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彦儒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距今已有五六千年或更远的历史。它源于史前时期的古羌人，其生活于甘、青，主要活动于河湟一带。在古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羌”的记载。《竹书纪年》说：“成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这是羌的正式记载。《后汉书·西羌传》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初期的羌人是以畜牧业且以牧羊为主的游牧族群。
关于羌的来源，有说“出于三苗”。《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于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之国。”从这段话可知，实际上，在“五帝”的传说时代，就有赐支或析支的称谓，即指在今青海湖至扎陵湖、鄂陵湖一带就居住有古羌族群。只是到禹时，三苗被华夏族打败，其中一部分迁至西北三危山一带，与当地土著族即羌人融合，才成为羌的来源之一。看来羌并非完全出于三苗。
公元前21世纪，以羌人为主体建立了夏朝。夏朝的创立者大禹即是羌人。《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帝王世纪》也载：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夏商周时期，羌人逐渐迁至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羌作为商王朝的方国（部落）之一，被称为“羌方”。商初，羌定期朝觐商王，并交纳贡赋。《诗经·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羌尊殷商为君长，是拥戴商的。《竹书纪年》还说在成汤十九年的一次大旱中，“氐羌来宾”，继续朝觐纳贡。而到商中衰后，商王为了掳掠奴隶，不断对羌人动武。在甲骨文卜辞中，有“执羌”、“追羌”的记载。周武王伐纣，在“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中，就有羌率师参加。以后周人在处理与羌的关系时，采取的是联姻、分封、制礼与因俗而治等多种方式。如羌人中的“姜”姓氏族与周结为婚姻联盟。传说中的周人始祖“弃”，其母便是姜的裔族有邰氏的女子姜嫄，后来周王中如古公亶父娶的是太姜，武王娶的是邑姜，成王娶的是王姜等，这些都是属于姜姓女子。周朝建立后，分封了齐、吕、申、许、纪、向、周、鄣、历等姜姓诸国，以起屏障周室之作用。春秋战国之际，羌在战乱中，有一部分继续进入中原与当地的土著族杂居而融于华夏族，有一部分仍留在当地生产、生活，前者逐渐走向农业文明，后者继续从事牧业或兼具农业，被称为西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西羌与华夏、汉民族之间屡有争斗甚至战争，但之间的融合还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民族融合有多种形式，而战争从某种意义说，更能加速民族的融合。到了隋、唐时期，羌人中居住在秦、陇地区的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还有一小部分居住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仍为羌，屡世延续至今。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羌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1]有一部分古羌人在与其他族的相继交流、融合中，在吸收外族文化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独有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形成了今天的羌族。
羌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如咂酒、碉楼、羊崇拜、白石（一种乳白色的石英石）崇拜等等。羌族的这些古老文化沿袭数千年而至今还依然盛行于羌族地区。咂酒酿制方法与做醪糟相近，是用大麦、青稞或玉米等煮熟后拌以酒曲，放入坛内发酵而成。饮时启坛注入开水，插上通花杆或细竹管，轮流吸吮，吸干后再添水，直至淡而无酒味为止。每逢遇到喜庆活动，羌民聚集一起跳锅庄舞，以咂酒助兴。碉楼是羌族一种独有的居住建筑形式。在羌民的一般寨子都要修建有高达十余丈的碉楼，用于防御外族和土匪侵扰。羌族尚白，“以白为善”，所以白石崇拜成为羌族一种特有的宗教仪式。羌人把供在小塔和房顶上的白石视为天神、太阳神的象征。因而，在房顶后墙正中处，砌有高约二尺的石塔，羌语称“如机格”，上供三五块白石，还有插旗幡的小孔。[2]还有把供在山上的白石视为山神，供在正房屋角的白石视为家神等等。旧时羌人走亲戚，还将白石作为珍贵的礼物相赠，表示送上美好的祝福。[3]羊崇拜是说羌族自古以来对羊就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以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以羊祭山是古羌人的重大典礼。在一些羌人活动地区，羌民所供奉的神全是“羊身人面”，视羊为祖先。现在的羌族地区，仍然存在许多视羊为血缘关系形式的崇拜。在羌人的日常生活中，羌人喜欢养羊、穿羊皮褂、用羊毛织线，祭祀活动中常用羊作祭品，羌族少年举行成年礼时，羌族巫师用白羊毛线拴在被祝福者的颈项上，以求羊神保佑。羌族巫师所戴的帽子有两只角，是用羊皮制成的，巫师所持法器，是用羊角、羊皮、羊骨等制成。传说羌族在向岷江上游迁徙途中，羌族巫师劳累过度，昏昏入睡，他们的经书掉落在地上被羊吞吃，后羊托梦给羌人说：“我死后，可将皮做成鼓，敲三下，经书就会吐出来。”由此可以看出，羊被羌人赋予了高于巫师的地位，甚至成为羌族文化的神圣传承者。羌人死后，要杀一只羊为死者引路，俗称为引路羊子。羌人认为，死者的病都可以在羊身上反映出来，杀死羊子后要寻找死者病根，并认为羊为人的一半，他们将羊血洒在死者手掌上，意为人骑羊归西。在一些羌族地区，还有用羊骨和羊毛线占卜的习惯，以预测吉凶。总之，羊图腾崇拜是羌族先民较普遍的一种崇拜形式，至今在羌族聚居地仍然存在有许多遗存，是羌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
