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常州：澄西党政军北撤与留守坚持

三、澄西党政军北撤与留守坚持

194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苏南主力北撤后，留相当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坚持活动。”党和新四军在苏南有长期斗争的历史，有广大根据地群众作依靠。只要留下较坚强的干部领导，只要与群众保持良好的联系，主观上又不犯大的错误，完全可以就地坚持，而且可能得到大的发展。

紧接着迎送苏浙军区主力渡江北撤以后，1945年10月16日苏中五地委开会研究北撤与留守坚持问题。中共武进县委书记陈寒、县长顾维衡，澄西县长俞迺章参加了会议。地委负责人分别传达了党中央及区党委和地委的指示，并对地方党政干部和武装随新四军主力北撤作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立即传达贯彻，并积极进行北撤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澄西党政军北撤

澄西地区的北撤是在10月中下旬开始的。北撤的对象包括县直机关工作人员、区乡干部200多人，县总队100多人，各区大队200多人以及面孔已红、身份已暴露的乡村干部、党员及家属，另有军工烈属、荣残军人和受害群众400多人，也必须作适当安排。同时还有征粮、运粮、兑换“抗币”等任务，均十分紧迫艰巨。特别重要的要将北撤的道理公开明碗地向澄西人民作交待。迅速准确地做好北撤的准备工作。

思想准备

党内党外的干部群众对北撤的意义认识不足，普遍思想不通，不愿意将经过浴血奋战而取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国民党，也有人不愿离开家乡，澄西人民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弟亲朋离家远走。为此，地委会议刚结束，俞迺章立即从段家桥赶回澄西，传达北撤任务，一直传达到乡级。先后在三河口、郑陆桥、焦溪、西石桥、利港等集镇分地分批传达。同时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各种座谈会、群众会，讲清形势，宣传北撤意义，使大家认识到新四军是为了避免打山战，争取实现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民主而主动撤离苏由的，如果国民党继续打内战，在全国人民面前就输了理。

在提高干群对北撤意义的认识基础上，认真从事北撤的各项准备工作。

指定集结地点分批撤离

上级指示，地委北撤高邮，澄西县委北撤兴化。为做好北撤人员的思想组织工作，县委决定以靖西凹圩港朱大圩一带作为临时集结点，分批撤离澄西。

第一批把曾经锄奸或镇压过反动分子的乡以上干部和家属全部撤走，把他们的子弟山一同带走，王正同志的两个儿子只有10多岁，连同家属动员过江。第二批县级机关干部和区乡干部。第三批，由县长俞迺章带一部分干部和精干武装处理完各项北撤事宜，最后撤走。

所有人员集中后，康迪作动员，讲形势，讲任务。凡北撤的人组织起来去兴化。凡留下的人分别妥善安排。

武北办事处的同志们听了戚拯传达的北撤指示后。说，武北地区是我们从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手中，拼着生命夺回来的土地，人民群众刚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本来是要进城参加接收的，却要撤到长江北边，离开家乡。大家思想转不过弯来。通过学习党的指示，反复讨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接着一个乡一个乡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动员。

10月间，澄西县委决定，武北地区郦琴、许云龙等同志留下坚持革命斗争。留守的同志举行了秘密欢送会，流着眼泪致欢送词，盼望北撤的同志们早日回来，并表示服从和支持郦琴的领导，继续作好党的工作。

在北撤过程中，澄西县委对没有北撤的党组织实行单线领导，暂停活动，有的动员自谋职业，对既不宜北撤，又不利坚持的少数干部，动员他们投亲靠友，资遣到大中城市隐蔽，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其中有杨益山、胡裕生、周彤法、许林生等同志。杨益山转移到上海立足，继续进行一些革命活动。到1949年4月解放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相应的工作。同时，对一度北撤，滞留在靖西江边的干部家属，亦经动员教育，分别陆续回江南本家。

征收公粮保证给养

为了减轻苏北人民的负担，补充给养，澄西县政府通过乡保长向富裕农户按田亩限期征收公粮，租田的公粮由佃户先缴，以后扣交租粮。全县收得公粮数万担，除了留下一小部分给留守人员作坚持经费之外，其余粮食全部运往靖西澄西县政府统一上交。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新四军有深厚的感情，踊跃参加运粮队，他们肩挑手推，运粮队伍络绎不绝，夜以继日地运到江边港口存放后，组织船只运往苏北。

