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伊斯兰启蒙改革哲学的基本特点

第一节　近现代伊斯兰启蒙改革哲学的基本特点

16世纪末，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技术化过程，由此，逐步产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崭新的人性典范。这一切都无可避免或多或少影响人们对神的角色与本质的看法。工业化的成就以及卓有效率的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曾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其他国家发现，要漠视技术先进的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个困难的事儿，就如同颠倒过来，昔日当欧陆落后于其他文明古国时，若不能漠视其存在，就只能学习效法。直到18世纪，伊斯兰教还一直是非洲、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主控力量。尽管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使得欧洲基督教文化在世界上某些方面领先于伊斯兰文化，但多元的穆斯林力量很轻易地便能围堵这些挑战。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形成的威慑，穆斯林也能够对抗那些趁势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探险者和商人。然而从18世纪起，欧洲就一步步地主控了世界，而它的成就的特征基本上是不可能让其他国家所赶超的。以欧洲为代表的殖民统治者正准备将世界尽可能揽入怀中之际，所谓的西化过程也随之开始，同时宣称独立于人的自我实现的世俗主义崇拜也拉开了帷幕。

我们现在又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现代技术社会的本质呢？可以说所有以往的文明都奠基于农业。而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农业养育工业→工农业相互独立→工业反哺农业。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成就，那么，城市里的精英依然靠农民生产的农业剩余产品在生活，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才刚刚开始，于是有闲暇和资源创造了许多文化。但不能不承认，农耕文明是脆弱的，它们必须依赖谷物、收获、气候、土壤等变数存活。纵观每个帝国，随着扩张而逐步增加其负担和责任，最终会超过它有限资源的载荷，在它达至权力的顶峰后，便陷入了一种“历史怪圈”，从衰退开始，以崩溃终结。然而，诞生于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基本上不仰仗农业文化。我们这里说的是农业文化，而不是农业原材料。产业革命在技术上的专精，意味着它可不受地域条件和外在、时序循环反复的限制。资本积累所建构的经济资源，直到人们猛醒之前，还认为是无限再生的。现代化的过程使得西方历经了一连串的重大变迁：它导致工业化和连带而来的农业转型、知识上的“启蒙”，以及政治与社会革命。这些巨大的变迁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人们对自己和周遭世界的看法，也使得他们重新修正自己与传统称为“神”的终极关系。可以想象这在古老农耕社会“天命思想”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法律被视为是不变而神圣的。技术化的产业革命带给西方社会自主性的一个征兆，人们觉得他们从未能如此随意地主宰自己的事物。但是，作为农耕文明的传统社会对创新与变迁所抱持极其深重的恐惧，那是因为文明被视为脆弱的产物，因此任何破坏过去传统的举动都会遭遇抵抗。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由产业革命所兴起的物质文明，被引介到现代技术革命，正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与进步的期待上，变革被制度化是理所当然的。在较早觉醒的启蒙思想那里，他们已经认识到，古代文明世界的老旧保守心态，在西方由渴求变革和认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的信念所取代。同时他们认为，今天西方列强敢于肆无忌惮地侵吞伊斯兰世界，是由于穆斯林自身变得越发软弱，信仰陷入僵化和因循守旧，丧失了伊斯兰教初创时代的进取精神。于是他们以政治立场出发，振臂一呼，要求进行必要的宗教改革，号召有良知的穆斯林团结一致，励精图治，正本清源，革除弊端，复兴民族伟业。

伊斯兰启蒙主义也被称作伊斯兰改革主义，其意图是想在伊斯兰传统宗教文化的僵滞格局中，寻求自身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转换，它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是以一批具有先进文化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伊斯兰思想家为核心的，以致力于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范式改革为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一方面它依然要维系伊斯兰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另一方面则要凭借产业革命的成就，以科学与理性对自身的宗教文化作深刻的反思，求新图变，同时还要求借助经注学，力图在经注学中重新寻觅伊斯兰关于人生和社会发展潜力的真谛，阐精发微，弘扬光大，通过“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开始伊斯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完成传统文化范式的创造性转化。

伊斯兰的传统教义、教法日盛同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相脱节和相悖逆。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视伊斯兰生活方式为神启，不得有任何悖逆之处。认为一旦偏离了伊斯兰生活方式，伊斯兰民族特性便不复存在，伊斯兰精神也就更无从谈起了。但是，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西方人文科学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而渗入到了伊斯兰世界，对穆斯林社会传统文化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尤其对一大批伊斯兰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以及西方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论述给他们传统的心理认知定式以不同寻常的震撼。使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自身的文化传统，不得不对宗教改革以政治诉求，他们主张采取和借鉴现代西方科学实证思想以谋求伊斯兰社会的现代化。