羌族的重要民俗文化活动是羌历年（每年农历十月初一）[4]、祭山会（塔子会）。新中国成立后，这类民俗活动一度认为有迷信色彩而被取缔，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陆续恢复。羌历年（俗称“过小年”）是羌族最隆重的节日。据传，天神木比塔的幺女儿木姐珠执意要下凡与羌族青年斗安珠结婚，临行时父母给了树种、粮种和牲畜做嫁妆。木姐珠来到凡间后，很快繁衍了人类，树种也很快长成树林，粮食丰收，牲畜成群。为了不忘父母恩德，木姐珠便在冬至那天，将丰收的粮食和肥壮的牲畜摆在田野里，向上天祷告。从此每年冬至这一天，便成为羌民喜庆丰收、感谢上天的日子。每到年节，羌人家家要杀猪宰羊，蒸“瓦达”（一种用荞面包肉和豆腐做成的三叉形的大蒸饺），有的还用荞面做成牛、羊、鸡、马、狗等各种形状的彩色祭品，以祭祀祖先和上天。是日，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带上祭品、咂酒和食品出门，到野外参加庆祝活动。青壮年男子还要在彩色腰带上插上一支两尺多长的油竹管，内装三根锦鸡长翎。庆祝活动一般分为两部分：先是祭祀活动。全寨人在端公的带领下，祭祀白石堆上供奉的牛羊头骨。同时，由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神树林前主持宰杀牛羊祭天神，将其头供奉在白石塔上，血洒在白石塔四周，焚烧纸做的猛兽，驱除邪恶。祭毕，由四名男子抬着白石神（一块白石）遍游全寨，然后每人领一份牛羊肉回家煮食，并邀请亲族邻里共度年节。祭祀活动完毕后，当日（有的寨子是次日），男女老少在草坪上围成一个个圆圈，在羌笛、羊皮鼓、唢呐、手铃等乐器的伴奏下载歌载舞，俗称跳喜庆萨朗，期间穿插饮咂酒、馈赠美食，互相祝贺。[5]
祭山会又叫塔子会，是一种祈丰年的活动。在活动日期上，各寨不完全一样，一般是在农历四月初八。全寨人都要穿上新衣裳，带上三刀头（一块三斤重的熟肉）、三叉形或新月形馍馍和咂酒参加祭山会。祭山会在野外草坪举行，草坪中央用石块垒成高二米许的塔形小山。祭山会由端公（祭师）主持，祭祀时，先在塔前供一坛咂酒，点燃柏枝，杀羊（牛），将羊血洒在塔的四周，供上刀头、酒、馍。然后，端公做法事祈丰年，边击羊皮鼓边唱祝词和史诗。祭祀完毕，将羊（牛）角置于塔顶，并插上一根挂五彩纸条的木杆，人们唱山歌，吹羌笛和唢呐，跳萨朗，互相以酒肉款待。有的地方还有“放鸡”习俗。祭山会时，有一名男子迅速上山，将一只公鸡并鸡食置于预先准备好的草坪上，俗称“放鸡”。此后数日内，全寨人心系鸡鸣。若连日听到鸡叫，则以为年景好，丰收在望；否则便是灾年，须加倍小心。[6]
除此之外，羌族的服饰、结婚、丧葬、饮食等民俗也很富有特色。羌族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语言文字至今还在一些地方流传。
炎帝被羌人称为宗神，这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炎帝姓姜。对姜姓的来源，传统说法，是由于居姜水而姓姜。《国语·晋语》：“炎帝以姜水成……为姜。”今人研究，认为可能与炎帝族图腾有关。[7]《说文解字》说：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姜、羌同字异构，实际上反映的是同一类事物：一是表示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或食物之主要来源，即善于牧羊或以牧羊为生。二是由于羊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便产生了对羊的崇拜。故炎帝的姜姓是与图腾有关，而羌为“姜姓之别”（有人认为，羌为族名，姜为羌族中女子之姓）。[8]所以，羌人也认同炎帝为其祖先。尽管羌人社会在其发展中比较缓慢，在夏商周三代时还处在牧猎时代，与早在史前时期就已进入农耕社会的姜人有很大区别，但是，作为炎帝族的姜（华夏）与羌，其本于一源，即由一源而分为两支——姜与羌。
关于炎帝的起源地即故里，现在学术界基本上达成共识，认为宝鸡是炎帝故里，姜炎文化的发祥地。为此，除了文献记载之外，宝鸡渭水流域亦有留下的丰富的古文化遗迹。如关桃园遗址，距今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是目前已知仅次于甘肃大地湾的一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也是宝鸡渭水流域距今年代最早的一处古文化遗址。文献传说，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考古发现，此遗址出土的几十件骨耜正好反映了炎帝发明耒耜，发明农业的传说故事。[9]晚于关桃园遗址的北首岭遗址和福临堡遗址，前后相继延续了2000多年，正值仰韶文化时期。从出土的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可看出此时生活在宝鸡渭河流域的先民们已进入定居的农业时期。这正与文献传说的炎帝的多项发明创造是基本吻合的。所以说，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以及民俗、民间传说，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宝鸡是炎帝故里是确定无疑的。