三区区长陈新和戚振芳等在景贤乡、夏伍乡、舜山乡、滨江乡、崇文乡、申港镇、发动群众交公粮上万担，在10月下旬分批运往靖西。然后到四圩港澄西县政府报到，随之北撤。

丁桃乡乡长马纪章在三圩港组织船只运公粮，正吃饭时，群众来报告：“土匪钱老四来了!”马纪章丢下饭碗即刻开船，钱老四赶到江边，见船已离岸较远，大喊：“靠岸!”马纪章不睬，催船工快开，扯起船篷加速前进。钱老四见船不靠岸，就开枪，船被打了几个洞。马纪章叫船工躺下，用脚钩住船舵，待船开到枪打不到的地方，才站起来开船。马纪章把粮运到夹港水汪桥朱永昌家，再由朱永昌把粮过到另一条船上运往目的地。马纪章来往运五六次，才把集中的公粮运完。

由于敌情紧张，急需北撤，来不及把收缴的公粮全部运往苏北靖江，便发动乡长和积极分子将粮食拿到市上卖掉了再换成黄金银元带走。

申港镇住申港口村的宋坤法，开设渔行，掌握有七八条渔船，日伪“清乡”时期，与地下党俞迺章、王正等同志有联系，曾乘渔船出入之便掩护地下党干部往返长江南北。沿江尚未运出的公粮，恐落入敌手，宋坤法以贩猪为名，用粮食向农民收购生猪，贩运无锡、上海出售，先后三趟，出售后的钱兑换成黄金约20两，还有少量的毛线、干电池等日用品，冒险送到苏北生祠堂交给俞遒章。

兑换抗币

抗战后期，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发行流通的“抗币”。北撤后蒋管区禁止使用，持有“抗币”的群众，不但经济上受损失，政治上还可能受迫害，遭致杀身之祸。澄西县政府和其他县一样，用粮食、布匹或其他物品，兑换群众手里的抗币，保护群众利益，维护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除奸

按上级党的统一部署，为有利于留守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并使群众少受危害，由各区提出名单，经县政府批准，对极少数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坚决进行镇压。县政府直接镇压的就有“忠救军”大队长赵福金、周苟大等反动土匪头子。

护送留守干部王子达去路南

俞迺章率胡兆金的一个排在靖西四圩港，完成了上列任务后，又接上级电报：“原地待命，有紧急任务。”不几天，武南县委书记王子达来了。他是北撤到黄桥，部队在集中时接到苏浙皖特委的电报，要他带几支短枪、几支步枪、一挺机枪约一个排的武装回武南原地坚持留守。因长江已被封锁，“镇波军”正在江南“清剿”，由俞逆章负责将他们送到江南，送过铁路。俞迺章先与江南的秘密交通员马根根联系，到横林去找“黑头”(先天道)。他听说新四军武装要回去，高兴得得了，表示：“一定做好保密工作和接应工作。”马根根又与夏港大路村的老交通员徐祥荣取得了联系。1945年11月间，在马根根引领下，俞迺章率部送王子达过江，宿营在今武进县的黄岸桥附近。“镇波军”从东北面的宋家圩和武进县的郑陆桥、塘铁桥包围过来，俞迺章立刻派徐祥荣带路，向东从鹅鼻桥穿过南闸在四河口东面的殳桥刘炳德家会合，再往南穿插。敌人看到俞部有两个排的武装，吃不透情况没敢贸然冲上来，于是王子达安全到达路南。

捉放江阴县伪公安局局长卞家宝

送走王子达后，俞迺章仍回到殳桥住在刘炳德家。那天侦察到原汪伪公安局长卞家宝乘轮船去无锡，俞迺章率部在秦望山东打伏击。轮船经过，一阵机枪扫射，轮船停靠，俞迺章命人上船搜索。船上有不少人认识卞家宝，把卞抓住。俞迺章对卞说：“你过去的罪恶深重，今天不杀你，给你和你儿子留条后路，你今后多做点好事!”卞感恩承诺，便把卞家宝放了。

