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评传：变而有常的天道思想

董仲舒在天道观上所阐述的最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思想，就是天道"变而有常"的观点。

辩证法当然要承认事物的变化，但仅仅承认变化，还不是深层次的辩证法。深层次的辩证法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我们知道，规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客观事物或现象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中华民族在古代给规律起了个名字叫做"道"。董仲舒也是用道作为表达规律范畴的。例如他说：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①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②他对道的这一定义显然是说，道是事物运动变化中有秩序、有条理和反复出现的现象，人道就是人或社会所共同遵循的、反复出现的有秩序、有条理的现象。社会有秩序、有条理就会安定，这叫做"治"。所以，他又认为："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①可以看到，董仲舒所有这些对道的规定，已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规定了。正是基于此，下面这段话我以为是对天的规律性、也是对一般的规律性最为精彩的揭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致远，踔而致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②这显然是说，天道的变化是有一定时序和节度的，也就是有着一定的常规，亦即反复出现的、稳定的规律。把这种常规概括起来就是他在这段话中所说"反而相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所谓"微而远"，"踔而精"，"广而实"，"虚而盈"，等等，也都是对立面的统一。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几乎随处可见。如他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③又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圣人之治，亦从而然。"④这显然是对天和人世规律性的揭示。天是按照阴与阳这一对相反之物的或出或入、或右或左、一而不二、各向相反的方向运行的；并且，正是由于天地、阴阳在运行中的地位不同，从而形成了春夏秋冬四时终而复始的运动规律；关于王道，亦宜按照"承天意以从事"的原则，"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①，以此行政。上述的这些所谓天道、王道，除了他所说天地、阴阳、四时的运行具有较明显的规律性之外，其他关于四时的人伦情感，则显系荒唐的比附。

在此有一点需要提出来研究的是，有人认为："所谓常，就是固定不变之意。'变而有常'，就是说，纵然有这样那样的变化，都有一定的轨道，譬如四时，春夏秋冬总是相继而出，而且是冬寒夏懊，其度不变。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一定的规律。在'常，的准则下，天不能有什么改变，所有的一些变化，只不过是一种运动。所以，以天作为自然，一样得不出天在变。"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春秋繁露·天道施》。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春秋繁露·天容》。

③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④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我以为这种说法错误有三：第一，逻辑混乱。既说"常"是"固定不变之意"，又说"变而有常"就是"有一定规律"，既是规律，即是变化的规律，怎说是"固定不变"呢？第二，把"常"解释为"固定不变之意"，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哲学史上对"常"的一贯用法及其涵义。我以为"常"在中国哲学哲史上历来是作为规律意义来使用的。如张岱年先生就曾说："中国哲人都认为变化是一根本的事实，然而不仅如此，更都认为变化是有条理的。变化不是紊乱的，而有不易之则，即所谓常。常即变中之不变之义，而变自身也是一常。"③我很同意张先生的看法。虽说常即变中不变之义，但常并不就是不变。从中国哲学史来看，常更重要的是指变化中的不易之则，即变化的条理性、规律性。把它解释为"固定不变"，显然是错误的。第三，董仲舒的"变而有常"，显然是说大道是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不是紊乱的、无秩序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时序节度，简言之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如春夏秋冬四时之变，总是周而复始地运行，这只能说天是有规律地变化的，却不能说天是"固定不变"的。当然，就规律自身来说，总是如此的，不变的，如变了，也就不能称其为规律了。然而规律自身的不变，却不是它的载体天不变。把规律自身的不变，安到天的头上，这显然是逻辑上的偷换概念，而这样一来，就把辩证法变成了形而上学。

天道既是规律，那就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是不可违反的，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例如，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研究和总结了周朝的成败兴衰经验。他指出，一切人君莫不希望国泰民安而恶政衰国危，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原因一是所任非其人，一是所由非其道，因而造成了"政日以仆灭"的后果。譬如周朝之道衰于幽厉二王，当时道非亡，即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幽厉不肯实行。而到周宣王时，宣王欲恢复先王之德，"兴滞补弊"，于是周道便粲然复兴起来。由此表明天道、人道的客观性。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天之道，无成者。①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①阴阳理人之法也。??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乐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这就表明，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它们作为客观的规律，都是不可违背的，"反天之道无成者"。因此，人主必须审其处，使好恶喜怒必当其义乃出，春天之暖清寒暑必当其时乃发也。人主必须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如天当寒而寒，当暑而暑，不可颠倒喜怒，混淆寒暑。这样，天就会有美岁，社会则有治世；否则，天当寒而暑，或当暑而寒，必为恶岁，人主当怒而喜，或当喜而怒，则必为乱世矣。这种天道的恶岁与人间之乱世，无疑正是违背天道所得到的惩罚。

