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中国国民的心理可能和当年日本国民的心理有些相像。比如您提到《日本第一》一书,现在欧美国家也有很多吹捧中国经济的书,许多中国读者读起来也相当受用。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泡沫会破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预计会在2013年到达顶点,这会不会成为您所说的大的结构上的变化呢?会不会成为泡沫破灭的一个风险?
答:这并不一定。中国的闲置劳动力还有很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有增长的余地。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或者农村实现工业化,都会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问:无法确定的是现在中国房地产价格高涨,到底是像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的高涨还是泡沫经济时的高涨。
答:我认为可能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但是把目光放在哪一方面就决定了问题严重性的不同。
问:如果从整体经济的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可能比较相似于日本高度成长时期的经济。但如果单看房地产价格的话,就和泡沫经济时比较相似。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答:但是中国政府现在不也在利用各种手段,把房地产价格控制得挺好吗?
问:控制得并不是很好。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但如果不解决现在收入水平与房价有巨大差距问题的话,这一差距问题就会转化成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虽然政府多次表态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是也没有太大效果,老百姓意见很大。
答:但是中国房价的上升率也有所下降。
问:是的,房价的上升率虽然是下降了一些,但是也不能太乐观地看待,应该还是会再涨回去。中国的中央政府即便是推出各种政策,地方政府也有可能不服从这些政策,因为这关系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以及和房地产有关的其他集团的利益。地方政府如果支持房地产开发,所得的利润就会使地方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增加。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得先改变地方官员政绩的评价制度,或者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结构。日本当年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答:日本也有跟地方政府有关系的一个叫“第三团体”的组织。过去,这个组织为了在土地价格上升之前占有土地而积极地购买房地产。但是他们也受到来自政府的监管,而且好像也没有像中国的地方政府那样积极主动。
问:现在人们可能还是因为抱有期待,所以还有投机投资的行为。中国在一些城市试行征收房地产税并可能会在国内推广这一政策,这会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吗?
答: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土地价格因为某项政策下跌了,可能说明这是一项比较严厉的政策。这个平衡点比较难以把握,如果政策是有效的,土地价格下跌了,那可能就是比较严厉的政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土地价格又牵扯财政问题,还有刚才说到的短期买卖的问题,如果政策不严厉的话就不管用了。
问: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心理上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看中央政府的态度,如果中央政府实行比较强硬的政策,那么人们的期待就会减少,房价可能就会降下来。当年的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吗?
答: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国民认为再这样下去的话,自己就买不起房子了。对一部分人的投机行为,国民也是有很强烈的怨言,所以这种投机行为之后被拿到国会讨论,然后日本就制定了对房地产征税的政策。
问:国民对这样的投机行为一定会有怨言。一般人努力工作也只能拿到很少的工资,而有钱的人只要去投机一下很可能就赚到普通人几年的收入。您认为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答:从制度上来讲,日本有国会。中国可能在制度设计上与日本有所不同,但也有类似的机构,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从政治层面来解决。
问:收入差距过大毫无疑问也是原因之一。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表示要在其剩下仅有的几年任期内努力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日本在战后的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是否也有过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
答:虽然有,但是同时日本采取了消除贫富差距的行动,这是日本的明智之举。
比如农村的人到城市,可以赚更多的工资,这样,城市人口便会增加,个人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便拉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地方援助政策,比如东京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给地方政府,从而减少城乡差距。日本当时制定了很多类似的制度,包括所得分配制度等,日本在消除贫富差距上花了很多的心思。因此,你看现在日本的农村,道路非常整洁,各种公共设施也都很到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还曾有过“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即总体规划如何开发整个国家的土地以支撑经济发展。这是当时属于经济企划厅的一个叫综合企划局的部门制定的一个纵跨十几年的计划。对于中国来说,与其关注所得倍增计划,不如关注这样一个综合计划,因为这种综合计划会有用得多。
问:中国内部确实有实行所得倍增计划的声音,您认为中国现在有这样的条件么?
答: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有11%的增长率,所以实行所得倍增计划当然没有问题,即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的增长率都没有问题。8%的增长率就意味着10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现在的2倍。以现在10%、11%的增长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8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倍增了。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重要的是在拉动增长的同时保持平衡。当年日本政府,甚至包括在野党,都为此花了很大的力气。(www.xing528.com)
问:对于农村的政策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近几年其实也投入了很多精力。然而,更大的问题是城市内部的贫富不均,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有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答: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国家的制度。至少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在民间的经营活动中,经营者、工会和劳动者的关系是很健康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决定劳动分配。不同产业的团体之间也经常进行关于如何提高工资等问题的交流和沟通。
工会的作用其实不仅仅是提高工资,还包括改善雇佣条件等,比如缩小男女工资差别。其他还有所得税的问题,劳动政策的问题等。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经营者和工会之间能够很好地沟通。
问:回到刚才的话题,能详细说说日本当时的泡沫经济是如何破灭的么?
答:大藏省的政策,和日银对放宽金融政策的改正,使土地价格下跌。土地的担保价值下跌,使银行经营出现问题,贷款减少,经济滞缓,这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最大的特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会对银行造成多大影响,就没法判断了。
问:日本政府当时利用了各种财政政策挽救了银行?
答:是的,最终放出了国家救援金。
问:是否正是这一举措造成了日本现在的巨额国债?
答:日本财政赤字最大的问题还是由经济发展减缓,一般税收收入减少造成的。另外在支出上,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增加了。其实国家救援金在后来都还上了,长期来看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针对经济不景气出台的政策使得公共支出增多了,后来发行国债主要还是因为公共支出增加了,这才是正确的理解。
问: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出口曾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今后国外市场的状况会如何发展却不得而知。今后中国经济要实现稳定发展,恐怕只能指望扩大内需。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实行了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如搞基础设施建设、家电下乡等,但这些都只是短期刺激行为,不能带来长期的可持续的内需,政府也没有可能、没有余力再来一次这样大的刺激行动,所以今后要如何创造可持续的内需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答:但是中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是有11%的增长。中国也有很多经济学者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我支持的意见是在还有11%高增长的时期就应该积极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比起像你说的悲观的意见,中国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在经济还持续增长的时候就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
问:那么,您觉得现在中国首先要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答: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会有各种意见。硬要说的话就是农村的农业问题,还有投资过剩问题。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里有40%都是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资本系数太高了,中国应该将现有经济转向效率更高的经济。
问:但是日本在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也有很多的设备投资。
答:是的,但是,那时日本国内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最高占比也只是在20%左右,没有像中国那么高的比例,而且也没有持续那么多年。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问:您觉得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答: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其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是正面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应对措施也很及时。中国已经有意识地在思考世界经济的同时实行相应的经济政策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已经变得非常大。与其说中国经济存在风险,不如说中国经济被寄予的期待更多。
问:那么,您认为没有担心中国经济的必要么?
答:虽然以我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可能不大好,不过我觉得,中国在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在统计方面还是需要更加的努力和认真,虽然已经够努力了。比如曾经就有过这样一个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各省的增长率平均起来和总体计算出来的全国平均增长率不相符合。
毕竟所有的分析都要有客观的统计信息或者数字作为基础。这可能涉及统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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