私人清真寺的口若悬河的教职人员所作的措词激烈的宣道所彻底歪曲和严重损害。伊斯兰组织提供了一种新的社团，一个将最基础的单位——家庭组织起来的社会。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的社团是基于伊斯兰思想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提供了认同和连续性的意识，以及社会的准绳和急速变化的日程表。

我们从许多资料中了解到，这些伊斯兰政治组织成员并非毫无思想或不讲理性的胡作非为。特定的原因造就了他们的行为：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西化思想的不断渗入；1977年开罗的食品骚乱；萨达特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而失业、住房短缺等尖锐社会问题带给人们的是巨大的失望。尽管政府与伊斯兰政治组织之间不时发生暴力和持续不断的对峙，但从总的来说，更为可怕的非暴力的革命在埃及悄然发生。伊斯兰政治组织的影响可以见之于社会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表现为伊斯兰政治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在中上层阶级中、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在农民和专业人员中、在男女老少中，都可以看到那种想过更富于伊斯兰色彩的生活愿望。但我们坦率地说，埃及的伊斯兰政治组织仍然是支离破碎的小型政治组织。它们并没有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尽管有时它们对社会的批评赢得社会的赞同，尤其是社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然而，对社会的不满并不是就会把人们变成伊斯兰政治组织的成员。所以，这些政治组织仍然是社会中明显的少数人的一种抗议，以示自己的政治诉求。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发展成为埃及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代言人，但是，这种言论已失去了主导性，如果说有影响，也是少数人的政治诉求和对时局的不满。

四、于无声处听惊雷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面积为225万平方千米。人口2170万（外籍约占30%）。沙特尊奉伊斯兰瓦哈比教派。这一教派主张清除异端，恢复正统，反对一切“标新立异”，强调复古主义的“回到《古兰经》去”。所有这些主张归宗为一个信条“唯一神教徒”。后来，伊本·沙特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敬奉唯一真主”组织即“伊赫万兄弟会”。该教派在政治上侧重于政治行动主义；在神学教法上则属于伊斯兰罕百里学派。1744年，瓦哈比教派与伊本·沙特家族结成“宗教—政治同盟”，从此，宗教精神找到了政治上的保障和依托，而沙特家族则从宗教精神中获得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而开始了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政治”合一体制。美国著名中东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认为：“瓦哈比教是一种宗教激进主义，1744年它与沙特家族结为一体，沙特家族的领袖都加入了瓦哈布的军队。这一年标志着沙特阿拉伯政治体系的建立，尽管这个现代样子的国家直到1932年才算建立。”这种宗教文化与以家族和社团为纽带的社会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这种以亲缘—宗教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在政治上表现为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恰好又为这种宗教文化精神转化为意识形态价值提供契机。这就造成了这种社会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化”，这种政治化以君主专制为主体；另一方面是高度的“道德化”，这种道德化以传统的道德模式为核心。伊斯兰法则是维系这种道德秩序的手段和外在的社会规范。在这里，一神信仰与集权价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由种族意识和宗教精神形成的认同感再加上政治意识（穆斯林对其所属的政治社团的深层感情依属）构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这是一种“权威—信仰—服从”型政治文化。穆斯林遵循的道德模式是一种道德历史观，其特征就是“以善恶来解释历史”，其目的是通过以道德自律，一方面达到“灵魂拯救”的境界，另一方面规约穆斯林文化心态进而强化“权威—信仰—服从”型政治观念。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正是这种道德化的政治文化长期以来支撑着君主政体。伊斯兰教的宗教精神和传统价值与君主专制有着深层的同构关系，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了以家长—宗教领袖为标准的官僚制度，以家庭—社会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宗教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宗教价值认同为中心的宗教主义和集体观念。进而，“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宗教价值与君主结为一体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以往沙特留给众人的印象是伊斯兰教先知的诞生地，我们大多数人在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所看到的是：清真寺宣礼塔的晨呼暮唤，“克尔白”圣物前的虔诚祈祷，绝世修行的善男信女，栉风沐雨、跋山涉水的心仪朝觐，经堂里的传经布道……朝觐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集体聚会，去年已逾300万人。而另一个印象就是钻塔林立、经纬纵横的石油输送管道。石油产量第一的头衔在2010年才被俄罗斯超过。但现在的沙特是怎么了？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数百名宗教极端分子曾以“马赫迪”的名义，武装强占神圣的麦加禁寺，这对于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制的王国和以伊斯兰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为国教的沙特造成了“无法想象的震惊”。沙特王室也因该事件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在这次“严重的政治危机”解决以后，沙特政局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还算是基本稳定的，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以上事例表明了宗教思想与现代政治进程的某种疏离关系，又表明了伊斯兰这种特殊宗教对现世政治的极大关涉性，这就是“宗教—政治合一体制”所蕴含的内在悖论。然而，在沙特，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是合作的，这种关系也不会因为几次“宗教事件”而终结。伊本·泰米叶曾认为，在沙特阿拉伯，“一旦宗教与权力分离，其结果必然是国家的严重失范”，而从另一维视域观之，伊斯兰教对塑造权威人格的重视也注定了它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必然性。记得哲学家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说过，宗教是处于保护某种类型的人并使其永恒存在而创造出来的。J.M.肯尼迪进一步指出，“伊斯兰教显然是为了刚强有力者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成就了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于这一点，伊本·沙特是深信不疑的。他曾说过：“只要《古兰经》在，我们的信念就不会动摇；只要骆驼在，我们的荣誉就不会丧失。”1938年一家美国公司第一次在沙特发现了石油。石油的大发现对沙特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油使这个传统至上的国家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现代社会。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同西方世界的交往，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政治结构都不可避免要发生变革。这种社会变革向体现着传统价值的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进程的合作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沙特，虽然政治上稳定的以家族统治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政体使得伊斯兰仍然占据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但是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要求政治体系作出相应的反应。在沙特，这种“政治上的反应”就是从费萨尔国王时代开始的“进两步，退一步”的社会——政治变革进程。

