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领导力：领导哲学和领导艺术

四、领导哲学和领导艺术

对于领导方法的重要性，绝大多数领导人员都是知道的，然而，要真正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并不容易。宝钢的各级领导人员，为了增强着眼于解决问题的领导方法应用能力，进而掌握领导艺术，必须努力学习哲学，使自己在十分复杂的领导实践中，智慧地处理问题，做一个事半功倍的领导者。

（一）把哲学作为一门基本课程

《论语》中，有一段孔子与学生冉求之间关于“语上”（谈论高深问题）的对话。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冉求道：“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道：“如果真是力量不够，走到半道会再走不动了。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54]这段对话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员，要研究和解决难题，不可画地为牢，而必须“出发”—向前走。向前走，就必须学习。领导人员要学习的内容很多，从领导方法、领导艺术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是学哲学，要把哲学作为一门基本课程。学哲学是为了用哲学，要紧紧联系领导实践，通过学哲学改进领导方法，掌握领导艺术，提高领导水平。

毛泽东指出：“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55]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56]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写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是我们学哲学的必读经典。

陈云和李瑞环堪称学哲学的典范。1987年7月，陈云与中央负责同志作过一次以“肩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为主题的谈话。他回顾了延安时期，自己和其他同志学习哲学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57]

2002年11月，李瑞环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回顾了自己长期以来学哲学的体会。他说：“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了哲学，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养成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的习惯，这样就不会吃糊涂亏、占糊涂便宜，避免和少走许多弯路。”^[58]2005年以来，李瑞环先后有《学哲学 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求实理》三部著作问世，是他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学哲学的成果结晶。

学哲学、用哲学，对宝钢各级领导人员增强着眼于解决问题的领导方法应用能力，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的领导活动中，存在着事实“说得清楚”和“说不清楚”的区别。有的领导人员在讨论由他负责的工作时，能够把事实说得很清楚，做到“问不倒”。有的领导人员在讨论由他负责的工作时，则往往说不清楚事实，一问二问就答不上来。

事实能否说清楚，对工作影响极大。因为只有把事实说清楚，才有可能根据事实—客观情况进行分析，为解决问题提供基本条件。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工作中，不同程度的事实说不清楚的情况还是大量存在的。而是否下决心去了解事实，把事实说清楚，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是否按照唯物论办事的问题。

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的领导活动中，还存在着对问题“分析得清楚”和“分析不清楚”的区别。对同样的事实进行讨论，有的领导人员能够把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提出的分析意见很有说服力。有的领导人员则往往分析不清楚，提出的分析意见漏洞颇多。问题能否分析清楚，对工作的影响同样极大。因为只有把问题分析清楚，才有可能提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去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在现实工作中，不同程度的问题分析不清楚的情况也还大量存在。而问题能否分析清楚，本质上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是否按辩证法办事的问题。

把事实说清楚，对问题分析清楚，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59]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以精益求精、持续改善的管理方法闻名于世。在丰田，当产品质量出了一个问题后，要求连续追问“5个为什么”，以真正做到了解事实真相，并根据事实真相把问题分析清楚，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持续改进之目的。^[60]我国许多企业在安全生产事故处理方面采取的“三不放过”做法，^[61]也是要求把事实说清楚、把问题分析清楚，以达到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管理之目的。近几年来，宝钢党委倡导“打开看看”的工作方法。开展“党员登高计划”活动和党组织生活设计活动，要看一个个党员制订和实施登高计划的实例，看一个个党支部（党小组）组织生活设计和实施的实例，从中了解实情、分析实情、发现和提炼成范例，用范例指导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

（二）以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首先是“实事”，我们的工作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里，涉及对“实事”—“实际”的把握问题，也就是我们应当从什么样的“实际”出发。一切要从“实际问题”、“我们正在做的事”—这样的“实际”出发。这一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具有克服中国人思维习惯局限性的文化价值。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和实体，企业各级领导人员的工作必须以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远大理想、公司愿景、战略眼光是要有的，在此前提下，必须“执著现在”，执著“当下”。在现实工作中，有的领导人员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有的领导人员却做不到这一点，讨论问题时，讲大话、评头论足行，一旦联系现实、谈怎么解决现实问题、怎么做好正在做的事就不行了。还有一种脱离“实际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的表现，那就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围着上面转，上面开个会我也开个会，上面发个文我也发个文，至于怎么解决本企业、本单位的实际问题，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正在做的事，反而变成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事了。为改变这种状况，宝钢从落实管理责任、落实绩效导向的角度反复强调，传达贯彻上级的指示，不要孤立地传达贯彻，要在“结合”上做文章，在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下工夫。各级领导人员都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天职，不看你说得多大、多好，要看你应该做好的正在做的事做好了没有。

