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领导力：激发使命感，追求卓越！

一、使命感来源于不甘落后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钢铁工业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状激发了宝钢老一辈领导人强烈的争创一流、钢铁报国的使命感，他们以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宝钢工程建设。在历经磨炼的过程中，他们置个人荣辱、利益于度外，始终坚定信念，为宝钢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殚精竭虑，体现出令人感动的使命感。

（一）现代中国钢铁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冶炼和使用金属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比欧洲早1000年出现封建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而这又是和当时冶铁技术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国已发明生铁冶铸技术（比欧洲早1900多年），使得铁器应用逐渐推广。至迟在战国早期，已创造铸铁柔化技术（比欧洲早2300多年），能把生铁铸件柔化处理为可锻铸铁，便利了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后期，已发明了生铁炒炼成熟铁或钢的技术（比欧洲早2000多年）。至迟在公元五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又发明了“灌钢”冶炼法，这种以生铁水灌注熟铁的炼钢方法是中国人民独特的创造，在世界钢铁冶炼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国炼铁、炼钢技术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起，不断有独特的创造，在世界冶金史上经常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

但是，现代中国的冶金技术没有得到应有发展，与经过工业革命的国家拉开了差距。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钢铁工业，起步于清末，至上世纪70年代，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1890年，汉阳铁厂的建立，使中国有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钢铁企业^[2]。随后近60年间，由于长期战乱和制度缺陷，钢铁工业发展极其缓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年产钢仅为15.48万吨。在这样一个极低的起点上，新中国开始了对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全国粗钢产量达到134.9万吨，全面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形成了鞍钢、武钢、包钢等钢铁企业鼎足而立的新局面。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3倍。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甚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钢产量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于是，全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总动员，一起“大炼钢铁”，大炼出很多废钢，没有科学的发展观就没有先进的生产能力。大跃进造成了严重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并且留下了严重的历史后遗症。1961至1965年，经过5年调整，钢铁工业的发展开始步入正确轨道。但是，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10年的动乱，造成我国钢铁生产出现了10年起伏、10年徘徊。1976年钢铁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1966年相比，出现了大滑坡。

而同一历史时段，却是世界钢铁工业的大发展时期。1900年，全球钢产量2850万吨。1936年超过1亿吨，达1.24亿吨。1950年突破2亿吨，达2.1亿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末，世界钢铁产量持续快速增长，1979年全球钢铁产量达到7.47亿吨。除了英、美、苏等传统钢铁大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之外，日本迅速崛起，成为钢铁大国和强国。日本依靠引进和消化世界先进国家的新技术、新装备，一举实现了本国钢铁工业的设备大型化、生产连续化、操作自动化和管理现代化。70年代初，新日铁通过合并重组，首度跃居成为世界头号大钢厂。日本30年中一直名列世界钢铁大国的首位，直至1996年中国超过日本，列居世界首位。

改革开放前，我国钢铁工业的状况是：生产规模小（1978年全国钢产量3178万吨，人均吨钢0.03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美国人均吨钢0.5吨，日本人均吨钢1吨），品种结构、生产技术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文革”结束后，中国打开了国门。1977年，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访日，考察日本钢铁工业情况。考察团参观新日铁时，看到一座超大型高炉一天就能生产上万吨生铁，中国代表团受到极大的震撼。1901年，日本用中国大冶的铁矿和汉阳的钢铁建起高炉时，钢铁工业远落后于中国。1960年，日本产钢2200万吨，超过了中国的1866万吨。而到1973年，日本钢产量已经达到1.19亿吨（比13年前增加9700万吨），中国却仍然只有2522万吨（只比13年前增加656万吨），仅为日本的1/5。从技术装备角度看，当时国内的高炉大都还是几百立方米，而日本大型高炉已达到5000立方米；国内的转炉大都是几十吨位，日本基本都达到了300吨以上，而且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其时日本钢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0倍以上，单位能源消耗是中国的一半左右，在产品质量上有更加显著的优势。与日本相比，中国钢铁工业总体上至少落后20年。

（二）在兴建过程中宝钢创业者体现出高度的使命感

1977年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考察日本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专题汇报，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作出了兴建宝钢的重大决策。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时，是宝钢破土动工之日。在当时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国家毅然决定投以巨资，从日本等国全套引进代表当时世界钢铁工业先进水平的装备、技术和管理，建设宝钢。