费萨尔国王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太懂得现代社会经济的变革给政治结构带来的影响。他在保守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明智地开拓了“社会—政治变革进程”。①确保伊斯兰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费萨尔深知，伊斯兰观念在沙特政治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将它作为意识形态和潜在的整合社会的机制是极为重要的。他认为，在伊斯兰价值中培养起来的权力合法性的保障是“家族国家”。“家族国家”是最能体现“伊斯兰第一”观念的。他认为，伊斯兰教与现代意识形态没有什么矛盾，沙特虽然有沙里亚法但也不意味着沙特社会不需要新的法律。②在沙特家长式的政治体系中，“个人合法性”是极为重要的，它是获得传统部落和家族支持的基础。他强调，一个政权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它的名称，而在于它是如何活动的……一个政权的好坏应该用它的所作所为及领导者的品行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名称。当代政权使用过无数类型的名称，都是从国外照搬过来的。这些现代名称在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历史上是找不到的。③费萨尔将“专家治国论”观念引入了家族政治，从而极大提高了政府的运作能力。费萨尔国王之后的哈立德国王也在进行一些改革，但还是沿着“费萨尔之路”进行的。

沙特给世人印象的转变缘起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沙特王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决定全力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侵占科威特领土的伊拉克开战。同时，为确保国家安全，长期与美国结盟的沙特决定向美军开放空军基地并允许美军进驻沙特领土。这样一个与“异教徒”如此结盟的政策，自然引起了国内部分民众的不满。特别是某些宗教界人士以及宗教思想更为保守、政治行为更加激进的赛莱菲亚派(阿文Salafiyyah)的强烈谴责，进而由此引发了他们对沙特政府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这样一来，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和对政府的不满，使得国内矛盾加剧，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了沙特的政治伊斯兰极端势力提供了东山再起的良机。

