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哲学：沉思千年的理性主义讨论

第一节　伊斯兰当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特征

伊斯兰当代理性主义哲学影响下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是试图弥合伊斯兰传统主义者和世俗的启蒙改革者之间的鸿沟。作为伊斯兰理性主义哲学在实际行动的反映，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将18世纪复兴主义对社会内部的关注和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外部威胁及历史性的现代化要求的回应一本兼顾。同世俗的启蒙改革主义者一样，伊斯兰现代主义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回应也受“西方成功”这种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西方列强节节胜利，而穆斯林社会则积贫积弱并屈从强权，仰人鼻息。因而，他们认为，穆斯林必须以理性的精神，顺应时代的心态来汲取西方有益之力量，内化为自己恢复往昔辉煌之泉源。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一立场与伊斯兰行动主义尖锐对立。伊斯兰行动主义公开谴责“超级大国的新殖民主义”，强调“西方失败”和伊斯兰的自治和自足。

以伊斯兰理性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运动。尽管它未曾形成一种统一的运动或持久的政治组织，但它的遗产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以及对西方的根本态度。作为有理性之基的现代主义运动，它再次提示了伊斯兰昔日所拥有的力量，唤醒了穆斯林光荣的意识；它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树立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现代理性意识；它论证并显示了伊斯兰与现代西方社会政治改革的适应性。可以说大部分思想家区分了采用西方思想、技术和拒斥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同。他们促进了反殖民主义、穆斯林团结、自治和独立的思想信念。由于这些原因，使之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运动不同于以往，颇具鲜明的时代特性和思想深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伊斯兰世界的主要事件是两种相关的结果，即伊斯兰民族主义勃兴和民族独立运动澎湃。颇具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世俗的启蒙改革主义者还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同时将西方视作一种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力量。一方面，伊斯兰民族主义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统治的回应；而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个世纪以来西化改革的产物。许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都曾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并受到自由民族主义信念和法国大革命，即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与依赖于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的传统伊斯兰政治理想不同，现代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语言、地域、种族和历史。

伊斯兰教在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为一些地区性民族主义的发展，如中东地区、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植入了一个政治伊斯兰的因素。不过，倘若说宗教是一个因素，但它远非唯一的因素。对伊斯兰教的利用，因地区和国家而别，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环境。在一些地区，伊斯兰教是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另一些地区，伊斯兰教则从属于世俗民族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启蒙改革主义运动、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强势力量。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题在于激励和实现民族主义者所关注的时境：即面对西方政治和文化侵略的威胁，保持穆斯林民族的特性和促进穆斯林的真正复兴，实现穆斯林民族团结统一，以赢得自治和独立。在北非、南亚及伊朗，伊斯兰教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认同心态、忠诚的意识形态和象征以及领导力量，并以清真寺为基础的组织和联络中心。在这些运动中，伊斯兰宗教领袖和政治组织常常成为重要的因素。而在思想理论基础上，伊斯兰宗教理论家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努力工作，起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使阿拉伯国家身遭重创。这场战争对一向自感不可战胜的阿拉伯人来说，既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又是一次惊醒。它似乎标志着阿拉伯人进入了全民族总体反思的阶段。许多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重组，以应对严峻的挑战，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伊斯兰现代思想家们开始认真反思近现代以来的伊斯兰思想界，如同20世纪大部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一样，伊斯兰现代理性主义对西方抱有一种矛盾的双重心态：既受其吸引又有一定程度的排斥。他们赞赏欧洲的力量、技术以及自由、公正、平等的政治理想，但时常拒斥它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垄断资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和政策。伊斯兰现代理性主义思想家论证了伊斯兰文化与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精华部分的适应性，他们倡导需要有选择地接受伊斯兰思想和现代西方思想的调和物；谴责盲目地尊古仿古；申明在现代条件下重开“伊制提哈德”（独立判断）之门的权利和社会改革的根据以图振兴衰弱不前、积贫乏力的穆斯林社会。与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大为不同，伊斯兰现代理性主义并不是仅仅简简单单地寻求复归圣教初创伊始的纯真，而是希冀通过对伊斯兰的遗产重新整理以回应西方的政治、科学和文化的挑战。伊斯兰现代理性主义为人们接受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以及诸如宪政主义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种伊斯兰的理论根据。大多思想家认为，穆斯林社会的复兴是摆脱令人憎恶、使人窒息的殖民枷锁以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先决条件——恢复穆斯林的力量。认为身为穆斯林就必须指望伊斯兰，它是穆斯林社会力量和统一的泉源。但为了挣脱殖民统治和重新获得穆斯林社会的统一和自治，穆斯林应该了解西方之所以强大的秘密所在，以便寻求医治国体苍生的一剂良方。