（三）把握好“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立足于“实事”的基础上“求是”。“求是”，必须全面、系统地看问题，不要走极端。大千世界纷纭复杂、变幻无穷。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面性。“瞎子摸象”的故事提示我们，对一个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判断。作为一个领导人员，必须有多个角度分析问题的意识，尽可能避免片面，尤其要力戒偏激—把一种看法引向极端。经验告诉我们，过犹不及，将“不及”补到位相对容易，将“过”拨乱反正十分不易。毛泽东指出：“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62]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它应加以积极的理解，如同余秋雨说：“中华文明不走极端，中庸之道使它一直处于弹性状态。”^[63]这成为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走极端，就是做任何事，要有分寸感，要有节奏感，要把握好“度”。所谓把握好“度”，就是要认识到，对一件事情，从一个角度作出的分析，或许确实有它的正确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作出的分析，或许也有它的正确性；再从一个角度作出的分析，或许又有它的正确性。我们应当善于归纳多方面的正确性，从而集成为相对全面些的正确性，而不应当用一种自认为正确的分析意见去否定其他的或许正确的分析意见。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的领导实践中，凡是运用前一种方法的，做事往往比较顺利，往往就能把事情做好、做成功。凡是运用后一种方法的，做事往往不顺利，往往做不好事情，甚至还会把事情做砸了。

强调领导人员要交流，无疑具有正确性。然而，不应当因此否定领导人员保持相对稳定的正确性。近些年，在领导人员合理流动不够的情况依然存在的同时，又产生了领导人员过度流动的问题。不少领导人员在一个岗位上的任职时间往往相当短，还未及熟悉情况就换一个新的岗位。过度流动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过度稳定。把握好“度”，对领导人员而言，实在是很重要的。

（四）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64]领导人员个人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人们总是说一个单位的工作能否搞好，领导是关键。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并非忽视领导人员个人的作用。不仅能否调动和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与领导人员个人作用有密切关系，而且，有些重要工作如重大问题的最后决策，重要的人际关系沟通等等，都是必须由领导人员亲自完成的，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2008年宝钢开展的学习实践活动，分析检查报告、整改落实方案等重要文件，都是公司主要领导在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依靠集体的智慧，自己动手完成的。然而，同时必须认识到，人具有社会性，离开了社会的孤立的个体，离开了群众的领导者，是无法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65]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6]

领导人员个人作用的发挥离不开集体。集体包括领导班子集体和员工队伍集体。任何一个领导人员乃至领导班子集体，体能和智能都是有限的，而广大员工、代代相传的宝钢员工集体，智慧和力量是无限的。再聪明的人，“我”太多了也会出问题。领导水平的高低与发挥员工的智慧和调动员工的力量多少成正比。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在员工。2009年，宝钢广泛开展了最佳实践者活动，着眼于每位员工在岗位上的每件事，发现、培养、宣传和推广最佳实践者。这项活动对改善经营、提升竞争力、实现业界最优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员工，从工人、技术人员到管理者，人人都在创造佳绩、争作贡献。他们立足本岗位，积极探索，各尽所能，从一点一滴做起，天天在进步，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在为企业作出贡献的同时，自身素质和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各级领导人员积极营造有利于最佳实践者层出不穷的氛围和环境，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员工身上的闪光之处，越来越尊重员工，越来越关爱员工，越来越欣赏员工，越来越依靠员工。集团公司领导带头，各级领导人员越来越注重与一线员工面对面进行交流，直接听取他们创造最佳实践的故事。宝钢的领导在讲话时经常会引用一些员工的话，使员工得到承认，备受鼓舞，提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宝钢的各级领导人员而言，必须把广大员工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凝聚到为实现宝钢二次创业目标而奋斗上来。我们资金充足、装备精良，但仅靠这些还不足以提升竞争力，关键在人，既要发挥技术、管理的领军人物个人作用，更要发挥基层广大员工的作用。

（五）善于运用专业化管理方法

当我们研究和开发领导力时，常常会谈到“领导科学”。当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常常会谈到“科学领导”。“科学”是与“专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讲领导方法时，自然会联系到专业化方法。（对“专业化方法”，也许可以作出广义的和狭义的不同解释。广义的“专业化方法”，可以包括科学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科学工作方法。狭义的“专业化方法”，则特指具体的科学工作方法。这里取狭义的解释。）在我党历史上和我国企业发展史上，虽然也有一些具体工作方法科学化的探索和积累（如调查研究方法），但是从总体上看，对专业化方法的重视是相当不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企业逐步地借鉴国外的企业管理，越来越多地运用专业化管理方法。宝钢对外开放较早，运用专业化管理方法的意识较强，力度较大，取得成果较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专业化管理方法的运用，要在“善于”运用上下工夫，追求实效。有些方法，比如“五制配套”，看似简单，但是年代久了，看似已陈旧了，但是体现了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仍然应当长期坚持，并在坚持中不断完善。有些方法，比如全面质量管理，本来是好东西，然而用得不好，容易搞形式主义，应当还其本色。有些方法，出于对中国企业实际情况不太了解的外国咨询公司，貌似很专业，但是“专业”得让人难以理解，甚至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应当汲取其精华，自主集成，形成具有宝钢特色的专业管理方法。