为了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尽快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加快建设现代化的钢铁企业，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鼎力支持，开始抢建宝钢。上海市为宝钢建设“征地一万亩，一次批准，分批使用”，并先期垫出几千万元资金，搞动迁和“三通一平”^[3]。冶金部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强将参加宝钢建设。全国一批著名专家深入现场，为宝钢建设攻坚克难。宝钢领导更是身先士卒，在建设第一线进行指挥。(www.xing528.com)

宝钢开工第一根桩

1977年12月5日，“上海新建钢铁厂工程指挥部”成立，时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华东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许言，出任工程指挥部第一任指挥、党委书记。筹备工作一开始，许言和负责后勤的张浩波等作为先头部队，就将指挥机关从市中心搬到宝山现场，因陋就简，米袋当床、棉衣做被，在丁家桥住了下来。白天下现场、查工地，晚上自己烧饭、夜宿粮仓。1978年2月，日本专家与中方商谈宝钢厂区的规划总图，提出C字环形布局方案。时任宝钢建设设计总工程师的黄锦发，对此方案产生了疑虑：环形布局，扩展的空间就全堵死了。他立足长远发展，顶住压力，坚决主张修改总图方案，说服日方专家，将总图修改成直线流水型布局，为宝钢的二期、三期工程建设预留了空间。修改总图的方案得到了许言的大力支持。宝钢处于长江口的软土地基，打下的钢管桩和浇灌的混凝土基础在1979年底发生了水平位移，在宝钢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关键时刻，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著名土木桥梁专家李国豪，通宵达旦地进行现场勘查和严谨的演算，在此基础上完成论证报告，得出了“只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桩基位移问题完全可以正确分析和解决”的结论，稳定了人心。

宝钢的建设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抢建—停缓—续建”的曲折过程。宝钢建设一开始就遇到异议。有人提出宝钢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建设项目的错误的决定”。1980年，正当宝钢建设热火朝天时，遭遇了“下马”风波。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期间，部分人大代表团向冶金部部长唐克提出了尖锐的公开质询。1980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决定，宝钢要“调整、退够、下好”，宝钢面临停建的困境。关键时刻，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党委书记的陈锦华，以及李国豪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巨大的勇气，运用正确策略，力主宝钢工程继续建设。陈锦华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以李国豪为首的专家们提出了“分期建设，拉长周期，缓中求活”的方案。

1981年上半年，宝钢全面停缓。当时主持宝钢现场工作的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集思广益，大胆采用“动维护”策略，将中央下拨的建造储存设备仓库的资金用于继续建造厂房，将设备直接安装到厂房，隔一段时间通上电，转动一下，保证设备性能完好，为当年8月恢复宝钢建设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宝钢的建设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宝钢工程的一些重大决策，宝钢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都亲自过问、亲自研究、亲自作出部署。

邓小平十分关注宝钢建设。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铁君津制铁所时，对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四郎说：“就照这个样子，给中国建一个钢厂。”^[4]1979年7月21日，他在上海接见市委常委的同志时说：“国内对宝钢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对于建设宝钢，市委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当年9月，他再次表态：“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亲临宝钢视察，鼓励宝钢员工“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5]并明确支持宝钢二期工程提前上马。

1979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在宝钢工程“上马”、“下马”激烈争论的时候，受中央委托，对宝钢进行了一个半月的专题调研。经过周密细致的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他在1979年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宝钢建设提出了8点意见，明确提出“赞成宝钢工程干到底”。^[6]陈云极为重视宝钢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强调宝钢工程只能搞好，不能搞坏，绝对不许“失街亭”。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宝钢，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李先念是宝钢建设的主要决策人之一。1978年2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听取“三委八部”^[7]规划组对宝钢建厂规划的汇报时指出：“认真点、科学点、积极点、稳妥点、慎重点，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少犯错误，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搞上去。”他三次亲临宝钢视察，顶住各种非议，排除各种困难，坚持“勇往直前”、“干到底”的指导思想，为宝钢的兴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宝钢领导认识到，建设宝钢，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变中国钢铁工业落后面貌，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宝钢这个中国现代化工业的新生儿，来之不易。作为宝钢的建设者、管理者，宝钢各级领导人员的态度和决心是：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宝钢建成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