在沙特，伊斯兰政治极端势力最初是以政治反对派形式亮相于政治舞台的。他们试图以合法的政治渠道表达对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不满。1991年5月，57名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联名向法赫德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此后又曾在1992年9月通过时任全国最高宗教领袖的伊本·巴兹教长呈送了一份由107人联名、长达45页的“劝解备忘录”。“请愿书”和“劝解备忘录”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改革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内容不外有如下诉求：①王国应当立即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独立的、有职权的协商会议，以体现民主和决定国内外的大政方针；②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废止一切有悖于伊斯兰教法的立法、政令和决策；③实行司法独立，从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不分地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④修订国家对外政策以维护穆斯林社会的根本利益，避免违背伊斯兰教法的“政治结盟”，等等。根据一位西方学者的统计，参与公开信签名的人中，来自内志地区的有33人，占63.5%；参与备忘录签名更多达77名，占总人数的72%，要知道，内志地区是瓦哈比主义的摇篮，也是沙特王国传统的权力基础，由此看来，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的联盟正出现越来越深的裂痕。这些正是沙特政治反对派的观点。这恐怕在沙特这个保守的伊斯兰王国尚属首次。当然，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虽然这些改革主张在呈送国王之前国内外媒体就已有所披露，但沙特王室仍然将此举视为一种政治阴谋，甚至有人把它形容为是“一种另类的政变和严重的挑衅”。1994年9月，当政治反对派准备再次发难时，沙特政府根据1961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拘捕了政治反对派骨干110人。其罪名是有组织地“误导”、“分裂”和“无视”国家政权。在沙特政府看来，以宗教名义批评、攻击和指责攻击政策，就属于偏离宗教的极端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请愿书”和“备忘录”上签名的均为政治反对派的活跃分子，主要是宗教学院的师生和担任各种职务的教职人员，譬如，伊玛目、哈提布、穆夫提、教法学家和教法官员等等。他们属于政治上更为激进、思想上极为保守的民间瓦哈比派，自称为遵循正教的“赛莱菲亚派”，以与支持沙特王室的官方瓦哈比派相区别。所谓的“赛莱菲亚派”亦称“尊祖派”或“赛莱菲叶”，是伊斯兰教近代改革派别，强调以“先辈”（Salaf）的教旨为改革之楷模，故名。近代埃及著名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 mmad‘Abduh，1849—1905）和弟子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īd Rīda，1865—1935）常以此自称，后人也沿用。西方学者以“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或“现代派”称之。因其主要通过《光塔》(al-Manār)杂志宣传该派主张，后人又称其为“光塔派”。据说支持他们的宗教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自称为“圣训派”）大概有2.5万人。后来，他们又以保卫教法和人权的名义，在境内外成立了两个“人权组织”，进行反政府的宣传活动。赛莱菲亚派以实行“改革”为名，对政府施压。他们虽然没有采取什么暴力活动来制造社会混乱，但他们这一系列动作和影响恰恰成了不满社会现状的宗教极端势力的社会基础。沙特政府是不会容忍任何有损于王室的政治秩序以及沙特社会稳定的组织出现的。政府的强硬政策迫使公开的、温和的政治反对派没有了退路，只是等待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摘掉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与宗教极端势力合流而动。