就深层意义而言，协调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关系，用与现代文明并行且达到同等思维程度的理性认识审度、反省自身宗教文化，使之最终摆脱文化困境，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是伊斯兰现代启蒙思想家的使命和改革主义运动的核心主旨和理论内涵。伊斯兰思想与政治是从哲学上和理论上阐述和解析政府的性质与作用，以及政府与宗教事务、世俗问题、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以及人际伦理和道德传统的关系的。

伊斯兰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的特殊信仰体系，它不仅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更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宗教。从伊斯兰1400多年的历史连续性中来考察，验证了伊斯兰教总是通过宗教与政治的共相形态呈现出来。说它是政治宗教，是说伊斯兰教不仅关切彼岸，更注重关涉此岸。在伊斯兰经典和基本教义中，不仅可以看到对于来世的设想，也可以身感它如何建构现世的蓝图。说它是一种特殊的信仰体系，是说伊斯兰教又是一种人际伦理和道德传统。它不仅要净化人们的灵魂，而且还要改造现实社会。所以，伊斯兰教是世事之和统一于一体的宗教体系，是一种神学信仰、政治、经济、社会行为的总体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又一次涉及了悖论问题，伊斯兰作为宗教的涉世性过强进而导致在它所提供的宗教—政治“双重模式”中存在一个永恒的矛盾：作为信仰和崇奉的教条，它是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变性的静态平衡结构，而社会结构、生产关系以及人自身则是具有变动性的，是不稳定的动态平衡结构。伊斯兰所提供的宗教意识形态这种“双重模式”将精神上、信仰上属于稳定性的形态加入变化着的社会之中，这就意味着它要注定永远面临一个选择——协调静态与动态、精神与物质、宗教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这样一个十分沉重而又两难的历史任务。

伊斯兰启蒙思想家标榜的改革主义所倡导的伊斯兰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表现在试图解开这个历史悖论，使伊斯兰传统教义适应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前行速度，结束伊斯兰教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产物，拓展一个崭新的、有利于伊斯兰新兴阶层生产关系的现实产物的氛围，换言之，作一个意识形态的积极转换过程。

许多伊斯兰启蒙思想和改革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另一批知识分子如艾哈迈德·鲁夫提沙耶德、萨拉玛·穆萨、塔赫·侯赛因、穆罕默德·阿扎米则要求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全盘西化”。

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两位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或许有助于真实地感受启蒙思想家紧迫的改革祈求。他们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www.xing528.com)

从理论上说，阿富汗尼的政治思想是：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团结起来，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宗教基础就是坚信伊斯兰教的教育能适用于任何时代，回应任何挑战。“建立一个在哈里发领导下的世界伊斯兰国家的思想，早在伊斯兰教最初的几十年间就已提出来了。这种思想是阿拉伯人征服异邦的旗帜。历史发展的进程，使这种思想日渐湮灭了，于是它只能在新的时代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显现出来”⁽¹⁾。但由于宗教和民族十分复杂的情形，这种思想本身又陷入了悖论之中，要想得以实现的确很难，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以下这么几点：①泛伊斯兰主义的主旨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但这种理论却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并不意外，因为这种理论要求世界所有穆斯林都集合在奥斯曼帝国旗帜下，以奥斯曼苏丹为世界哈里发。那么问题出来了，“土耳其在当时是英国的仆从国家，所以推崇土耳其，并使大量新的土地和国家归属于它，这实际上是加强不列颠帝国的威力及其国际声望”⁽²⁾。换言之，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与其内容是相矛盾的。②泛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国家和民族特性。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教是凌驾于国别、民族关系之上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消融国别与民族特性的伊斯兰大帝国，所以他想建立一个各民族统一起来的伊斯兰国家，因为“宗教的联系强于国民和语言的联系”。可是在现代条件下，忽视国家和民族特性而单纯强调宗教的团结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也不可能实现。③泛伊斯兰主义在对待伊斯兰教是否现代化的问题上是犹豫不决的。阿富汗尼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目的，在于使穆斯林摆脱落后与衰退的处境，所以他始终认为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革是克服或消除穆斯林落后的唯一方法。但是他不担心自己的这些主张被单纯地理解为脱离了伊斯兰教的革新与改革，如此就会失去一个正统穆斯林声誉的危险，对此他一再声称，他所谓的改革不是对宗教作“先知所没有宣告过的内容的任何补充，也不是用任何方式来消灭或改变穆斯林的基础，而是消除后来人们对先知所宣布所作的补充，使伊斯兰教恢复到它在第一个世纪产生时的最初的内容”⁽³⁾。这种摇摆之态，很难使泛伊斯兰主义采取坚决果断的伊斯兰教改革举措，因此泛伊斯兰主义也就很难得到宗教保守派和宗教革新派两方面的支持或认可。④泛伊斯兰所号召的所有的穆斯林都要无条件地团结起来，同样是不现实的。在伊斯兰国家由封建传统步入现代社会的当下，国内社会各阶级、不同阶层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思维惯性和相互的利益差别，甚至是对立，对民众来讲不仅要反封建而且还要反帝。前述我们已知晓，泛伊斯兰主义本身就依托于伊斯兰国家的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又是民众反对对象的“仆从”。那么试想一下，泛伊斯兰主义可能会真实地反映下层民众的社会变革诉求吗？他们提出的无差别的团结凝聚基点在何处？如果不是空想，它还能是什么？

