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阿拉伯哲学讨论：新月下的沉思

第三节　对伊斯兰启蒙改革哲学的扼要评说

意识形态是人们的观念形态，它是人们对周遭世界认知观念形态的总和。意识形态类型很多，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改革主义、保守主义……而我们评说的是伊斯兰教和近现代意识形态类型的关系，重点是伊斯兰启蒙哲学和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哲学。我们清楚了伊斯兰教其本身就是一种人的意识形态体系，既有自己的世界观、哲学体系，又有神学的学说和政治的学说，同时它的内部又分成众多不同教派和所产生的不同意识形态类型。

伊斯兰传统政治结构建立在宗教与政治共相形态的神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就是预先将宗教定为政治权利的泉源，而哈里发制度为政府的基本框架。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看，从12世纪到16世纪的400余年间，在奥斯曼帝国的统辖下，伊斯兰世界曾有过空前的辉煌。在1517年欧洲大地席卷宗教改革之际，这边的穆斯林帝国的扩张将伊斯兰世界的繁荣推至顶点。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结构也得以未曾有过的巩固。尽管17世纪，奥斯曼帝国受到来自不断崛起的西方文明的屡次挑战，无奈，此时的西方文明“正处幼年时期”，无力撼动坚固的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结构。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曾无不感慨地写道：“过去，伊斯兰与我们西方社会不断地发生多次相互间的作用与再作用，但条件不同，角色也在变换。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宗教了。阿拉伯人刚好征服并统一了中东古文明的领土，他们打算把这一帝国扩张为世界国家。在那第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社会原有领土的一半，只是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¹⁰⁾当然，伊斯兰也曾面临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和中亚游牧部落的双重攻击，使其宗教文化开始呈现式微之势，而另外，随着历史向近现代的不断演进，传统的哈里发政府机制因腐化等现象日趋衰败，使伊斯兰传统的政治范式时常置身于内外交困、无力自拔的窘境之中。这些或许是19世纪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应运而生的一个原因。但从历史根源上去寻找，恐怕还要有许多原因。

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使伊斯兰疆域、主权沦丧，不仅引以为自豪的宗教尊严横遭凌辱，而且煌煌一时的宗教文化日渐式微。所以，在穆斯林社会的知识精英心中，最大的期盼和迫切的要求，便是启迪民智、变革图强、振兴复业、民族自救。因为穆斯林“面对西方而无退路了，但这次不平等的现象比起他们在十字军的最残酷的一次征伐中遭受的苦难更为严重，因为现代西方对她来说不仅在武器上装备精良，就是在经济生活和技术上也占优势，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占优势——唯一能创造和维持被称为文明的外表的向心力。”⁽¹¹⁾那么，正是如此，穆斯林知识精英们痛感要使伊斯兰摆脱奴役处境，只有谋求伊斯兰的现代化和自身文化的改革。“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

外部遭受奴役压迫，内部的统治者不是痛定思痛，励精图治，而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歌舞升平，腐败无能。历史的事实已经无数次的验证了一条规约式的戒律：当腐化、迷信和无知融为一体，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有倾巢之危。倾覆之下，安有完卵。而这一切若再披上乌里玛的外衣，成为所谓的合法的东西，那么，因循守旧、止步不前就自然成为乌里玛的显著特征。所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斯兰社会的落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统治阶层的腐化、迷信和无知，并以此代替了理性和启蒙……僵化与刻板披上了乌里玛的外衣。”⁽¹²⁾因此，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所要求的伊斯兰现代化过程就表现为扬弃以往，构筑新意，试图使伊斯兰传统教义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力图通过变革以此终结伊斯兰教作为封建意识形态，而拓展一个新的有利于伊斯兰新兴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因此，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所要做的，首先就是要理顺、协调伊斯兰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现代发展间的诸多关系。他们作为伊斯兰的思想家认为，伊斯兰宗教信仰、道德行为规范和现代社会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的。宗教信仰同乌里玛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伦理范畴之上的，乌里玛的繁荣与发展与伊斯兰的道德伦理是密不可分的。伊斯兰社会之所以落伍和衰退，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乌里玛的非道德化和偏离了伊斯兰正道。它们将西方的价值体系、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视为对穆斯林社会的主要威胁。改革的途径只能是伊斯兰政府通过教育和启蒙焕发伊斯兰文化在道德上的作用。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伊斯兰社会的繁荣既取决于物质的繁荣，同时又取决于宗教特性和人类德性的强化。宗教是所有国家的根本，人类的美德如惭愧、信赖、真诚等对人类的幸福与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都属于道德伦理范畴，而衰退和落伍的根本原因乃是宗教感的泯灭和道德信念的沦丧。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极为重视道德伦理的建构和强调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正是由于穆斯林丧失了道德上的持久力，他们才变得如此脆弱，以至几个欧洲人一来，就能在他们身边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并且维持200年之久。阿富汗尼这一思想实质是将道德伦理与发展协调起来并将道德伦理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

