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文化与凤县：多元一体的羌人与中华民族格局

羌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

高　强

羌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探究羌人的兴衰变迁，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特殊作用，意义重大。在古代，羌只是一个比较松散且变动很大的共同体，尚不能与现代的民族等量齐观。因此，本文采用了“羌人”这一更加宽泛的概念。

一、羌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

关于羌人的来源，众说纷纭。有说羌人来源于湖湘地区，是三苗的后裔。此说本于《尚书·舜典》中“窜三苗于三危”之记载。晋代司马彪的《续汉书》和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都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也。”三苗是尧舜禹时代中国南方比较强大的部族集团，活动区域在洞庭、彭蠡、衡山之间，禹时被北方的华夏族团击败，一部分被迁往三危山一带。三危山一说在今甘肃敦煌，一说在今青海河曲，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泛指多山的北方地区。^[2]笔者以为，三苗的一支迁至北方，成为羌人的一部分，或有可能，但在三苗北迁之前古羌人就已经存在了，三苗之人并非羌人的主体。

还有说羌人原居西北地区，与华夏族同源异流。笔者赞同此说，古羌人当为西北土著。《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可见羌人是一个从事畜牧业且以牧羊为主要特色的族群。传说炎帝、大禹都与古羌人有着密切关系。《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从女，指代姓氏，“羌”从人，指代部族，二字互通互用，故而炎帝族也被称作姜炎族或炎姜族。章太炎先生认为：“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3]《帝王世纪》称：“神农氏姜姓。”贾逵《国语·周语》注曰：“共工氏姜姓。”意谓共工氏为炎帝之后。

甘青地区发现的大量古文化遗址多与羌文化有关，如马家窑、齐家、卡约、辛店、寺洼、上孙家寨、诺木洪等。古羌人最初生活在甘青地区，主要在黄河支流湟水、洮河流域，后来逐渐向渭水流域和岷江流域迁徙，扩散到陕西、川北、晋南、豫西一带，其中炎帝族这一支“以姜水成”，以姜为姓。姜炎族培育粟谷，发明耒耜，极大地提高了农耕水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当时羌人乃至中国先民的先进代表。因此至今仍有羌人尊奉炎帝为祖先神，如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羌民不仅有崇拜“火”、“羊头”、“白石”的习俗，而且还有祭祀炎帝的礼仪。

《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称：（禹的父亲鲧）“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蜀本纪》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帝王世纪》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徐中舒先生指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4]

羌人在殷商时期非常活跃，与商王朝既有冲突战争，也有正常交往。《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姜，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甲骨文中有大量商王朝征伐羌方，掳掠奴隶，用以祭祀的记载。

羌人与周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友好。周人的始祖后稷，其母为姜姓部族女子姜嫄，周人尊奉姜嫄为始祖母。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岐后，与原居于周原的姜姓部族联姻结盟，太王之妃太姜、文王元妃周姜、武王元妃邑姜、成王王妃王姜、宣王之后姜后、幽王之后申后皆为姜姓族人，姜姓部族可谓周人的母族。周人借助姜人的力量在周原地区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姜太公辅佐武王伐纣时，羌人即为伐纣联军中的有生力量。周王朝建立后，分封了齐、吕、申、许、纪、向等一批姜姓诸侯国，其数量仅次于姬姓诸侯国。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西周兴起于姬姜两族结盟，衰亡于姬姜联盟的破裂。

古羌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西北特别是甘青地区了，他们开辟了河西走廊、陕西北部、宁夏南部、嘉陵江上游和岷江上游的土地。炎帝族和黄帝族都与古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商周三代，羌人进入中原地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羌人无疑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她为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羌人是中国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

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时说：“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5]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除了今天生活在四川北部北川、汶川、茂县、理县、黑水、松潘、平武的羌族同胞外，其余更多的羌人均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融入各族之中，成为中国许多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羌族与汉族、藏族、彝族、白族、怒族、纳西、哈尼、拉祜、普米、傈僳、独龙、景颇、门巴、珞巴、基诺、阿昌等十几个民族皆有密切的族源关系，中国许多民族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羌人的血液，汉藏尤甚。羌人与中国各民族关系密切和复杂之程度，仅次于汉族，羌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特殊而重要。

马长寿先生在其名著《氐与羌》中指出：“历史上羌族之融合于汉族，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此之前的夏商之际，就有大批的羌民进入中原，建立了一些小的国家，如吕国、申国、许国等。以后，羌族又陆续迁入陕西、河南等地。这些在秦以前陆续迁入中原的羌族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已经基本上融合到汉族之中。第二次是在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许多部族迁入中原，氐羌也是其中之一。经过这一时期民族的大融合，因各种原因迁徙到陕西、甘肃东部及河西的部分羌族，也逐渐汉化。第三次是隋唐时期。此时秦陇地区的羌族进一步融合于汉，河湟及四川西北一部分羌族逐渐融合于藏。”^[6]马长寿先生为我们梳理和勾勒出羌人融入汉藏等民族的脉络，为我们了解羌汉关系史指明了方向。