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文条件下，灵活巧妙地运用领导方法，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体现为领导艺术。着眼于解决问题的领导方法应用能力，逐步达到领导艺术的境界。宝钢2010—2015年规划期，正处于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很强的时期，面对复杂的形势与环境，各级领导人员更要学哲学、用哲学，丰富知识、积累经验、增长智慧，在实践中掌握领导艺术。

30多年来，宝钢在风雨洗礼中，实现了一次创业的目标，宝钢领导力在丰富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中不断提升。宝钢领导力作为宝钢管理的集中体现，继承我国传统管理的精华，但是没有简单地“回到传统”；借鉴西方管理的精华，但是没有简单地“走向西方”。宝钢领导力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宝钢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有企业发展道路的探索结晶。如今，在全球经济和钢材市场深刻变化背景下开展的宝钢的二次创业，对宝钢领导力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宝钢领导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宝钢领导力的传承和发展，将为宝钢的科学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保证。

继往开来，我们充满信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9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9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53页。

[5][奥地利]弗雷德蒙德·马利克《管理成就生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14页。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486页。

[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338页。

[8]参阅何孝瑛、冯秋婷《新编领导科学论纲》，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6—67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40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0页。

[13]《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883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81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9页。

[16]《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109页。

[1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32页。

[1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5页。

[1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80页。

[2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949页。(www.xing528.com)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l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l8页、257页。

[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52—15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5页。

[25]同上书，第64页、78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08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00页。

[28]同上书，第156页、154页、378页。

[29]同上书，第306页、314页、378页。

[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9页。

[31]《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371页、372页。

[32]　同上书，第372页。

[33]《陈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296页。

[34]同上书，第343页、345页。

[35]《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259—260页。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61页。

[3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79页。

[3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0页。

[39]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第100页。

[40]饶尚宽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27页。

[41]《列宁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42][美]彼得·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责任篇）》，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3页。

[43]“7项行为规范”具体为：1.行走规范：二人成行，三人成列，厂房内走安全通道，厂房外靠右行。2.上下班规范：整齐列队，精神饱满，入、离生产现场岗位；整齐成排召开班前会、班后会。3.会议规范：会议召集、主持人会前系统策划、明确主题、预告会议内容，会中紧扣主题、言简意赅、精准控时；会议参加者会前围绕议题充分准备，准时参会、靠前就座，会中发言紧扣议题、简洁达意，认真记录会议内容。4.电话规范：积极主动接听电话，电话铃响不超过三声；通话用语文明、规范、简洁；如遇被呼叫者不在场或暂时无法接听电话，应礼貌说明情况并主动记录回电号码或电话内容，及时转告被呼叫者；轻拿轻放电话机。5.交谈规范：面带微笑，目视对方，凝神倾听，认真记录，积极回应，谈吐得体。6.待客规范：站立、微笑迎、送客;主动礼貌招呼客人；被人引见，应面带微笑，主动致意。7.就餐规范：按顺序排队，不浪费食物，不边走边食，不乱扔果皮杂物，就餐完毕应收拾好餐具，即让位于其他就餐者。

[44]《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130页。

[45]饶尚宽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153页。

[46][奥地利]弗雷德蒙德·马利克《管理成就生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6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42页。

[48][美]彼得·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12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88页。

[50][美]彼得·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30页、231页。

[51]参阅刘澜《领导力沉思录》，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06页。

[52][美]彼得·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24页。

[53]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68页。

[5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69页、66页。

[5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96页。

[5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3—304页。

[57]《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362页、360页。

[58]李瑞环《学哲学　用哲学》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16—17页。

[5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53页。

[60]“5个为什么”：比如，一台机器不转动了，就要问：（1）“为什么机器停了？”“因为超负荷，保险丝断了。”（2）“为什么超负荷了呢？”“因为轴承部分的润滑不够。”（3）“为什么润滑不够？”“因为润滑泵吸不上油来。”（4）“为什么吸不上油来呢？”“因为油泵轴磨损，松动了。”（5）“为什么磨损了呢？”“因为没有安装过滤器，混进了铁屑。”反复追问上述5个“为什么”就会发现需要安装过滤器。如果“为什么”没有问到底，换上保险丝或者换上油泵轴就了事，那么，几个月以后就会再次发生同样的故障。参见[日]门田安弘《新丰田生产方式》，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3版，第8页。

[61]“三不放过”具体是指：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不放过。

[6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70页。

[63]佩德罗·雷诺、朱晓明主编《中欧大讲坛·人文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16页。

[6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8页。

[65]《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09页。

[6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