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评传：生平事业与汉兴时代

董仲舒为建构封建社会的理论大厦勤勉奋斗了一生。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治经讲学阶段、出仕践儒阶段和退居著述阶段。现分述如下。

（一）治经讲学达王事

治经讲学阶段包括了董仲舒从出生到汉武帝时对策之前近六十年的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汉书·董仲舒传》所说："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董仲舒出身于汉代广川的一个白衣地主家庭。家庭富有、田连阡陌、牛马成群，且有大批藏书。这就为他少年求学准备了极好的条件。他的少年时代，正值汉兴之初的孝惠、高后及文帝初年，曹参、陈平、周勃等为相，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外姓藩王已基本平定，刘氏藩王尚在年幼，国内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①，孝惠四年时又"除挟书律"，于是孝文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②这就为董仲舒勤奋修学，研读经书，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随着刘氏藩王年龄的增长及其实力的增强，直至酿成叛乱，再加之土地兼并的发生，都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特别是严重危及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又为董仲舒树立建构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理论大厦的远大抱负，提供了客观的背景。

董仲舒自幼学习就非常刻苦，专心一意。《汉书·董仲舒传》中有"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的赞誉，《太平御览》上也有所谓"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①的记述，可见其研读经传已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董仲舒的这种刻苦读经、专心致思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年，所以才有了桓谭所说的那段话："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后来，王充对于董仲舒研读《春秋》的"专精一思"②精神，也非常称赞和推崇。

董仲舒读儒经不但专精，而且身体力行，所以修成有名的儒学大师。如本传所说："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亦如刘欲所言："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今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③正是因此，到景帝时，董被立为博士官，至汉武帝对策，一举成名。对此宋朝的司马光有诗赞曰：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

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研读儒家经典，最精者为《春秋》。《史记·儒林列传》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书·儒林传》基本上照录了这段话。董仲舒的《春秋》学直接师承于谁，由于没有确实的史料可考，很难做最后断言。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董仲舒从幼就和公孙弘一起在胡母生处学公羊派《春秋》。"①凌曙在他的《"春秋繁露"注自序》中即持此说，认为公羊寿"一传而为胡母生，再传而为董仲舒"。此说最早则起于唐徐彦解何休依胡母生条例，却发挥董的张三世、异内外、存三统之义时① 《汉书·艺文志》。

② 《汉书·楚元王传》。

① 《太平御览》840 引。

② 《论衡·儒增》。

③ 见《汉书·董仲舒传》。

① 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14 页。

所说："胡母生本虽以公羊经传授董氏。"但是，此种说法一无根据，二又同《汉书·儒林传》所说："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相矛盾。按《汉书》的"同业"说，显然不能将他们说成是师生关系，而很可能是师兄弟关系。不少人即持此说。其传承世系如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公羊序疏引戴宏序所述：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母生董仲舒ìí?对这个传承世系历来也有不同看法，主要在于这个世系从子夏到与胡母生同辈的公羊寿只有五代，而从孔子到比胡母生略后的孔安国却已传至十三代。所以许多人猜测，这个世系很可能是东汉公羊派同左氏派斗争时，为争胜而牵强附会地编造出来的。不过这倒给我们以启发，在这个世系中子夏与公羊高之间很可能还隔有几代的传承关系。照此设想则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仍是一种猜测，但不论如何，董仲舒在当时已是著名的公羊家，如司马迁说："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①又称赞说："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②据《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曾命治《谷梁春秋》的瑕丘江公与董仲舒辩论，结果被董仲舒驳得无言以对，因而武帝决定"尊公羊家，召太子受《公羊春秋》。"也正是因此，康有为在他的《春秋董氏学·自序》中盛赞童仲舒深得孔圣人的"微言奥义"。清凌曙也说："广川董生下帷讲诵，实治公羊。维时古学未出，左氏不传《春秋》，公羊为全孔经而仲舒独得其精义，说春秋之得失颇详。"③董仲舒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儒学大师，绝不单纯是他熟读儒经所致，而且还因其广泛学习了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其最重要的是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例如他在《春秋繁露》中，就广泛吸收了阴阳五行的观念，用于他提出的"天人感应"说及"三统说"、"仁义说"等，即表现了这一点。这就是说，董仲舒之成为名儒，同其以阴阳五行说解经是分不开的。《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除吸收了阴阳、五行说之外，还广泛吸收了道、法、名辩的思想，而将其熔于一炉，都纳入其儒学的范畴。如他提出的忠君思想和"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把法家的思想吸收进来；他提出的"阳为德，阴为刑"思想及"爱气"、"养气"思想，则是黄老思想的内容；他有关"深察名号"及辞、指论思想则显然是由名辩的思想采集而来。由此可见，董仲舒治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广采博纳，并用以来充实、丰富、改造和发展儒学，终于成为汉代的"群儒首"和"儒者宗"。