沙特是一个传统和封闭的社会，其一贯反对政治自由化和所谓的西式的民主，严禁成立带有政治倾向的宗教社团组织。这使沙特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很难像在埃及那样以合法宗教团体的外衣来掩盖其真实的身份，也很难组建起规模较大的秘密行动组织。沙特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对政治反对派势力的重点打击和严加防范，这使本·拉登也很难在境内寻找到长期与之合作的代理人。因此，“基地”组织一方面通过沙特民间的赛莱菲亚派物色代理人，策划、实施反美、反政府的暴力恐怖袭击。另一面通过境外的秘密网络，包括设在苏丹、也门、索马里和英国伦敦等地的秘密活动网点与境内的宗教极端势力保持联系。当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有众多的沙特“圣战者”曾在阿富汗训练营地受训，他们回国后成为“基地”组织理想的招募对象；有些甚至是带着“任务”回国潜伏起来的。这样一来沙特的极端势力的暴力倾向开始发酵。1995年11月以美国教官为顾问的、设在利雅得的沙特国民卫队训练营遭到汽车炸弹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这是1979年麦加“禁寺事件”以来发生于沙特境内的第一次恐怖袭击事件。1996年6月，沙特东部宰赫兰的美军空军基地军官宿舍又一次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9名美国人死亡。问题很快就调查清楚，是自称“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变革运动”和“海湾猛虎”两个组织所为，而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本·拉登的死硬追随者。他们的立场很明确：其目的就是反对沙特政府的“腐败无能”，惩罚美国“十字军”非法侵占和进驻沙特领土；要求美国“十字军”滚出先知的圣地并冀望民众起来结束沙特王室的非法统治。这类秘密宗教组织是沙特境内愈益激进的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另外，“9·11”事件也证明了“基地”组织在境内外的沙特青年中是颇有影响的。后来沙特法庭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证实，连环爆炸案是“基地”组织在沙特的3名骨干之首阿卜杜拉·哈姆迪策划的，4名参与袭击沙特国民卫队的成员中有3名曾是参加阿富汗抗苏的“圣战”老兵。此次恐怖袭击共有19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主持清真寺事务的两位教长，他们负责召集这些武装分子，负责培养这些人对“基地”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感情。据说沙特境内还有50余名“基地”组织成员逍遥法外。“9·11”事件后，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打响以及国际社会反恐斗争的进一步的深入，人们对沙特的反恐事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由于美国的压力，使沙特无形中成为了国际反恐舆论特别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急于想了解“基地”组织的恐怖势力在沙特境内的活动情况。这种关注无非是两大焦点：一是全球石油价格飙升的情况下，沙特石油是否受到影响，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世界经济状况的走势；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因为沙特在海湾石油输出国是龙头老大，又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同时又因为地处先知圣地，是伊斯兰教的象征。所以，沙特国内的情况的好坏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阿拉伯社会甚至伊斯兰世界。另外国际社会所关注的还有：①“9·11”事件的19名劫机犯中有15人是沙特人，在美英看来这似乎表明沙特社会环境与恐怖主义有某种联系。②本·拉登的原籍即是沙特，而“基地”组织成员中沙特人占到相当高的比例，所以，沙特的安全环境是令人质疑的。③沙特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曾是3个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现在塔利班又僵而复活，卷土杀回，这其中让人对沙特有所疑问。④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沙特在全球宣教传播极端保守的瓦哈比教义，资助世界各地的伊斯兰运动。即使是这样，沙特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可以排除政府支持其反美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沙特政府也采用强有力的手段对其境内的恐怖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境内外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相互勾结和密切配合，是沙特宗教极端主义的突出特点之一。这在“9·11”事件后尤为明显。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使“基地”组织在2002年遭到重创，一些恐怖势力被迫陆续转移、分散，潜伏于世界各地，低迷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伊拉克战争后，由于此举分散了国际反恐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界反恐联盟，使之恐怖势力乘机东山再起。“基地”组织在许多国家发起了新的一轮恐怖袭击，即使是中国的新疆也未能幸免，“东突”恐怖势力猖獗一时。在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有两起发生在沙特，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沙特的影响力。2003年5月13日发生在利雅得的4起连环爆炸袭击。有意思的是就在13天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美海军航母上宣布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就在他讲话不到6个小时，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沙特的这次恐怖袭击锁定的4个目标都是住有美国人的建筑物，而选定的时间恰好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到访沙特的前十几个小时。这次袭击总共造成34名美国人和西方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使沙特政府和美国受到极大震惊。沙特内政部和美国中情局后来证实，利雅得连环爆炸袭击是“基地”组织在沙特的骨干成员遵照拉登的“重要亲笔指示”策划实施的。沙特警方还对充当人弹的9名自杀爆炸者的背景做过调查，认为年轻、贫穷、未婚、无业、没有文化是充当这以行当的基本条件。通过这次恐怖袭击再次显示，阿富汗反恐战争以后，“基地”组织在失去大本营的依托后，仍然能通过其组织网络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此次连环爆炸的实施计划、人员选定、联络方式等等都是由当地的恐怖组织独立制定和完成的。这充分显示了地区性的恐怖势力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利雅得连环爆炸发生后，一些专家学者纷纷做客坊间分析点评，此次袭击很可能是“基地”组织反攻的序幕。美国驻沙特大使罗伯特·乔丹5月2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利雅得连环爆炸是“一次性的袭击行动”，这位大使的预见在半年后得到了证明。2003年11月9日，利雅得马哈亚富人区发生了3起连环爆炸案，造成18人死亡、122人受伤。此次行动中，“基地”组织首次把阿拉伯人作为袭击的目标，一些专家对此评论说，这是“基地”组织“自挖墙脚”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基地”组织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他们认为，反对美国及伊斯兰世界代表富人利益的“腐败政权”是他们的一贯宗旨。

