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评传：治国以积贤为道

董仲舒王道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其第三大特点，就是强调治国以积贤为道。如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以积精为宝，治国以积贤为道。"①这里一方面对贤者作了一个界定："人之清者为贤"；另一方面把王者的"积贤"看作"治国之道"，亦即王道。何谓"人之清者"？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清正廉洁，广施仁德，不见利忘义、贪赃在法、恂私舞弊，卖国求荣；二是聪明睿智，远见卓识，不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苟且偷生。下面就王者何以积贤为道和如何积贤、致贤作一说明。

在上面谈到王道尊神时，就已涉及尊贤的问题。董仲舒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贤者备股肽则君尊而国安"。②在《精华》篇他又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两句话，并且推而广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显然这说明，为人君者所任贤与不贤，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君主自身以及整个封建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为此，他还引证了《周易》的"鼎折足，复公"，并作了进一步说明：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复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总之，能否任用贤臣，乃是关于国家之成败、兴亡的大事。

为了说明任贤与否对国家兴亡安危的作用，董仲舒还列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齐桓公仗贤相管仲之能，用大国之资，五年，与鲁人盟于柯（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阿城），见其大信，于是一年后近国之君宋公、陈侯、卫侯、郑伯等毕至，会于鄄（今山东省鄄城县北旧城）、幽（当时宋地，今不详）；此后又经多年垒德修善，特别是伐山戎，救邢、卫，"见存亡继绝之义"，于是远国之君宋公、江人、黄人毕至，盟于贯泽（当时宋地，今山东省曹县南十里）、阳谷（今山东阳谷），终成霸业。另一个例子是，鲁值公以乱即位，但知任贤者季子。季子无病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的侵犯之患，行有二十年，国家平安无事。季子一死，鲁就不能支撑邻国之来犯，直至乞求于楚师。值公的此种情况非不肖者而致使国家衰微下来，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无季子也"，即没有了贤者季子的辅佐。以鲁国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皆"若是"也。正是通过这些例子，董仲舒提出了上面已引证的结论："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①在这个问题上，董仲舒把知贤和任贤看作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

"智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而"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由此表明，要任贤，首先必须知贤；如不能知贤者，那就无可奈何了。然而知贤却不一定能任贤，若不能任贤，就会引起政乱国危的局面。"鲁庄以危，宋殇以弑"，都是知贤而不能任的结果。

任贤与否，何以会导致国家兴亡、成败两种相反的结果呢？董仲舒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说明。第一方面，即《通国身》篇一段话所说：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②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春秋繁露·精华》。

① 以上两例均见《春秋繁露·精华》。

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

照此说，人君为一国之主，贤积于君，则上下相互制约与相互为用，百官也因而各得其所，这样，国家也就可得而保也。(www.xing528.com)

第二个方面，如《立元神》篇所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盛其精而壹其阳，众其贤而同其心。壹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以致其功。是以建制之术，贵得贤而同心。

这里所说就不是一般任贤了，而是要"积众贤"和众贤"同其心"。由此可知前面所说"治国以积贤为道"，实应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治国必须任用贤臣，任贤则主尊国兴；第二，任贤不是一人，须"务众贤"，并使众贤"同其心"。这后一点，在《考功名》篇中还有类似的论述："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这两段虽然不是说的群众和英雄的关系，但他说的广纳贤才并使贤臣同心，这确实是治国安邦的要诀。

董仲舒之提出积众贤，这也是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如以尧为例，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真个是做到了尽美尽善，天下太平。然而至殷纣则不同，他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等皆为当世之贤士，却隐处不肯为臣。以至当时忠于职守的人，也都奔走而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此，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则顺天应人，师用贤圣，于是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聚于朝廷，大公也即三公之位，爱施兆民，于是天下归之。

人君如何致贤呢？董仲舒从人君的行为、态度和国家制度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关于人君的行为、态度，他说：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置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致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皇帝要想广纳贤才，就必须卑谦其身，礼贤下士，待人以诚。这样，天下之英贤，才能云集于其周围，帮助皇帝取天下和治天下。这就是"满招损，谦受益"和于得人者有天下"的道理吧。关于积贤和任贤的制度建设，董仲舒也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下一章详述。

以上便是董仲舒王道论的主要内容。王道者，王者之路也。所以，不论董仲舒的王道论讲了多少实行仁德的话，甚至还具有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但其最终目的或宗旨，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是封建帝王取天下和治天下的理论，或叫帝王之术。因此，按照董仲舒的王道论行事，其结果，只能达到封建王朝的盛世。这一点他在《天人策》篇中有一扼要的叙述：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彼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对于这种王道盛世描述，他在《王道》篇借讲五帝三皇之德，作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说明：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民时，使民不过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骛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干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下文。

好一个王道"盛世"！在这个"盛世"，除了有至尊至贵的皇帝之外，既有富贵之人，又有一般纳税的穷苦人，而这些穷人却甘愿为皇帝服役和纳税，竟无任何怨恨，民情至朴，不慕富贵，耻于犯法，故囹圄空虚，以至甘露降，朱草生，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四夷亦来朝！这就是董仲舒设想的王道社会，也是他所理想的社会图景--封建皇帝与穷人共同的乐园。然而，这显然只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理论家的一种幻想。不过，却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这是董仲舒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欺骗！而应肯定，他以仁德作为王道的核心，又提出了王道以教化为大务、以刑罚为辅，治国以积贤为道，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就是今天，也不应一笔抹煞其中的合理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