澄西县党政军人员的北撤，任务重，时间紧，因而俞迺章和赵逸平、王正等最后北撤到达兴化时，已是12月20日了。

2．王文生留守坚持斗争

1945年10月16日五地委会议提出留人留守的问题时，便作出决定：成立丹北中心县委，由陈云阁、康迪、高俊杰3人组成，陈云阁为丹北中心县委书记，康迪分管组织，高俊杰分管军事，属苏中二地委领导。中心县委对外称“新四军江南留守处”，陈云阁任主任；警卫大队，由澄西、武进、丹阳三县的军事科正副科长为教导员和正副队长。大队长马文钦，教导员李顺之，副大队长顾正清。丹南县张堰区委书记吴健为部队支部书记。警卫大队从军分区选留一个短枪排，澄西选留一个排，武进、句容各留一个警卫班，其余各县选留三五个人为短枪班骨干，共百余人。另设一个警卫班，还组建一个长江交通组，由原扬中县的长江交通干部何锦培、陈少荣、姚焕文3个人组成。原五地委交通站仍留下，站长为张长寿，交通通讯员为戎清成、魏长明、朱良孝、张昭昭。中心县委管辖原苏中五地委所属镇江、丹阳、武进、澄西、扬中、镇句6个县，各县均设特派员，澄西为王文生，各个县一般都配备10人左右的小型武装队伍。会后，地委书记金柯交待陈云阁，待地委北撤后，留守人员名单和组建体制，限期做好有关干部和武装集中的一切工作。陈云阁立即离开了地委机关，回到工作地点。

接着议定了各县的特派员和联络员的人选名单，其中澄西县各区有李汉平、郦琴、汪明、陈新、赵逸平、张兆生，还有一支小型武装工作队。

还规定了中心县委成员分别配警卫员和通讯员各一人跟随活动，县特派员也配置同样人员跟随活动。留守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是：“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胜利。”任务是要所有留守的领导干部选好自我坚持阵地的隐蔽支点(布置极可靠的村庄、可靠的人家，挖好地窑或砌好密室)，继续动员规定北撤的干部和基层脱产人员北撤，收兑“抗币”；迅速安排好抗日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就地转移隐蔽；认真争取团结抗战有功的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收藏好未及时北运的公粮、军衣、武器、弹药、布匹等军用物资；密切注意国民党潜伏特务在丹北地区的行动，同时把地委敌工部情报科长朱顺义留下负责侦察情报工作，发现敌特，即予以打击。

1945年10月29日，地委召开丹北中心县委和各县特派员会议，金柯主持会议。首先讲明当前国内形势和在丹北坚持斗争的方针、任务和坚持留守必须遵守的原则、纪律，强调坚持原地斗争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原地活动，在万不得巳时，经过批准可暂时转移到预先联系好的地点立脚，俟情况好转及时返回原地。

当日傍晚会议结束，各县特派员立即返回本地。遵照中心县委的规定，王文生选定周金大为警卫员，下属一个武工队，队长黄鸣岐，副队长陈元度，队员有葛太芳、钱锡兴、陈展技、韩福大(以上为党员)、姚鞋宝、韩焕大等。黄鸣岐任支部书记，钱锡兴为党小组长。武器配备有快机4支、卜壳枪1支、马枪3支、手榴弹每人4个，穿便服，在正副队长率领下，活动在澄西全境。(www.xing528.com)

各区的留守坚持人员为：李汉平在戚墅堰路段北，衡根兴在焦溪北，郦琴在武北留有许云龙、黄盘林、邵生大等同志，刘伯铨、羌金苟、潘宝生在郑陆桥一带，张兆生、江顺大、薛培青在利港一带。上述人员一律带短枪，着便服，留守在各自阵地上隐蔽活动。

所有人员的生活费，按照抗战时期的标准，每人每月折大米6斗，其中伙食费4．5斗，余为零用钱，作为肥皂、牙膏、草纸等费用，衣服鞋袜由公家统一定期发给。

留守组织对外统称“新四军澄西留守处”，主任王文生。留守处的任务，公开宣传执行的有三项：一是保护不能撤退的伤病员和烈军属的安全，照顾他们的利益，安定生活；二是与一批抗战时生死与共、患难相处的朋友和群众保持联系；三是处理一些大军北撤后的未了事宜。

留守处建立单线领导的秘密党组织，除李汉平、郦琴、衡根兴继续领导各自在抗战时期留下的党组织之外，余由王文生直接掌握。由于北撤前基层组织大都公开了，北撤后很不健全，王文生根据保存的名单亲自审查整理，按照实际情况重建组织关系。