不过，天对人的奖惩有一个由微致显的过程，此即所谓"寖微寖灭、寖② 周乾■：《董仲舒的天道观辨析》，《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98 页。①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① 《春秋繁露·阴阳义》。

②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明寖昌"之道。

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出言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兽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①这里就正好说明了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繇道则兴，反道则败。尧舜与桀纣的不同结果即是证明。

当然，在此特别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董仲舒不仅一般肯定了作为规律的天道、人道的客观性，而且他还充分阐述了经与权这对范畴，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规律性的认识。这可以说是董仲舒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

我们知道，经、权概念，早在先秦就已经提了出来。如《老子》的"道经"、"德经"。这里的"经"即常或原则、规则意。但尚未与"权"相对说。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②这里即提出了权概念。这是说可与共同守道之人，未必都能随机应变。这里的"权"显然是与"道"相对来说的，权即变，道即规律、规则、原则意，亦未与经作为成对范畴。后来《孟子》中已有"经"概念，如说："经正，则庶民兴"；①亦有了"权"概念，如《离娄上》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虽然既提到了"经"，又提到了"权"，但也未把两者相对说，而是把"权"与"礼"相对说。这里的权亦是权变意，"礼"亦是规则、原则意。后来战国后期出现的《春秋公羊传》，才第一次把权与经作为一对范畴，它说："权者何？权青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②这显然是说，权是与经、常相反对的，但行权之后"有善者"，即对行道来说更好、更有利。再往后，到了汉代，经与权已成为普遍为人所了解的一对范畴，并且经与常相当，权与变当义。如《韩诗外传》即说："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③《后汉书·周章传》亦说："权也者，反常者也。"可见，在汉代权与经作为一对范畴确定无疑，且相当于变与常的关系，但权虽反经，却又不是与经绝对对立和不相容的。董仲舒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了经与权、常与变的辩证同一的关系。董仲舒讲天道"变而有常"，这就肯定了天道的变化是有常规可循的，它所揭示的是变化的必然性。然而这仅仅是董仲舒天道观的一个方面。董仲舒天道观的另一方面，就是他还承认了天道的"不常之变"。如他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④所谓"不常之变"，显然是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论语·子罕》。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www.xing528.com)

③ 《韩诗外传》卷二第3 章。

④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相对于"变而有常"来说的，这即是承认了超出常规的变化，即与必然性相对的偶然性。这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的灾异现象，实际上也就是天道变化中的偶然事件。

当然，董仲舒并未把偶然性完全归之于天人感应论中的灾异现象，有时也归于了阴阳二气运行中的偶然失衡。如他说："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变，而阴阳失平，??非禹汤之过。毋以适遭之变，疑平生之常"。①这显然是说，"禹水汤旱"并非就是禹汤的过失通过天人感应引起的天对人的谴告，而仅仅是由于阴阳失去了平衡导致的结果。按照董仲舒所说，尧视民如子，而民则视尧如父。在尧让位于舜二十八年时"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因而三年阳气厌于阴，阴气大兴，因而才有大禹治水。所谓"禹水"，就是阴胜于阳的结果。再者，又据董仲舒所说，夏桀乃天下之残贼，属阴，而汤乃天下盛德，属阳。汤伐桀除残贼，大善，因而是重阳，所以汤伐桀之后连续七年大旱，故汤有旱名。此乃阳胜阴的结果。由此可见，"禹水汤旱"，不是阴阳之大经，当然也不是禹汤犯了错误而招至的灾异，而纯粹是阴阳失衡所致。

对于天道的这种"变而有常"和"不常之变"，董仲舒提出了"经"、"权"两个概念，用以概括这两个方面。董仲舒说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②这里的"伦"就是秩序；"经"即常规意，亦即必然性；"权"就是非常之变，即偶然性。他在这里提出的"经"与"权"概念，显然是与其对阴阳的运行及其作用的考察密切相关的。他认为，阳气自东北始出而南行，然后转西而北入，阴气则始出东南而北行，然后西转而南入，其中阳之行为顺，阴之行为逆，阳主生育养长，阴主刑杀。天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因此，他把阳的运行和作用称之为"经"，而把阴的运行和作用称为"权"。由此表明了天的好生之德。如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力权，以阳为经。阳出而甫，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①由此可见，这里所说天道的经与权，是与阴阳运行所处地位及作用密切相关的。