泛伊斯兰主义只是阿富汗尼思想的一个方面。作为早期的现代主义者，他将宗教改革作为其“鼓吹政治革命”的手段，因此，他的观点主要是通过他那些提纲挈领、充满哲理与激情的讲演体现出来的。

阿富汗尼关于宗教改革的内容，是在他坚信伊斯兰基本信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对伊斯兰信仰、教义、宗教道德的认知表述。在信仰上，传统的内容是以经训、教法为基础的“六大信仰”，但阿富汗尼却始终坚持他的“三大信仰”，即人是世间的主人和最高尚的生灵，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是高尚的民族，人生的意义在于自我完善以达到崇高的境界。阿富汗尼的“三大信仰”，意在强调人类的主体性、穆斯林民族的尊严性和人生的价值取向性。这肯定与传统伊斯兰教旨在人对真主绝对敬畏与服从的思想不一致。在教义内容上，传统的伊斯兰教义对现代科学与哲学采取强烈的拒斥之态，而阿富汗尼却以其开明之举进行了现代解析。他认为伊斯兰教应该把它视为一种信仰的理性主义体系，它不仅要倡导理性，而且它的宗教仪式也是基于理性之上的，它的经义实则告知信众，理性能发生幸福，而愚昧与无知只能导致痛苦。因此，现代科学、社会科学与伊斯兰信仰是一致的。这些都清楚地说明阿富汗尼这种勇于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在宗教道德上，阿富汗尼强调宗教信仰的价值，认为伊斯兰教具有“三大美德”——虔信感、忠诚感和耻辱感。每种美德都是民族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的文明与福祉皆取决于此。传统伊斯兰教在强调人对安拉的敬畏与服从时，着重于个人的虔修、人格的完美和精神的解脱。两者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阿富汗尼的思想更侧重人对社会的责任，目的也非常明确，以穆斯林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来重建富有活力的宗教道德范式。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思潮主旨就在于宗教改革，使穆斯林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作为一种人类的信仰体系，伊斯兰文明有着它独到之处和夺目的光彩。但由于伊斯兰世界本身的分裂与争斗，再加上殖民统治对伊斯兰的伤害，使伊斯兰背负重荷，加快了其分裂状态，导致近代伊斯兰世界的滑落。以致到了19世纪下半期，伊斯兰教已似乎丧失了创立之初的活力和昔日的辉煌及勃发的生机。因此，人们开始了反思，这一伟大的文明能否赓续，古老的宗教能否应付得了现代文明所提出的种种挑战和所带来的机遇。现代历史发展的潮流，要求伊斯兰教摆脱陈旧、僵化、过时的封建形式，呼唤着用一种全新的视域来重振伊斯兰文明，并将伊斯兰文化以一种新的姿态引领到新的世纪中来。

穆罕默德·阿布杜正是这种新精神的呼唤者和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倡导者。事实上，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是一个贴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标签的宗教改革与文明复兴的思潮和运动。如果说阿富汗尼思想推动了伊斯兰现代理性的启蒙思潮，那么，阿布杜的宗教改革正是引领了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运动的方向。