3．康迪率部去丹北

澄西县委书记康迪把“陶纵”送过长江以后，又接通知到丹北大成桥，在段家桥附近与金柯联系，金柯告诉他：五地委已改为丹北中心县委，陈云阁任中心县委书记，你任组织部长。又交待办好三件事：一是布置澄西坚持留守的组织机构、负责人员等；二是在澄西县总队挑选一个排的精干武装带去中心县委；三是其他人员都交给俞迺章带领上兴化。康迪立即返回澄西把事办好。挑选一个排的武装，排长陆汝耕，3个班25个人。机枪班长邓锡坤，步枪班长陆定芳和徐顺正，每班8人；事务长朱绍良，战士有曹桂生、陈佩度、钱锡林、张岳明、黄木金、陈金生、张仁坤等。

康迪与李顺之谈到留守坚持的时间问题时说，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十年八年，而是更长的时间，要作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李顺之和爱人谢承蕴是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带着一个10个月的男孩从苏中调到澄西工作的。经康迪淡话后，李顺之感到这一别可能是长期分手了，在月光朦胧的长江堤岸上，对妻子来说，这种突然变化，思想情绪影响很大，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李顺之对她说明这次分别可能是长期的，而且江南环境险恶，生死难卜，再三嘱咐把孩子带好。妻子谢承蕴深深体会丈夫心意，表示完全理解，一定作好长期打算，带好孩子，等待胜利重逢!次日，李顺之即随康迪和陆汝耕排奔赴丹北集中，与武进、丹阳、扬中来的部队编成警卫大队，随中心县委行动。

塘里湾战斗

警卫大队的主要干部大都是抗战前期参加革命的，班长、战士是抗战后期经过武装反“清乡”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大反攻战斗考验的，武器配备也比较好，丹北根据地人民也热爱支持在江南坚持的子弟兵。但他们是在紧张时刻从各县抽调而来，相互不熟悉，亟待整顿训练，相互了解。11月上旬敌情日趋严重，大队驻地连日看到蒋军主力部队自南而北急速过境，警卫大队不得不转移上山隐蔽。对整个敌情变化，领导上并不了解，也无法主动掌握，整顿警卫大队的工作难于进行，大队的行动也陷于被动。

11月中旬，康迪和高俊杰带领警卫大队在武进的西夏墅，丹阳的窦庄庙前的艾庙、胡家桥，镇江的黄墟等地转了一圈，帮助县区干部研究坚持阵地的工作。11月24日到黄墟东面山梁西坡的塘里湾村宿营。中午部队正在休息，哨兵跑来向陆汝耕报告，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时哭时笑，像有神经病，想上山来，被哨兵抓住了。哨兵话刚说完，山脚就传来枪声。高俊杰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部署战斗。利用山坡、竹木树林的掩护，居高临下，奋力抗击来犯敌人。抓住的装神经病的敌探又乘机跑了。

敌人气焰嚣张，武器精良，以数倍之众向山上围攻。在敌众我寡、火力悬殊的情况下，部队往北山撤退，澄西排担任掩护。当撤退到半山时，曾桂生小腹上挨了一枪倒下了，不久战士钱锡林也牺牲了，徐顺正最后一个越过山头时，见排长陆汝耕背上中枪倒下。澄西排一连撤过两个山岗，敌人才停止攻击。

战斗中，敌军不断增援而警卫大队则处于后方无补给劣势，而且伤亡渐多。康迪当即下令撤出战斗，转移到花木孙家村。这次战斗警卫大队牺牲4人，重伤7人，被俘5人。国民党曾炫耀其“清剿”战果，将战斗牺牲的警卫大队战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丹阳城头示众7日。

警卫大队分散活动

陈云阁在扬中布置工作后，从八桥区迅速回到江南，11月24日晚住济宁乡的永祥庄。第二天即派通讯员到镇澄公路两边打听康迪、高俊杰的活动情况。下午听到西北方向机枪声大作，并很快看到国民党军队从白龙寺向埤城华山方向推进。陈云阁派人扩大侦察面，分路与康、高联系，傍晚接上了头，约定当夜到背岗村西会合。