董仲舒学成之后即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后来随着名声的扩大，被景帝立为博士。与他同时立为博士的还有胡母生、辕固生等。但因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①就是说没事干，所以他仍然"下帷讲诵"，当时董仲舒的声望很高，门徒甚众，所以他讲课都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③ 《"春秋繁露"注自序》。

① 《汉书·儒林传》。

不直接面授，而是"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②董仲舒讲学，主要是教授儒家经典，特别是《公羊春秋》。太史公司马迁曾听过董仲舒的讲诵："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③这表明，董仲舒之所以治《春秋》和讲诵《春秋》，就是要用孔子所作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之是是非非，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即行王道，为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服务。太史公也深刻领会了其意，阐述了知《春秋》对于"为人君父"和"为人臣子"者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屑，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①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 《史记·大史公自序》。

（二）出仕践儒相骄王

从孔子创立儒学时起，就要求自己的门徒"学而优则仕"②，即通过做官来实践儒术，这就是所谓"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的最高准则或要求，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董仲舒之有机会来实践经过自己改造和丰富发展了的新儒学，用以"治国、平天下"，那是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临政及其实行诏贤良、行策问之后。这个机会对董仲舒来说虽然已是姗姗来迟，即接近耳顺之年，但他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崭露了头角，一连三次对策，皆中武帝意，从而成为举国闻名的大儒，儒木也因此而一跃登上独尊的地位。这是儒学出世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地位。它之所以能够一尊，固然同董仲舒的前辈的努力分不开，但首功应归董仲舒。不过，董仲舒虽借此机会登上了江都易王的相位，但此后他仍历经坎坷，再相骄王，终未得到朝廷的重用，管理朝政，最后只好在"致仕悬车"之年辞相归家去也。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策年份。对此历来就存在很大分歧，有建元元年说，有建元五年说，有元光元年说，有元光五年说。我持元光元年说，对此不少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就不重述了。按照此说，董仲舒的这段时日实际有近十二年的时间。

武帝即位，颇思有大建树，所以在建元元年即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至元光元年初，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即"诏贤良"，①行对策，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就诞生于斯时。汉武帝在其策问的开头便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要求，也就是要董仲舒给他阐述如何巩固封建王朝，特别是使汉王朝能够世代相传的根本理论。而在他的第一策问中着重提出了五帝三王之道何以兴衰，特别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以及"何修何饬"才能"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的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第二次策问主要是说，帝王之道本来同条共贯，可是虞舜游于声郎，而周文王即日昃不暇食，何逸劳如此不同？又殷人执五刑以督奸，而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何相异竟如此？这实际上提出的是如何才能善治的问题，也就是政术之要在哪里的问题；第三次策问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应"的问题以及三王之道何以不同的问题。

董仲舒正是循着武帝策问的路子，以天人之际、特别是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阐述了天变道亦变的政治改革主张，具体提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统治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方案：第一，君权受命于天，"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即把君权与神权结合为一；第二，继治世者道同，继乱世者道变，汉在大乱后继秦，必须"更化"秦朝的严刑峻法，改行德主刑辅，以德化民的王道之政；第三，行王道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任用贤能；第四，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此即所谓"抑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

这四条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即意识形态体系的大纲。

从总体上来看，他提出的这四条，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首先是适应了② 《论语·子张篇》。

① 《汉书·武帝纪》。(www.xing528.com)

当时反对地方割据、加强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央政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同时也完满地回答了武帝的策问及符合了其欲有大建树的要求，这对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不仅不能说董仲舒是反动的思想家，相反，应该说是汉朝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思想改革家。

综观"天人三策"可以看到，汉武帝同董仲舒君臣二人，一问一答，一称一颂，极相契合。臣颂君"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乃"尧舜之用心也"；君则初称臣"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继之又赞其"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由此表明了二人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正是因此，在对策之后，汉武帝一方面委董仲舒为江都易王之国相，另一方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①，开创了儒术独尊的局面。

易王非乃武帝之兄，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后徙江都王。刘非素常仗恃帝兄的身份，骄横无比，好勇斗武，十分残暴，但他也欲效战国时养士的诸侯，表面上礼贤下士。董仲舒乃举国闻名的大儒，所以易王刘非对他很是敬重。董仲舒对刘非则常以儒家的礼义思想匡正之。董仲舒任江都相，治国非常注意和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遇到灾害，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按照阴阳的关系，"求雨"或"止雨"①。如元光二年董仲舒上任不久，即作《止雨》，告诉主管政事的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②在董仲舒看来，雨天为阴胜阳，晴天是阳胜阴。"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③。如从阴阳矛盾的理论来看，董仲舒所说的道理，恐怕不能说纯粹谬言，但他在实际实行起来，却往往带有极其荒诞和迷信的内容。这是必须指出的。可是，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所云，其求、止雨事，"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此种说法非常可疑，恐怕只是一种传说的褒誉之词而已。不过，《董仲舒传》所说："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这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这个评价主要是指相江都王期间的事迹。

