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性主义的赓续传承——关于现代伊斯兰理性主义哲学的讨论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有意识活动就是人类的文化活动。而人类文化中最初或最早的观念形态恰恰是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很可能让有些人感到沮丧,但这就是事实。严格地说,人类是到了有自己的意识观念,即对自己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意识之后,才真正开始了文化的历史。
宗教不仅是一种具有世界观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无论就其历史发展来讲,还是就其现实表现来说,都构成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从纵向看,氏族宗教、国家宗教和世界宗教是宗教文化系统历时态的三大要素;从横向看,宗教思想与概念、宗教情感与体验、宗教行为与活动、宗教组织与制度是宗教文化系统共时态的四大要素。
宗教是神对人的触及和人对神的反应。宗教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文化现象,表现为一种有限者即人与无限者即神的结合。所有,宗教不论一神还是多神,不管是民族宗教还是世界宗教,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信仰体系,构成各自宗教的神学理论。宗教的基本教义都依赖信仰体系而得以产生和发展,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等具有世界性广泛影响的宗教都有成熟完备的宗教哲学理论和体系。从宗教的历时态和共时态来做整体考察,宗教一般都表现出非理性的特点,有的宗教甚至可以说是反理性的。我们从讨论的角度出发,这些观点从原则上讲是没错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得过于绝对。哲学家荣格就曾认为,没有宗教情感才是成年人心理失调的主要原因。这是对宗教信仰的片面肯定。而我们常讲的粗俗的认识论、伪劣的世界观,其中的一点就是对宗教的片面否定。马克思曾这样讲过:“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极为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1)而“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是“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时候,那么,它何时才能莅临呢?所以,今天我们最为平和的心态应该是真心理解宗教是如何在人的现实需要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并以何种方式对社会历史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用理性的、科学的态度,用宽容之心去探悉宗教存在的合理机理。可以说,研究宗教既是认识我们人类自己过去所必须,也是了解今天人类的精神状况和人类未来旨向所不可或缺的。费尔巴哈曾说过,上帝是纯粹的、绝对的,体现出摆脱了一切自然界限的人格性,“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就是对他自己的本质之无限性及其理性的信仰”(2)。维特根斯坦恐怕说得更有道理:信仰一个神明意味去理解生活的意义;信仰一个神明意味看到世界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信仰一个神明意味着生活还有一个意义。可以看出,在宗教信仰中就包含有人对自己理性的信仰,这是各种宗教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理性因素的原因所在。让我们回到所讨论的伊斯兰理性主义哲学中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不是仅仅有没有理性的因素问题,而是它形成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传统。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尊重理性的,中世纪以来的阿拉伯哲学家有许多是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伊斯兰世界的唯理性传统是相当突出的。从伊斯兰哲学史来看,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人们没有必要借助理性来做深层思考,凡遇困惑不解的问题时只要询问先知本人,一切也就都清楚了,人们是绝对信任先知的权威性的。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不仅伊斯兰教分成了四大教法学派,而且人们感到仅凭《古兰经》已不足以应付世变,需要推理和逻辑,这就使理性的枝芽具备了萌生的可能性。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境况——思辨神学的形成。理性初萌即囿于神学的范围。直到公元827年,穆尔泰齐赖派的理论成为官方钦定的正统教义,同年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麦蒙(813—833年在位)发布敕令,宣布《古兰经》是受造之物,公元833年再发敕令,凡反对“受造说”者均不得担任法官。在伊斯兰思想史上,穆尔泰齐赖派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最先承认把理性作为真理的标准,并且确定了它的权威,从而对一直禁锢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教条——通往真理之路即真主启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www.xing528.com)
穆尔泰齐赖派理性主义的悲剧元素也就以此便注入自身当中了。伊本·罕百里就认为,理性主义摧毁了朴素、淳厚的信仰,只有首先摧毁理性因素才能挽救伊斯兰教,他极力主张回到《古兰经》去,回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行中去。此后,艾什尔里派又采取思辨神学的方式反对穆尔泰齐赖派的理性主义。公元1058年,作为伊斯兰理性主义哲学家伊玛目·哈拉玛因诞生了。在其大量的著作中,他对认识以及作为认识基础的理性导入正确认识和推理的本质、价值等等问题都作了阐释。他重视推理和理性,认为理性是必然的认识而不是推论比量的认知。但是哈拉玛因并没越出思辨神学的拘囿。穆尔泰齐赖派认为,人类是自己行为的创造者,基于此,对善恶的判断标准只能取决于理性。可是哈拉玛因却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只能用真主的圣法来判断善恶。这也就说明,他对理性的阐发仅仅限于神学范畴。作为另一位重要的伊斯兰哲学家,安萨里虽说也认为理性的权威是有限的,但却能始终崇尚理性。他将“知”和“信”的概念引入了理性绝对主权的领域,认为“知”是理性的领域,“信”则是心的领域,把“心”视作神秘主义来阐释,即认为它是人类意识最深层次的神秘直观的机能中心。知与信不能相互替代,知与信的结合确立了信仰完全是每个人内心的事情,而信仰则是具有纯粹个人的性质。每个人由于个人体验的不同、实践范围的不同而各自所得到的修炼程度也不同。安萨里认为,信仰是理性彼岸的东西,人们可以用行为、情感和意志力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他的宗旨就在于使伊斯兰信仰在每个人的内心得以深化,他主张信仰内化,反对信仰外化、仪式化的宗教形式主义。可以说安萨里的最大贡献在于把神秘主义思想注入正统教义,并且使其有机地熔铸在一起,可事实上,他所体现的是伊斯兰新柏拉图主义的动态神秘哲学,认为至高至善的存在物位于全部存在物的中心,从它之中迸发出映照宇宙的圣光。倘若人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冥想静思,层层剥脱物质的屏障,圣光就会照彻其魂灵,而这魂灵也就和会渐渗消融于神体圣光之中,达至于人主合一,而后就可再将自身的体验转向理论的反思即由“行”转向“知”,达致知行合一。
伊斯兰哲学家们的唯理性传统,在当代伊斯兰世界得到了发扬光大。在当代,不仅有倡导崇尚理性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有提倡研究理性的学者,经常开展对理性的学术讨论。陶菲格·哈基姆、塔哈·侯赛因、阿托夫·伊拉克等人,就是理性主义在当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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