在现代伊斯兰思想界，尤其是分析面对西方思想的不断冲击和进一步的渗透，在伊斯兰思想界持两种态度或类型：其中一种是仿效者，而另一种是抗争者。在仿效者中，扎基·纳吉布·麦哈穆德、塔哈·侯赛因、阿里·阿布杜·拉齐格、哈立德·穆罕默德·哈立德、萨迪格·阿兹姆等人被认为是一种类型。他们的主张虽说有某些区别，但无一例外地是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或缺失伊斯兰民族自身解放的觉悟，对其本质也不是了解。他们仿效的举动如同近现代西方人文思潮对基督教的批判，并照搬过来对伊斯兰文明加以批判和否定。而另一类型的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外，还有著名的塔哈塔维、艾哈迈德汗、伊克巴尔等人，他们认为伊斯兰的民族主义主张是十分有益的，但也承认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伊斯兰并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因此应该学习西方的人道主义社会，这其中就包括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一切有利与伊斯兰社会科学重构的知识。在面对西化大潮的奋力抗争中，他们对真主独一作为伊斯兰教的本质的有着其极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以古代的伊斯兰文明辉煌引以为自豪，认为近现代应该继续让伊斯兰文明发扬光大。这样一来就引发了文化学术向伊斯兰文明回归的热潮，而其重要标志就是伊斯兰政治遗产意识的增强。穆斯林要建构一种以伊斯兰精神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模式，这就需要认真地对伊斯兰的理性进行追思，而这种结果又导致在阿拉伯思想界出现了理性危机。从1974年开始，在贝鲁特创办的学术杂志《当代穆斯林》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阿布杜·哈利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文章《当代穆斯林理性危机的严重性》，1975年在第4月号和第10月号上该杂志又分别发表他的另两篇文章《当代穆斯林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和《论当代穆斯林理性危机》，从此揭开了阿拉伯人探讨当代理性危机的真正序幕。在1986年巴格达阿盟作家第15次会议上，开始讨论“阿拉伯文化面临的挑战和应答”。1987年，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民大会也同样对这一问题加以了认真讨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讨论就更为频繁，层次也更为深入，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应该是1992年开罗大学举办的埃及哲学协会第4次年会，邀请了当代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和知名学者与会，同样就阿拉伯文化应如何摆脱理性危机和建构新型文化模式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在欧洲的包尔汉·厄莱尤恩博士的《理性的自杀》、爱资哈尔大学的麦哈穆德·宰格诸戈教授的《东方学与现代冲突的思想背景》，以及穆阿提·法尤米博士、福艾德·宰克里亚等人的演讲，都极具学术价值和理性思考。说了半天，那么，伊斯兰文化的理性危机呈现的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换言之，什么是伊斯兰文化的理性危机？倘若作一个简要归纳，大致有如下几点：固守僵化的教条，使宗教信条成为一切活动的依据；信仰与理性身陷严重的对立，从而使思想的自由度骤减；科学思想受到限制和打击，科学的理论逻辑思维横遭反对，采用宗教经文附会来解说最新的、前沿的科学理论，人为地使科学与宗教相抵触；宗教内部自身各派相互排斥，自以为自己为正统；各宗派相互攻讦，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对民族团结、宗教大业不负责任；罔顾民族及国情，盲目引进西方文化，不加取舍鉴别，不顾民族特点和现实需求。这些仅仅是一个简要的归纳。那么，该如何摆脱这些存在的危机，思想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

1.加强哲理性讨论

阿拉伯思想界是极力倡导加强哲理性讨论的。埃及思想家福艾德·宰克里亚就认为，让哲理性讨论深入阿拉伯人的宗教生活将有利于改变理性危机的局面，它将会让伊斯兰的精神焕发出光彩。他认为，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批判性的，哲学是可以思考一切问题的，而宗教的思维方式是信仰的，不能对宗教教条进行讨论或提出异议。如果不改变为了迎合引证宗教教条来进行各种思想问题讨论的时尚，致使坚持理性思考的哲学也不得不成为宗教信条的装饰物的这种局面，那么理性思维的前景只会更加暗淡。应该说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因为众所周知，无论是哪个思想家，也不管是哪个流派、学说，其错误一旦受到袒护，那么这个哲学也就意味着终结了，至少是凋谢了。而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开自己的观点，讨论当下的实际，提出异议，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政治独裁、思维守旧、生搬教条、宗教极端等等，绝对不会出现在具有哲学素养的人身上。所以，这些思想家才极力倡导在宗教领域展开哲理性的讨论，这种自由民主式的讨论不仅无损于宗教，而且将会使宗教思想拓宽视野，扩大影响力和感召力，增强凝聚力。