陈云阁与康迪、高俊杰会合后，弄清了在塘里湾与敌“常德”部队发生战斗的经过情况，知道该部是新来镇江驻辛丰的七十四军主力，全是美式装备。同时又发现从西南向东北埤城方向前进的敌主力部队也是美式装备。又听了警卫大队指战员的汇报，立即进行讨论。小心县委一致认为警卫大队不宜集中行动，必须把各县调来的干部和武器返回原县坚持斗争。扬中县来的耿龙根，镇江县米的聂老虎，澄西县来的李顺之，丹阳路南来的吴健和短枪队员当晚就分头准备回本县。重伤员由马文钦、顾正清两人负责找担架抬到荫沙口，找到一条交通船送往江北，马、顾两人就此留在苏北工作。余下的一个短枪班和部分机枪、步枪人员50～60人由高俊杰带领在镇丹交界沿山一带活动。各县的武器也分散活动，依靠当地群众和革命骨干，深入了解敌情，掌握敌情变化，坚持斗争。

根据当时敌情，澄西排武装人员已无法回澄西，由陈云阁安排，所有武器交给当地干部严生福收藏，班长及战士则分散隐蔽，合法立脚。徐顺正被分配到一家南货店当了店员，张岳明到一所小学校当了教员，邓锡坤到乡长家当长工，陈佩度被派到一所庙里做香火杂工，陆定芳在一家药店当学徒。他们白天不动声色干活，晚上联系活动。起初几个月工作尚顺利。忽然一天晚上，乡长急急忙忙地奔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今晚要来抓你们，请立即离这里。当晚几人离开了立脚点，由于没有证件，只好白天住在老百姓家里，晚上出外联系找组织，原来的关系都已不在了，一连几天找不到组织，眼看身边的钱即将告罄，生活难以维持，大家商量，觉得还是回家后再说。于是一同回到澄西老家。邓锡坤找到陈元度当了武工队员，徐顺正联系上汪明，当了汪明的联络员，陆定芳到上海谋取职业，但仍与陈元度有来往。

李顺之扬中脱险回澄西

李顺之遵照陈云阁的指示回澄西坚持武装斗争。根据需要挑选机枪手党员陈金生和张仁坤携带短枪一同回澄西。鉴于敌情紧张，直接去澄西无法通行，决定渡江到扬中，再到江都，沿长江经泰兴到靖西，再南渡去澄西，但三人路径不熟，又无向导，不这样又无其他妥善办法。当晚动身赶到扬中，天已亮了。

三人想到前面村庄去打探情况并问路。忽见村人惊慌四逃，是蒋军部队自南而北蜂涌而来，持枪搜索。三人急速随群众出村躲避，瞥见小路边有三间草屋，蒋军又在后面追赶群众。三人无奈，便掩人隐蔽，屋内无人，设置简陋，只有一张竹床挂顶帐子，芦笆隔墙，泥土已经剥落。只得躲到竹床后和芦笆隔墙的夹缝里，从芦笆孔洞里可看到门前的一条狭小草径，屋后是一片竹园。三人刚藏好，就见一队蒋军持枪而过。有一个士兵持枪站立草屋门口，脚跨进门向内探望，见屋内简陋，猪圈内猪粪气冲鼻难闻，掉头掩鼻便走。待敌人走过，村人也三三两两回村，三人才走出来探听关于渡江的情况。村人告知长江渡口已被封锁，无法过江。时间已是太阳落山时光，三人心情不由紧张起来。黄昏时一位村人来告知，有一位区干部有船要过江去，是本区北撤的最后一条船了。三人央求他带领找到那位区干部，乘船渡江。

船到北岸，天色将明，告别区干部登岸沿江东行不几里路，遇上扬中县长施光前和县委书记吴翼等40余人北去。三人随之一起行动。得知他们是奉华中二地委之命进入扬中。12月19日从江都县嘶马过江进入扬中，当晚宿营于封头坝。20日凌晨5时与国民党四十军二十六师一个团遭遇，发生战斗，向泰兴县永安洲转移。

李顺之等随施、吴同行不久，即分道沿江人泰兴县境后，又巧遇武进县特派员蒋建乔及徐敏等同志，当晚住在抗战时期的朋友国民党军官、地方实力派张嵩山的家中。两天后，即奔赴靖西四圩港，当时，王文生等多人也在四圩港，李顺之将陈云阁的介绍信交给王文生。

在四圩港的几天中，李顺之开始接触在江南坚持的留守的干部李汉平、郦琴、陈元度等，还有立脚在江阴北门春申镇的薛逸，大家一见如故。根据陈云阁的信，王文生与李顺之谈明，澄西的武工队和统战工作由李负责，相互密切配合行动，坚持斗争。到1946年的1月23日晚，李等三人和李汉平、郦琴、陈元度、陈展技等一行7人从四圩港渡江至芦埠港口仁和墩登陆，进入澄西坚持阵地。