如前文所述，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炎帝和治水英雄大禹或与古羌人存在血缘关系。大禹治水时，一部分羌人因辅佐大禹有功，留居中原，成为华夏族的成员。周人是炎黄子孙，是姬姜联合体，其中不乏羌人的成分。不仅周王迎娶姜姓女子，姬姓诸侯也纷纷效仿。春秋时姬姓之国娶自姜姓者，卫有庄姜、敬姜、夷姜、宣姜、定姜，鲁有文姜、声姜、哀姜、穆姜、敬姜，晋有姜氏、齐姜，郑有齐姜，而姜姓之国娶自姬姓者，齐有季姬、王姬、蔡姬、卫姬、孟姬、虞姬、声姬、东郭姬等。姬姓与姜姓贵族的相互婚姻如此，一般平民和奴隶的婚姻则可想而知，诸夏贵族、平民、奴隶血统已有羌族血统之半也可想而知。^[7]周幽王宠褒姒，废申后，申侯怒，联合犬戎等西戎之人攻杀幽王，羌人大量进入关中和豫西。

秦人征伐西戎，融合了陕甘一带的周人、羌人，奠定了民族和国家大一统的基础。秦人的征伐，迫使仍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不得不放弃“以射猎为事”的生活方式，转而兼行农耕与畜牧。在中国上古时期和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羌人不断扩散、分化，不断融入中原族群中去，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羌人内迁与融入汉族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羌人支系众多，有发羌、诺羌、钟羌、白马羌、牦牛羌、黄羊羌、参狼羌、青衣羌、先零羌、烧当羌、牢姐羌等150种，散居在甘肃、青海、陕西、四川、宁夏广阔的土地上。汉王朝开疆拓土，国力强盛，羌人世居的河湟地区为中原王朝直接管辖。汉王朝在羌人聚居地设置汶山郡、汉嘉郡、沈黎郡、金城郡、临羌县、破羌县等郡县，还设置了“护羌校尉”、“属国都尉”、“陇西南部都尉”、“金城西部都尉”等职官，管理羌人。

东汉建武十一年（35），马援击先零羌，将其部数千人迁至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永平元年（58），窦固、马武击烧当羌，将降者七千口徙置于关中三辅。三国时期，羌人是曹魏和蜀汉争相拉拢的对象，魏蜀皆强制羌人内迁，并大量征调羌人从军。曹操军中有羌人，诸葛亮的军队中有青羌，姜维利用羌兵进攻曹魏。建兴三年（225），诸葛亮迁万户青羌于蜀。正始元年（240），魏迁三千户羌人于关中。

两汉魏晋时期的羌人内迁与先秦时期的羌人内迁相比较，政治的原因多于经济的原因，^[8]被动多于主动。不论内迁原因如何，客观上都促进了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西晋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9]。这里所说的戎狄包括匈奴、氐、羌等，其中不乏羌人。公元386年，烧当羌后裔姚苌建立后秦，成为十六国中唯一一个由羌人创立的政权。姚氏为汉化羌人，汉化程度很深。姚苌、姚兴父子在位时崇文兴教，华夷兼收，招抚流民，赦免奴婢，抑制豪强，整肃吏治，国力强盛。后秦政权存在了34年，在十六国中仅次于后赵和前秦。

随着羌汉交流的加剧，羌汉错居杂处，相互通婚，相互融合，其中羌人汉化尤烈。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羌人汉化的状况，现存当时碑铭也有反映。据马长寿先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研究，《邑主携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记》记载实际题名者57人，其中羌姓38人，占总数的66%以上。《邑主同蹄龙欢合邑子一百人等造像记》记载邑子中共67人为出自羌姓的同帝氏，占造像人全部题名的67%。《圣母寺四面造像碑》记载造像者150人，但实际可识者仅122人，其中羌姓82人，占总数的67%以上。《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记载87名造像者中羌姓有74人，占总数的85%以上。《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显明等造像记》和《邑主弥姐后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记》题名漫漶不清，仅余63人，其中羌姓52人，占总数的82%以上。《广武将军口产碑并阴侧》内西羌人称将军者6人，称酋大、部大者35人，共41人，占少数部族将吏总数76人的54%。《邓太尉祠碑》题名中邓太尉麾下西羌军吏19人，占29名军吏的65%以上。^[10]由此可见，当时关中地区羌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势力颇大，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是羌人进一步分化，大部分融入汉人、藏人及其他族群的时期。羌人夹在强大的唐朝和吐蕃之间，难以为继。关中和陇东的羌人基本上融入汉族，河湟、陇南的羌人则多数融入藏族。唐末有一支党项羌，颇具实力，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封为夏国公，镇守今宁夏、陕北一带。宋宝元元年（1038），党项羌首领元昊建立西夏王朝，长期与宋、辽、金、元相对峙，盛极一时。西夏王朝存在了190年，客观上促进了羌、汉、藏（吐蕃）、回鹘各族的融合。宋代以后已难觅羌人踪迹，只有居住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和前江上游的少数羌人保留下来，成为今天的羌族。