凤县虽地处秦岭深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距离宝鸡有七八十公里，但她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从省、市、县文物部门三次（1957年、1981年、1988年）普查看，这里曾先后发现29处先民居住过的村落遗址。其中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有黄牛铺遗址、红花铺蒋家沟遗址、柏林寺遗址、白石铺遗址、龙口庙湾遗址、龙口窑沟遗址、梁鹿坪遗址、桑园遗址、左家崖遗址、西庄遗址、草店遗址、陈家湾遗址、双吉子遗址、张家尧遗址、柏林遗址、白蟒寺遗址等。在这些新石器遗址中，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这里仅举梁鹿坪遗址为例。该遗址位于凤州镇梁鹿坪，不仅有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时期的村落遗址，而且有秦汉时期的墓葬群。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700米，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较厚，约为1.5米，内涵丰富，有大量灰坑、窖穴和秦汉时的墓葬，曾出土仰韶时期的陶器有钵、罐、瓮、瓶等。泥质，以红色为主；石器有斧、刀、铲、网坠、磨石等。[10]这些新石器村落遗址说明，在五六千年前的今凤县嘉陵江沿岸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不仅如此，这里还发现了多处周代、汉代以至于唐、宋、元、明、清等遗址遗存，如周代的老厥遗址、王家门遗址、八里坪遗址等，汉代的文家庄遗址、边山遗址、七里坪遗址等。这些遗址说明历史文化在这里前后延续了五六千年甚至更长。
我们知道，炎帝亦生活于五六千年前后，其文化属于仰韶文化。《帝王世纪》说炎帝母有蟜氏游“华阳”，感神龙首而生炎帝。华阳是指秦岭以南地区。凤县正处在华阳之境内。在今甘青和渭河、西汉水及嘉陵江等诸水上游的广大地区，发现有仰韶、马家窑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正好说明，包括今凤县在内的“华阳”一带，就有原始先民在活动。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炎帝及其母族有蟜氏在此生息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夏商周时期，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巴蜀与关中地区的交往更为频繁。故道便成为连接关中和西南的重要通道。凤县也就自然成为必经之地。考古发现的周代、汉代遗址以及现在故道、褒斜道等处留下的古栈道遗迹就是最好的明证。随着历史的发展，居住于甘青、川藏一带的羌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向东、东北推进，陆续迁居于关中及山西、河南等地。凤县作为史前就有人类活动之地和通往西南交通之要道，无疑也留下了羌（姜）人的文化踪迹。
总之，凤县既是古羌人之故地，也是炎帝族的活动之地，因而，这里既遗留有古羌文化，也遗留有姜炎文化。在研究羌族和羌文化、姜炎文化中，凤县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地方。(www.xing528.com)
（作者系宝鸡炎帝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注释】
[1]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2]参见北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北川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3]参见李鸣：《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4]羌族各地过年的日期并不统一，仪式也有差异。四川省汶川绵虒一带是农历八月初一，北川是在冬至，四川其他羌族聚居区和贵州羌族是在农历十月初一。节期一般为3—5天，有的村寨7—8天。
[5]参见北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北川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参见李鸣：《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6]参见北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北川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参见李鸣：《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7]霍彦儒主编：《陕西省志·炎帝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8]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9]霍彦儒主编：《陕西省志·炎帝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
[10]参见胡志仁：《凤县人类的起源和发祥》，窦林吉主编：《七彩凤县》，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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