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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评传:治国以积贤为道

时间:2024-09-2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董仲舒王道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其第三大特点,就是强调治国以积贤为道。下面就王者何以积贤为道和如何积贤、致贤作一说明。是以建制之术,贵得贤而同心。由此可知前面所说"治国以积贤为道",实应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治国必须任用贤臣,任贤则主尊国兴;第二,任贤不是一人,须"务众贤",并使众贤"同其心"。董仲舒从人君的行为、态度和国家制度两个方面作了说明。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

董仲舒评传:治国以积贤为道

董仲舒道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其第三大特点,就是强调治国以积贤为道。如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以积精为宝,治国以积贤为道。"①这里一方面对贤者作了一个界定:"人之清者为贤";另一方面把王者的"积贤"看作"治国之道",亦即王道。何谓"人之清者"?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清正廉洁,广施仁德,不见利忘义、贪赃在法、恂私舞弊,卖国求荣;二是聪明睿智,远见卓识,不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苟且偷生。下面就王者何以积贤为道和如何积贤、致贤作一说明。

在上面谈到王道尊神时,就已涉及尊贤的问题。董仲舒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贤者备股肽则君尊而国安"。②在《精华》篇他又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两句话,并且推而广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显然这说明,为人君者所任贤与不贤,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君主自身以及整个封建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为此,他还引证了《周易》的"鼎折足,复公",并作了进一步说明: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复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总之,能否任用贤臣,乃是关于国家之成败、兴亡的大事。

为了说明任贤与否对国家兴亡安危的作用,董仲舒还列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齐桓公仗贤相管仲之能,用大国之资,五年,与鲁人盟于柯(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阿城),见其大信,于是一年后近国之君宋公、陈侯、卫侯、郑伯等毕至,会于鄄(今山东省鄄城县北旧城)、幽(当时宋地,今不详);此后又经多年垒德修善,特别是伐山戎,救邢、卫,"见存亡继绝之义",于是远国之君宋公、江人、黄人毕至,盟于贯泽(当时宋地,今山东省曹县南十里)、阳谷(今山东阳谷),终成霸业。另一个例子是,鲁值公以乱即位,但知任贤者季子。季子无病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的侵犯之患,行有二十年,国家平安无事。季子一死,鲁就不能支撑邻国之来犯,直至乞求于楚师。值公的此种情况非不肖者而致使国家衰微下来,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无季子也",即没有了贤者季子的辅佐。以鲁国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皆"若是"也。正是通过这些例子,董仲舒提出了上面已引证的结论:"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①在这个问题上,董仲舒把知贤和任贤看作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

"智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而"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由此表明,要任贤,首先必须知贤;如不能知贤者,那就无可奈何了。然而知贤却不一定能任贤,若不能任贤,就会引起政乱国危的局面。"鲁庄以危,宋殇以弑",都是知贤而不能任的结果。

任贤与否,何以会导致国家兴亡、成败两种相反的结果呢?董仲舒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说明。第一方面,即《通国身》篇一段话所说: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②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春秋繁露·精华》。

① 以上两例均见《春秋繁露·精华》。

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

照此说,人君为一国之主,贤积于君,则上下相互制约与相互为用,百官也因而各得其所,这样,国家也就可得而保也。(www.xing528.com)

第二个方面,如《立元神》篇所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盛其精而壹其阳,众其贤而同其心。壹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以致其功。是以建制之术,贵得贤而同心。

这里所说就不是一般任贤了,而是要"积众贤"和众贤"同其心"。由此可知前面所说"治国以积贤为道",实应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治国必须任用贤臣,任贤则主尊国兴;第二,任贤不是一人,须"务众贤",并使众贤"同其心"。这后一点,在《考功名》篇中还有类似的论述:"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这两段虽然不是说的群众和英雄的关系,但他说的广纳贤才并使贤臣同心,这确实是治国安邦的要诀。

董仲舒之提出积众贤,这也是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如以尧为例,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真个是做到了尽美尽善,天下太平。然而至殷纣则不同,他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等皆为当世之贤士,却隐处不肯为臣。以至当时忠于职守的人,也都奔走而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此,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则顺天应人,师用贤圣,于是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聚于朝廷,大公也即三公之位,爱施兆民,于是天下归之。

人君如何致贤呢?董仲舒从人君的行为、态度和国家制度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关于人君的行为、态度,他说: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置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致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皇帝要想广纳贤才,就必须卑谦其身,礼贤下士,待人以诚。这样,天下之英贤,才能云集于其周围,帮助皇帝取天下和治天下。这就是"满招损,谦受益"和于得人者有天下"的道理吧。关于积贤和任贤的制度建设,董仲舒也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下一章详述。

以上便是董仲舒王道论的主要内容。王道者,王者之路也。所以,不论董仲舒的王道论讲了多少实行仁德的话,甚至还具有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但其最终目的或宗旨,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是封建帝王取天下和治天下的理论,或叫帝王之术。因此,按照董仲舒的王道论行事,其结果,只能达到封建王朝的盛世。这一点他在《天人策》篇中有一扼要的叙述: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彼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对于这种王道盛世描述,他在《王道》篇借讲五帝三皇之德,作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说明: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民时,使民不过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骛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麟游干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下文。

好一个王道"盛世"!在这个"盛世",除了有至尊至贵的皇帝之外,既有富贵之人,又有一般纳税的穷苦人,而这些穷人却甘愿为皇帝服役和纳税,竟无任何怨恨,民情至朴,不慕富贵,耻于犯法,故囹圄空虚,以至甘露降,朱草生,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四夷亦来朝!这就是董仲舒设想的王道社会,也是他所理想的社会图景--封建皇帝与穷人共同的乐园。然而,这显然只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理论家的一种幻想。不过,却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这是董仲舒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欺骗!而应肯定,他以仁德作为王道的核心,又提出了王道以教化为大务、以刑罚为辅,治国以积贤为道,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就是今天,也不应一笔抹煞其中的合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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