4．白色恐怖的澄西“蒋管区”

新四军主力和地方党政人员渡江北撤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接踵而至，军事“清剿”和政权控制双管齐下，对抗日进步力量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一片白色恐怖笼罩苏南地区，澄西和丹北自然毫无例外。

军事“清剿”

1945年10月23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汤恩伯下达的《沪战字第一九三号命令》说：“一面受降，一面清剿。”

11月初，国民党四十九军王铁汉部进驻常州、江阴及锡澄、镇澄公路沿线各集镇。驻申港缪家村一带的有300O多人，驻龙虎塘有一个团。11月25日，国民党八十九军七十九师进驻江阴，当天即会同国民党江阴县政府召开所谓“防剿奸匪会议”。他们到利城乡江市村捕捉新四军党政干部胡裕生、胡甫大、胡定太等同志的家属7人，绑在树上。当时国民党江阴县政府，责成乡保长要地方党政干部的家属，动员参加新四军的子弟丈夫自首投案悔改。保长胡定范、胡金棠通过乡长周和大(周和福)与王铁汉部的何营长交涉。提出“如果将家属捉去，要他们的子弟丈夫回来自首，我们就难做事情了”。营长说：“依你们要怎么办?”胡定范说：“取保释放。”何营长同意了，但国民党区长匡耀文、区队长吴锡生和倪阿乱(倪星耀)、殷根海等都是吸毒的“海鬼”，要什么费、什么费的提了许多，最后每个家属被敲诈掉一笔钱才算了事。

李顺之的老家利城乡的李家湾村，被恶徒带领蒋军多次包围，他们往往采用夜半包围，爬上围墙，放哨封锁路口，静候不动，待到天明，村人开门时，突人搜查，由于屡次扑空，才逐渐停止。

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还配合主力“清剿”。1945年12月京沪卫戍司令无锡指挥所在常州设立办事处，军统分子王道生任主任，吴林森任副主任，两人都是当地人。吴林森驻申港、焦溪，配合四十九军在澄西各地“清剿”。1946年8月办事处撤销后，吴林森又到锡武澄三县办事处任职，带领吴永良、吴子林、华玉良、张国才等便衣特务，在澄西到处乱窜，捕捉留守坚持人员，敲诈勒索，恶行累累。

政权控制

1945年10月下旬起，国民党的县、区、乡各级政权相继成立。12月，区、乡(镇)长全部到位，恢复了保甲制。县建保安队，区、乡建自卫队，实行军政合一，由行政长官兼任保安队、区、乡自卫队的领导，另设副职专司地方“绥靖”，同时县政府及其军事科均设情报机构。江阴县政府的情报工作头目为莫振祥，军事科的情报组长为钱冬平。他们常到澄西的璜土、西石桥布置情报网，搜集地下留守坚持人员的情报。

12月，江阴和武进两县的保安队和区自卫队均告成立。江阴的保安队是“忠救军”改编的，有一个中队(连)常驻西石桥、璜土一带；武进县保安队是原保四纵队改编而来，有两个中队(连)常驻郑陆桥、羊头桥一带。两者在抗战时期即与新四军为敌，是反共特别积极的地方武装。各区、乡自卫队则在1946年上半年就普遍建立起来。整个澄西全境包括周边集镇县、区、乡三级武装据点多达41处。

12月间，国民党当局还制定了《各县区乡镇匪军动态日报办法》和《各县、区、乡镇潜伏奸匪查报办法》，加紧对留守人员的清查；还利用保甲制，实行联保联坐切结的办法，一家隐藏新四军，四邻同罪。国民党县区政权的武装人员可以任意借故敲诈勒索，鱼肉乡民，企图从此威胁群众不敢接纳坚持人员，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国民党强令甲长签字画押，保证“不通匪，不纵匪，不为匪”，并规定“窝匪者杀，济匪者杀，通匪者杀”等十余条禁令。国民党还规定：凡参加农会、民兵的人，都要自首登记，填写“自首书”，要报告武工队的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支付巨额内战经费，弥补财政赤字，便搜括民脂民膏，不断增税加赋，拼命进行经济掠夺，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社会有流言讽刺道：“天下太贫(平)”、“国民党万税(岁)”。生产停滞，物资匮乏，物价飞涨，1945年10月2日米价每石3400元，12月6日上涨至8000元，其他生活用品，也是一日三涨。

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掠夺，对坚持留守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