三、羌人缘何成为输出者

为何历史上羌人总是为其他族群输出血液，以至于羌人人数越来越少？这可能与羌人主动与被动的不断迁徙，缺乏稳定的生存环境有关；与羌人居住地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缺乏发展壮大所必需的资源有关；与羌人长期处在汉、藏等强大的族群之间，竞争者十分强大，外部压力太大有关。(www.xing528.com)

族群迁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像羌人这样长时期、高密度、大规模、跨区域的迁徙并不多见。羌人大规模的迁徙从远古时代后期一直到古代后期，绵延数千年，几与中国文明史相始终。羌人的迁徙范围遍及甘肃、青海、陕西、四川、河南、宁夏、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省区，涉及中国西部和中原地区，兼跨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羌人如此迁徙既有主动为之，也有被动为之，以后者居多。如此频繁的迁徙，使得羌人缺乏稳定的生存环境，难以在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扎下根来。即使是在羌人的发源地河湟地区，也经常处在强势族群的挤压之下，难以稳定。羌人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河湟地区与川北地区。河湟地区早期自然条件较好，草肥水美，宜于畜牧，后来环境有所恶化，而且面积较小，不利于族群的发展。川北地区属于山区，山高沟深，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缺乏族群壮大所必需的足够的资源。

羌人长期生活在族群边缘和族群熔炉之中，生存压力较大。羌人聚居区东有汉人，西有藏人，长期处于汉、藏等远比自己强大的族群之间，要想在夹缝中发展壮大绝非易事。迁入关中及内地的羌人，经过族群大熔炉的长期陶冶，逐渐融入汉族之中。仍居甘青地区的羌人，大多数也分别融入汉族和藏族之中。即使是现在居住在川北的羌族，也存在着明显的汉化和藏化现象。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的那样：“羌族，像是汉、藏间的变色光谱，愈往东南，这儿的羌族便愈像汉族；愈往西北去，当地的羌族就愈像藏族。”^[11]岷江上游每条沟中的人群都有三种身份——自称的“尔玛”（羌）、上游人所称的“汉人”、下游人所称的“蛮子”（藏），这便是“一截骂一截”的族群结构。^[12]所有羌族地区的文化差异，都呈现出“汉”与“藏”间一截一截的连续过渡变化。这样的现象，自然是由于长期以来，本地人群处于“汉”、“藏”两大文化系统之间所致。^[13]

羌族虽然不断向其他族群输出血液，但毕竟一直延续下来，并未在向外输出中消失，而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族群却彻底融入其他民族，早已不复存在。这大概与羌人多元的族群结构、众多的族群支系、复杂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以及羌人极强的适应能力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羌人支系曾多达150种，这些支系往往此消彼长，此伏彼起，“你方唱罢我登场”，“东方不亮西方亮”。虽然烧当羌建立的后秦和党项羌建立的西夏都已成为历史的过客，先零羌、宕昌羌等多数羌人支系也已销声匿迹，但仍有白草羌、草坡羌、黑虎羌等少数支系存留下来。岷江上游山区比较偏僻、封闭，基本上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虽然无法使得族群发展壮大，却也可以维系族群的繁衍生存。而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虽然凭借强大的骑兵曾经一统长城以北地区，甚至染指中原农耕区，但终究只能成为划破历史星空的一颗颗闪亮的流星。

草原经济比较单一，离不开中原地区农产品的补充和支撑。北方草原地势辽阔平缓，缺乏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南方山区的少数族群长期生存下来，而北方草原的游牧族群除蒙古族外，难以延续下来。满族大量城市化且已成为近代民族，因此得以幸存。

羌族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见证。羌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历经磨难、勇敢顽强的民族，羌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是研究中华民族交融史的最佳案例。我们有理由坚信，汶川大地震不仅不会摧垮羌文化，反而会让羌文化更受世人瞩目。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其他成员的积极帮助下，羌族同胞一定会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为历史上羌人曾经聚居的地方，作为历史上羌人迁徙的通道，作为至今还保留着羌文化基因的凤县，为保护与传播羌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关心和爱护羌文化，使其能够传承下去，成为人类文化园地里一朵美丽绽放、永不凋谢的奇葩。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项目编号：09XZS014）成果之一。

[2]刘夏蓓：《两汉前羌族迁徙论》，《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3]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太炎先生文录续编》卷六（下）。

[4]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5]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6]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7]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8]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9]《晋书·江统传》。

[10]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2、74页。

[12]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2、74页。

[1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