董仲舒在相江都王期间，不知何故，"中废为中大夫"④， 无论是《史记》或《汉书》都未记载缘由。有人认为，是由于董仲舒所作《高庙园灾对》，被主父偃窃去告发的结果⑤。我以为这个说法欠妥。这主要是因为《史记·儒林列传》已说明："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汉书·董仲舒传》也取此说。可见，这表明，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在前，而主父偃"取书奏之"在后，如何能成为"中废为中大夫"的原因呢？在此顺便提一句，这里说"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这里可做两解：一为居舍期间，发生了高庙园灾，因而记之：另一① 《汉书·儒林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春秋繁露·止雨》。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见《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

⑤ 见于首奎：《董仲舒评传》，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 卷，齐鲁书社，1980 年版。为居舍期间"著灾异之记"，乃追记高庙园之灾事，阐明自己的看法，我以为是后者，这样与主父偃被任用的时间才相契合，同时也不至于同其"对策"时还大谈灾异相矛盾。可见，正是在其"中废为中大夫"的"居舍"期间，又被主父偃窃去了"灾异之记"，奏于天子。而天子则将其书昭视诸儒，包括他的大弟子吕步舒，在"不知其师书"的情况下，"以为大愚"，所以被皇帝"下仲舒吏"，而且是"当死"，但后来可能是念其"对策"之功或为名儒，而"诏赦之"，且不久，又恢复了其江都相位。这次变敌对董仲舒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教训，所以此后"遂不敢复言灾异"①。

在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谷梁春秋》也在传播，于是便发生了武帝令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论事。事后公羊学大兴，不但令太子学公羊，而且武帝还诏使其幸臣吾丘寿王从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因而公羊一时成为"热门学科"。

不过，董仲舒在复江都相位之后，仍觉不能施展自己直接参与朝政的抱负，所以，在公孙弘任丞相之后，他曾上书公孙弘，自称"误被非任，无以称职"，要求公孙弘"大开肖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委婉地提出要调往中朝的愿望。但公孙弘的为人，外宽内深，生性疑忌，希世用事，他治《春秋》本不如仲舒，生怕董仲舒来朝失去皇上对自己的信任和重用；另外，董仲舒又为人廉直，批评他"从谀"，因而他本来就嫉恨董仲舒，所以，他当时不但没有荐董仲舒来中朝，反而将其荐给另一更为残暴的骄王--胶西王为相。正是因此，在董仲舒的生涯中又增加了一段再相骄王的经历。

胶西王刘端"亦上兄也"，据《汉书·董仲舒传》说："尤纵姿，数害吏二千石。"也就是说是一个更加凶恶、嗜杀成性的人，因而数个相胶西的二千石官吏被他谋害了。不仅如此，这个刘端也还是一个雄心勃勃，想学齐桓、勾践称霸诸侯的野心家。所以当董仲舒来做他的国相时，亦非常敬重，并"善待之"，欲效齐桓任管仲、勾践用大夫蠡、种、庸一样，让董仲舒助他实现霸业。所以，有一次对仲舒说，越王勾践曾与大夫蠡、种、庸等五大夫谋伐吴，遂灭之，雪会稽耻，卒成霸业。他认为越王与蠡、种为越三仁，并说："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①这对于主张大一统的董仲舒来说，无疑是出了一个大难题。董仲舒经过认真地思索回答说：臣仲舒闻，音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齐， 如何？"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但见问而尚羞之，而况乃与为诈以伐吴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重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矣，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圣贤，何贤之有？譬犹碔砆比于他玉也。董仲舒讲的这一番大道理，婉婉转转，既拒绝了刘端的无礼要求，坚持了大一统思想，又用儒家的仁义理论匡正了刘端。这个回答非常巧妙，所以刘端也只好称"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段对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为江都王刘非与董仲舒的对话。在此历来就存在两种观点。我之取胶西王与董对话，原因有三：第一，《史记》对此没有记载；第二，这两种对话基本一致，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①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①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究竟谁抄谁，没有证明，据推测，《汉书》应原出于原著，原著为对胶西王；第三，董仲舒之所以辞掉相位，已到"致仕悬车"之年固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如《史记》和《汉书》都说，因"恐获罪"，我推测，此因就可能与这段谈话有关，即可能就是由于这段谈话，"恐久获罪"，托病辞官回家了。这就是董仲舒出仕践儒的经历，可以说这是他用自己改造过的儒学"经世致用"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朝政，但在两相骄王中还是一直忠于自己的儒学的，并且还颇有政绩。所以在《汉书·叙传》中有这样一段评语："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这同上面所引《汉书·董仲舒传》中对他两相骄王的总评价"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是完全一致的。