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所要做的另一工作就是协调伊斯兰与科学、理性与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伊斯兰是科学的和理性的宗教，它包容了现代科学所需要的全部理性科学与真理同伊斯兰之间常常会出现冲突与矛盾的假相，其原因就是对伊斯兰作僵化的、教条的和不准确的理解所造成的。他们始终认为，伊斯兰与理性是相通的，要依据现代的观念重新解析伊斯兰所蕴含的真谛，借助伊斯兰“经注学”，对伊斯兰传统文化重新加以注释，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伊斯兰具备了必要的知识与德性特征，因而也就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钥匙，在伊斯兰教的本源中事实上已经预示了科学发展的可能性，预见到了人具有认识的能力。

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还要努力去协调伊斯兰、政治制度和现代发展的关系。现代伊斯兰政治制度模式大致上分为这样两种：一是复归早期伊斯兰政治体制正道；二是汲取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将伊斯兰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协调一致。从总的来看，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接受了传统的政治制度模式。整个社会可以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后者可以从属前者，而前者对真主负责。而且需要通过宪法使这种关系制度化，主张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功能必须由更高的律法加以限制，民众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所以公民权必须得到保证。在政府运作过程中，统治者必须同乌里玛和专业科学工作者进行充分有益的合作以制定适合国情民意的政策措施。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建立了行政对议会负责的宪法至上的政治结构，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认为伊斯兰中也有类似的东西，这就是以沙里亚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所以统治者不但应同乌里玛进行政治协商，还应在沙里亚范围内行使其政治权利，而乌里玛就必须具有现代思维和现代意识。事实上，我们从多位思想家的阐述中已经感觉到，他们真实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在伊斯兰教原则指导下的、统治者受理性和法律支配和约束的政治制度架构。

作为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他们是如何看待伊斯兰、社会主义与现代发展的关系呢？他们认为伊斯兰与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并承认社会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形态，但又认定伊斯兰已经包括了社会主义的一切可取之处。在伊斯兰沙里亚中，有许多社会主义原则，因为它们是来源于神的，所以要比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优越得多。阿富汗尼撰文提出伊斯兰教的济贫税和关于禁止高利贷的规定，是与社会主义原则无悖的，而且它们是宗教的训教之所在。哲学家伊克巴尔就认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不能医治令人失望的人类疾病，他认为伊斯兰教之法理同社会主义互不排斥，伊斯兰教的平等观念和穆斯林拒绝种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相类似，而社会主义消灭君主制度则类似于穆斯林破坏偶像。所以伊克巴尔就明确指出，只有通过伊斯兰精神和伦理原则，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任务。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认为，在不同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人们中间，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而另一个则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个人主义”由于极力指定维护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和政策，这就势必导致极端的利己主义、经济无序和社会衰败；而“集体主义”则由于过分干预个人事物进而剥夺了个人的自己意志。伊斯兰教在“公众意愿”原则下承认个人权利和义务，表明伊斯兰教就具有协调这两种取向的功能。这些思想家们还将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正义，认为伊斯兰教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伊斯兰教提供了共产主义所不具备的精神价值，又提供了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物质需要。伊斯兰社会主义应该是：①精神自由。它可以使人类的潜力发挥出来，从而使人类超越必然王国，即人的自身得以充分发展，意志得以根本解放，彻底消除人奴役人的状态。②人人平等。它是精神自由的必然结果。伊斯兰教强调人类起源与归宿的同一性、权利和义务的同一性、宗教的完整性，而这一切的共同前提则是人人平等。③社会合作。相对上述两项来说，伊斯兰教更为强调社会利益至上，为了保证社会利益就十分需要进行卓有成效地社会合作。