穆罕默德·阿布杜立足于埃及社会现实，提出了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和途径。他认为摆脱当下伊斯兰教的困境就一定要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全盘欧化，而是从宗教出发改变穆斯林的状况是最为易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他指出了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国家衰落的根源：统治者违背了伊斯兰教初创时的纯真信仰，以人为的法律替代天启律法，导致国家法制废弛，纲目虚名；历代众多神学家、乌里玛热衷于派系纷争，忽略、无视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使之民众疑惑丛生，觉悟低下等。所以，作为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思想的倡导者，阿布杜痛感积弊，力陈变革，以期唤起穆斯林的良知，复兴伊斯兰文明的伟业。而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正本清源，吐故纳新，纲举目张。穆罕默德·阿布杜认为，“众望所归的是信仰的端正，消除对宗教原文的误解，异端清除后，就会摆脱混淆与动荡，个人就会走上正道，懂得真正的宗教与世俗性知识，使整个民族走上正路”⁽⁴⁾。阿布杜的言说极明白，就是要人们正确对待某一宗教，正确认识该教教理，因为教理取决于早年信徒的信仰实践，没有源自习俗和外来宗教的成分，是最能体现创教者的初衷。伊斯兰世界各国之所以落伍，正是由于伊斯兰教受到了污染，即后来者篡改了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所传的伊斯兰教教义。因此，阿布杜高歌宗教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遵循最初出现的“纯洁的”伊斯兰教，捍卫《古兰经》这个绝对正确的圣书的权威。而只有这样才能重返先知的伊斯兰教、真正纯洁的宗教基本信仰、宗教制度和宗教的礼尚与习俗。

与自己的导师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相比，阿布杜对于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改革方面。阿富汗尼主张政治革命，是一个坚定的政治革命家，阿布杜却力倡宗教之觉醒，促生宗教之改革。

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的建构所依赖的基础既有信仰也有理性。作为一名理性主义者的阿布杜，并不排斥宗教信仰，而是在坚守着伊斯兰信仰的基础上，高扬伊斯兰教在社会政治文化和行为方式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也同样是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同样作为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又信崇理性，以理性为真理的最后仲裁者，他出色地继承了阿富汗尼理性主义的优秀传统。阿布杜宗教改革的思想特点，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宗教信仰与理性思辨。这样，其思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调和折中的倾向性。

穆罕默德·阿布杜认为，伊斯兰教的核心是相信理性所建立的、被启示所支持的真主的独一性。他也正是以此理性主义的思想原则来建构他的神学大纲。第一，他指出以往的思想理论家以学术为理性的目的，以宗教为信仰的目的，是各行极端，均为片面。第二，他认为《古兰经》在讨论时是先确立论点，然后再加以证明，再对持异议者的学说引用证据加以驳斥。第三，他以理性主义观点来阐释《古兰经》的经义和“圣训”，认为，《古兰经》中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用理性来说明。他也正是用理性的眼光来对《古兰经》的经、训进行新的阐发，使之能够于理性相和谐而不至于相悖。

在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中，伊斯兰教同科学是相互融洽的，二者通融而不悖。他本意注重科学的作用，认为民族要复兴、社会要发展，若离开了科学的支撑是几乎不可能的。他曾深悟到，“闭耳不闻和脱离科学，在野蛮时代是可以的，而在现代则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倡导对科学的研究，探讨大自然的规律。所以，要唤醒理性，鼓励思想，去参悟宇宙的法则和造化的秘密。阿布杜认为宗教信仰是真主启示的真理，自然科学是真主创造的真理。科学是研究大自然的，而人应当对大自然怀有最大的诚意，因大自然也是真主所创造的。真主赐给人类两本圣书，一本是启迪人之心灵的《古兰经》，而另一本则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其间的大自然。《古兰经》用智慧引导人们了解大自然，而用科学来洞悉大自然的奥秘，正符合真主启示的本意。用科学探索大自然，既能让人们感知真主的伟大和全能，也可使人们掌握自然规律造福于人类。因此，穆罕默德·阿布杜从教育入手，提倡复兴阿拉伯语。尊重民众的权利，反对思想陈腐僵化，主张人应具有一种独立和自由思想的新精神。他认为应该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伊斯兰教育，使人的理性得以提升。在他看来，《古兰经》确立了理性是真理的最后仲裁的观点，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道德戒律。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阿布杜的理性不会脱离其信仰之外，始终带有与宗教相调和的色彩，并且把理性的最后归宿置放在信仰之上。“《古兰经》命令我们用理性去观察宇宙现象及其定律，以谋得对于《古兰经》之教训的确信。”⁽⁵⁾也就是说，人们所具有的理性只是为了证实宗教信仰的正确无误。同时他认为，理性本身是有缺陷的，不能用理性主义观点来评判一切，人们的理性只能认识事物的次要本质，而没有办法认识真主的本质属性。真主的启示是不谬的，只要确定自己坚贞的信仰，依凭真主之光的启示，才可对真主的本体之秘密有所感悟。所以，人需要理性，但更要有虔诚之心，去信奉真主的启示，因为真主的启示是超验的，是高于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