2.认真对待、正确审视西方文化(www.xing528.com)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阿拉伯的思想家们是反对盲目转向西方文明的。这一点在前述的章节中多有讨论。19世纪末，阿拉伯世界思想家有人在西方文明的感召下，提倡向西方学习，但不分良莠、不辨精糟地一齐拿来，这显然不符合伊斯兰世界的实际情况。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化民族的复兴不会因忽视或拒绝西方文化而获得，只有通过勇敢正视现实和积极进取才能取得。借鉴西方文化作为伊斯兰文化在实际运用上应该辩证地分析，它既是压力是问题，同时也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一方面，西方征服和殖民统治威胁着穆斯林民族的特性和民族自治；而另一方面，整个伊斯兰世界必须向西方学习，要充分认识西方文化和利用西方文明的力量，做到“以夷之长技以治夷”之目的。西方文明除了科学和技术外，还有先进独到的现代政治理念，如立宪主义和通过议会选举的政治参与制度。但首先要符合伊斯兰世界的实际和穆斯林民族特性。因为盲目汲取不加区别的舶来文化并不一定适合本民族的需求，只有把先进的外来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体质有机地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自己的新文化。学习西方的真正目的，重点在于掌握现代人类文化成果，即科学、人文和世俗文化，使伊斯兰复兴和穆斯林团结一致是达到彻底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和重现穆斯林荣耀这一最终关键性的因素。

3.鼓励思想创新

社会是活的生命体，文明是人类创造出的有形结果，文化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内在精神。因此，把握现代文明必须透过表层进入肌体及灵魂。自己崛起的关键，是与时俱进、思维创新，从人文视野和文化战略上，重构内在的生命动力。进行思维创新要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客观的环境（时代及现实的环境）和主观环境（即创造者自身素质、对自我的认识和对历史的体会）。倘若在一味固守僵化的情形下，人们总是被围在古代遗产与宗教藩篱中，就势必阻碍思想解放，影响思维创造。古代的文化遗产是产生在阿拉伯人作为征服者的胜利年代，适时伊斯兰教兴盛并广为传播，创造出了璀璨的宗教文化，而时逢今日在重温昔日这一光辉文化时，今非昔比，阿拉伯人已不是什么胜利者了。如果阿拉伯人能认识到古代文化的局限性和时空因变的欠缺时，这种抱憾的痛楚感觉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反思。反思即是批判基础上的创造。

4.加快世俗化进程

这一思想虽说在伊斯兰世界颇具争议，但其作用却是被肯定的。“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它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民主、自由和理性精神，当然就与宗教处于一种对立态势。世俗的实质是思想自由。现实的宗教和军事的统治是最软弱的统治，在这种统治背景下，不少文化人对宗教屈从，向统领者臣服。而世俗化意味着人的权力、世俗的政府和法律将统领一切而不受教义的裁决和军政府的裹胁。因此加快世俗化进程是摆脱理性危机的出路之一。但有些阿拉伯学者认为，把世俗化引进伊斯兰世界是西方文化扩散，而世俗化也未必就能在伊斯兰世界生根，也未必能与伊斯兰历史本源相融。也有人指出，世俗化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人能说阿拉伯世界是纯粹的宗教国家。因此，对于伊斯兰国家来说，当下所急需加以解决的是民主问题，解决如何高扬理性批判精神。因为解决任何社会、思想、宗教问题，都必须在真正民主的平台上，也仍需高扬理性的批判精神，所以，世俗化应以高扬理性为基础。

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正涤荡着各种思潮，新的时代精神也正在为社会注入了新的、鲜活的现代生机。任何思想学说和思潮流派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自我调整，逐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成为指导社会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结果将是不断建构出契合时代演进的新的思维和思想体系，而旧的学说、僵化的教条、刻板的说教、封闭的政治思想将势必会被淡出，随着时光流逝而被摒弃，成为历史陈迹。马克思曾经有过这样的忠告：“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了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³⁾

伊斯兰思想家们已认识到目前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努力寻求摆脱这种理性危机的办法，因此，伊斯兰思想界的前景还是乐观的。在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的矛盾中，如果尚能找到恰当适合的出路，那么，伊斯兰哲学就一定会重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