可以说，从费萨尔、哈立德、法赫德以及今天的阿卜杜拉国王，都在致力于沙特的社会改革。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明确的旨向就是给世人不要留下沙特的保守的政治姿态，同时以文化的多元化应对全球化。法赫德国王在世时，特别强调沙特阿拉伯不能效仿纳赛尔模式，应该开辟具有沙特风格的变革进程。他主张加强教育，增办学校，普及妇女的初中和中级教育。此外，他还认为沙特应该有一部《基本法》，但并非是用它取代《古兰经》而成为宪法，而是用以补充《古兰经》。他十分注意与乌里玛委员会进行政治协商，听取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认为协调伊斯兰与现代的关系，使乌里玛思想向现代转变，以适应现代社会变革进程是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达到此目的，“伊智提哈德”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在遵伊斯兰罕百里教法的沙特具有特别的意义。1979年麦加事件对沙特王室的震动是巨大的。一方面，这一事件使王室意识到了宗教的“巨大历史回弹力”，是否应该减缓变革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它认识到倘若不进行社会变革，则类似的社会动乱还会发生。这些认识一方面昭示了“宗教—政治合一体制”的内在悖论，又体现了沙特王室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权威的悖论”和文化的两难处境：即一方面在理性上认识到现代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情感上难以割舍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宗教政治文化的深层感情依属；一方面，在理性上意识到在现代沙特政治中建立起契合现代意识形态的理法型权威体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情感上极力维护家长式的家族政制和君主专制体制。迈克尔·赫德森就这一点认为，“以传统为基础的权威排斥现代因素，而现代权威又难以拥有传统合法性”，这正是君主专制政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

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可以有无形和有形两种方式，即思想的和组织的方式。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Hick）在其《宗教哲学》中指出：“人们所崇拜的诸神，是社会无意识地编造的想象的存在物，社会凭借这种工具来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控制。”

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作用除了上述的宗教意识形态之外，主要表现为教法学家的政治作用。乌里玛在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圣法的教理阐释，证明政权权力的合法性，通过对事物进行“独立判断”并颁发“法特瓦”（阿文音译Fatwa，意谓“判决”、“决断”），发布具有宗教和神学合法性的见解来影响政治发展。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不会停滞的，这是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使然。据报道：阿卜杜拉国王斥资100亿美元办西式大学。国王希望西方的聪明才智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得以复兴。竣工之后，这所阿卜杜拉理工大学将拥有男女同班的教室、西方的教授、用英语授课的课程等。西方国家可能依赖沙特的石油，但即将竣工的大学表明，为了适应全球化浪潮，这个拥有伊斯兰最神圣的清真寺的国家也需要像南加州大学、牛津大学和麻省理工这样的大学。数十年来沙特人一直是赴欧美学习的，这样做既能带回专业知识又避免了让这个国家接触到西方的教室和教授。现在这所大学的创办进一步拉近了世俗的西方社会与沙特的距离。《阿拉伯新闻》日报专栏作家塔里克·梅埃纳就此评论道：“沙特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国王希望沙特的年轻人能接受美国教授的面对面授课。国王正在打击各个方面的保守势力。他不是通过颁布大量的政令来做到这一点，而是逐渐推进。”一所女子大学的文学教授阿米拉·卡什加里说：“我们现在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无论愿意与否，无论我们具有怎样的政治和宗教体系，都会有变化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所简称为“KAUST”的大学将带来学术自由、文化和宗教的融合，还有从纳米技术到作物培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梅埃纳说：“国王正在老去，没有太多时间了。他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在9·11事件之后成了被孤立的国家，他慢慢带我们摆脱了这种境地。”另外，据沙特《今日报》报道：沙特将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及发电一体项目，整个项目预计花费60亿美元。据预测，在2012年建成并投产后，该工厂每年可生产淡水100万吨，可使沙特的淡水供应量增加30%，而用石油作为能源的电厂的发电量将达850兆瓦至1100兆瓦。其实，这一项目只是沙特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据报道：在未来几年内，沙特要投资120亿美元建立淡水和发电项目。海湾地区60%的饮用水需求是从海水淡化过程获得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国家的淡水和电力供应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水淡化生产国，约占世界总量的29.2%。沙特政府近几年还陆续出台了多项改革举措，以振兴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并且也是让世界有些人知道沙特不是恐怖主义的天堂和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