从哲学的视域讲，伊斯兰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没有从传统流行的主流模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协调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动力，无疑具有寻求创造性转化的“超越的动机”，意在发掘深匿于伊斯兰宗教文化、伦理道德、礼仪体系、宗教哲学观以及家庭——社会组织之后的“自我”。它一方面是指“群体性自我”，而另一方面便是“本体性自我”，所以“自我”无疑是伊斯兰宗教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在动力，这不仅为寻求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全新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且孕育了具有创造性发展的一种别样形式。这种形式便是立足现代，反观传统，经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就是他们真心的用意：即将西学作为寻求宗教文化发展的参照系，这样就具备了“超越的支点”，而寻求现代化则是完成群体性自我和本体性自我超越的途径。这意味着这些伊斯兰现代化启蒙改革思想家们的理性思维中已融入“沉痛的悲剧意识”。它正是不断凝练伊斯兰宗教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在生命的深度和情愫。

但是，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们并没有解决自身宗教文化的根本悖论和内在冲突。他们虽说弘扬理性，崇尚科学，却不主张改变以道德伦理为本体的文化形态，采用的是与宗教调和折中的方式。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与道德评判尺度而言，无疑历史评判尺度是第一位的，而道德评判尺度却是第二位的。历史发展与道德观往往是呈现一种悖逆形态的，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精深的阐释：“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¹³⁾那么，现代伊斯兰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却把道德评判尺度置于历史评判尺度之上，置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光，作为时代发展的先决条件。这势必会滞碍社会的向前跃进。另外，他们只是弘扬科学与理性，却始终没有明确以经济本位替代宗教政治伦理本位，其结果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阿富汗尼就认为，无论什么时候，进步的因素减少了，其结果就是落后和衰退；而无论什么时候，衰落的原因减少了，其结果必然是进步。庞朴先生曾讲过：“任何一种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民族性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时代性既是内容又是形式。”⁽¹⁴⁾倡导全盘西化思想的一部分改革主义者其表现的民族虚无主义不但不能使伊斯兰摆脱困境，反而有可能置自身于险地绝境。因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参照大多是取自时代性，而忽视的是民族性，将经学和西学截然对立起来，非此即彼，反之亦然。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加以调节的余地，把文化的异质性推至了极端，以其时代性为取舍之标准，那么，不进入民族虚无主义还能进入那个境域呢？伊斯兰现代启蒙改革主义思想家虽在想方设法协调伊斯兰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间的关系，但时至今日尚未从封建生产关系为本位的政治范式转化成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本位的政治范式，所以就不能以此断言伊斯兰完成了宗教—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其宗教文化仍然是作为维系封建家族统治和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着。

现代化发展是历史的潮流。伊斯兰教的具体宗教形式也应随历史的前进而相应地加以变革。就如一些具体的宗教信仰观念、体现在伊斯兰教法中的宗教法权制度以及反映伊斯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等，为适应伊斯兰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些现代化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正是通过进行一场伊斯兰宗教改革来加以实现。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它将会激励着伊斯兰世界最终完成自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现代化。

【注释】

(1)约·阿·克雷维列夫：《哲学史》下册，第2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www.xing528.com)

(2)同上书，第257页。

(3)同上书，第258页。

(4)参见李振中等主编：《阿拉伯哲学史》，第451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穆罕默德.阿布杜：《回教哲学》，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6)马吉德·法赫里：《伊斯兰哲学史》，第364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7)参见沙宗平：《伊斯兰哲学》，第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吉德·法赫里：《伊斯兰哲学史》第369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9)参见穆罕默德·阿布杜：《回教哲学》，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0)【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1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10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刘靖华、东方晓：《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第9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