不过却不能由此错误地得出经与权是"阴阳的别称"的结论。虽然天道之经、权与阴阳的运行相关，但经、权却非特指阴阳。实际上经、权乃是对一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概括。如他所说人道也有经与权的关系问题。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顺，阴之行为逆，阳主生育养长，阴主刑杀。天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因此，他把阳的运行和作用称之为"经"，而把阴的运行和作用称为"权"。由此表明了天的好生之德。如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① 《春秋繁露·暖燠孰多》。

② 《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 《春秋繁露·竹林》。

阴也。是故天以阴力权，以阳为经。阳出而甫，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①由此可见，这里所说天道的经与权，是与阴阳运行所处地位及作用密切相关的。

不过却不能由此错误地得出经与权是"阴阳的别称"的结论。虽然天道之经、权与阴阳的运行相关，但经、权却非特指阴阳。实际上经、权乃是对一切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概括。如他所说人道也有经与权的关系问题。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①这显然说的是春秋时代的王道或人道，有常有变，有经礼，有变礼。例如，安性平心为经礼，那么，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但这又不是要改易其道，此为变礼；又如，当一国之君死后，其子须服丧三年，方可称王，这是春秋之常道，或经礼，但是，如遇有变故，未满三年即可称王，此即变礼；再如，妇人本无外事，此为经礼，但是母亲为了给儿子娶亲，或者为自己父母奔丧，则亦可外出，这就是变礼。这显然是说，天道、人世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应遵守经礼，即按常规办事；而当天道、人世发生了不常之变时，那就应该应之以变礼。此即"常用于常"，"变用于变"，它们并不互相否定。所谓"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即表明了此意。

当然，经与权之所以并不互相否定，在董仲舒那里，还有更深的理由，这就是他所说："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②这就是说，权虽与经不同，但又是在经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里他举了一个公子目夷的故事。宋襄公为了当霸主，约盟赴孟，不听劝告，反被楚王所虏。目夷为了救宋襄公，也为了拯救宋国，于是自立为王，并立即告知楚王。楚王本来欲胁襄王以取宋，现在宋既已立新君，看看无计可施，便放归了宋襄王，事后，目夷又让位于宋襄王。这个故事是说，按照当时的常礼，目夷本不该自立为国君，只因有约盟之变，乃立之。这种变礼就在可以然之域。若不是如此通权达变，不但宋襄公不能保住性命，就是宋国也要为楚所破，反之，有了变化，既使宋襄公得以获释，又保住了宋国，使之安然无恙，最后目夷又让位于宋襄公，这种权变显然正是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经礼所许可的。

不过，有一点值得提出来研究的是，有人认为不能把权释为变，原因是董仲舒曾明确讲过："用权于变，则失中之宜。"①我认为，这显然是没有搞清董仲舒在这句话中的"权"与前面所说同经相对之"权"的涵义不同所致。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 《春秋繁露·竹林》。

① 《春秋繁露·玉英》。这段活的开头几句，就我所见版本都是这样断句的："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下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我以为这样断句，与开头所说"安性平心"不对仗，不好解，故我重新点过。

② 《春秋繁露·玉英》。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其实，中国汉字中的"权"字是多义的，除了我们所说"权变"一义外，还有权衡、权柄、权谋等义。《深察名号》中所用之权，只能作"权柄"、"权力"解，它同前面与经相对之"权"确实不同。因为这里是在深察"君号之大意"时以"权"来解君号的。他说："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然后他才讲了"用权于变，失中之宜"的话。可见，这里是把权作为君的一种涵义、属性而提出来的，是说国君是执掌绝对权柄、有无限权力者。在这种意义下，当然不能用权于变，否则，那就意味着授柄于人。但也不应以这里的不能"用权于变"，来否定天道阴阳的运行以及人道之中有经、有权的说法。把董仲舒著作中的两种"权"概念对立起来，用其中的一个来否定另一个，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总之，董仲舒对天道、人道中的常与变、经与权的论述，虽然主要是用来说明封建社会的经礼与变礼的，特别是他把变礼限制在经礼的可以然之域，尚未达到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高度。但是应当肯定，正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对经与权的范畴作了详细的论述，用以表述运动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一方面肯定了变化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不常之变"，对于确定和加深这一对范畴的意义，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