（三）致仕家居著文章

武帝元狩元、二年间，即公元前122 年或前121 年，董仲舒"致仕悬车"，回到了自己家里。据《史记·儒林列传》载，从此，董仲舒即"居家，至卒，终不置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也基本上照录了这个说法，不过还记载有："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其对皆有明法"。这就是董仲舒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主要活动。这段时间大致有十七、八年。

关于朝廷大议的问对事，在其生卒年的考察中我们已叙述了大部，现归总略述如下：第一，自元狩元年至元狩三年，主要是有关淮南、衡山、江都三王的谋逆罪决狱的问对，以及天子的郊祀对。据《后汉书·应劭传》载，张汤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郊祀对》则见于《春秋繁露》。第二，元狩三年，为关中水灾，上书劝"益种宿麦。"第三，元狩三年或四年，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及"去奴婢"事，应对上书。

第四，元封四年，就与匈奴和亲事应对，建议和亲、与盟、质其爱子。

由此表明，董仲舒退居之后，朝廷遇有大议，的确非常重视倾听董仲舒的意见。而董仲舒也总是"对皆有明法"。可以看到，董仲舒的应对，有的已被皇帝所采纳，当即或以后变成了诏令，而付诸实施了，如"益种宿麦"事和"限民名田"事；有的也变成了诏令，付诸实施，但未获结果，如其在匈奴问题上的应对；有的则显然有错误，如关于"盐铁皆归于民"的提议，故而未被朝廷采纳。但无论如何，从董仲舒应对总体来看，还是贯穿了其儒学的仁德精神的，而且凡是对朝廷有利的，也都被采纳了，只有盐铁一事未用。董仲舒退居之后，除应对朝廷大议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著书。

据班固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①实际当然决非仅明经义，而是以一生所得要义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以孔孟的思想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构架、广泛吸收了先秦诸子思想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秦汉以来所实行的以皇帝为总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需要。这个新儒学体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以神秘的自然神论之"天"为最高范畴和以"天人感应"论为核心的宇宙论；"变而有常"的天道观；真天意、辨物理的认识论；质朴之谓性和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思想；取法于天的王道论；独尊儒术的大一统论；主张"更化"的社会改革思想；以及承认"汤武革命"的"三统"、"三道"的社会进化历史观，等等。这个儒学体系之所以说"新"，就在于它具有与孔子及先秦其他儒家不同的特点，概略他说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董仲舒的"天"与孔子不同，它不单是"至上神"，而且具有封建伦常意义和自然物质性，它是此三者的合一物，我称它为自然神；同时也不再如孔子那样敬而远之，而是强调了"天人感应。"第二，在继承孔子的忠、孝、仁、义、礼、智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纲"、"五常"的观念，并与阴阳、五行的关系相比附，使之普遍化理论化。第三，他的人性论与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不同，并综合了孟子① 《汉书·董仲舒传》。

性善论和苟子性恶论，提出了质朴之谓性和待教而善的思想。

第四，一改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性格，公开提出了有利于皇权者的大一统论。

第五，提出了"更化"的社会改革思想，以及"三统"、"三道"的进化历史观。

以上几点体现于其全部著作之中。自汉武帝钦定隆儒为汉朝的国策之后，由董仲舒所阐发的这个新儒学体系就成为儒家世代相传并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的教条。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封建社会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君权、神权、夫权、族权，可以说基本上就出自于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因此它也就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统治的四大精神支柱。当然这个支柱作用的性质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后期又有不同，在前期是进步的，在后期是反动的，不可混淆。

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都是在董仲舒去世之后的事，他自己并没有看到。所以，直到暮年，他始终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心境，为此作了《士不遇赋》云：呜呼嗟乎，逻哉递哉，时来遏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钦，不期禄矣。皇皇匪宁，抵禄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当然，董仲舒对西汉社会的影响不只上述，他所教出的学生不少成为西汉的朝臣。如《史记·儒林列传》载："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诸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诸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而据《汉书·儒林传》说，其再传弟子做大官者亦相当多。可见对汉朝的影响之大，非其他儒者可比。

董仲舒在晚年通过修学著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改造儒学的历史使命。享年八十六岁左右，寿终正寝，死后葬于长安西郊。据传武帝驾幸芙蓉园，即秦之宜春苑，每至董墓都要下马，以示对这位巨儒的尊重，故名为下马陵。

① 《畿辅丛书·董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