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娃·庇隆：百位世界杰出政治家的传奇夫人

埃娃·庇隆是一位传奇式的女性。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她的芳名家喻户晓。在世界其他地区，她的知名度也很高，有许多文章，书籍乃至电影专门讲述她的故事。她英年早逝，在尘世间只活到33岁，但她在阿根廷现代史上的影响至深至广，没有任何其他女性领袖能望其项背。即使在她去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们仍能经常感受到她的存在。她就是阿根廷前总统庇隆的夫人玛利亚·埃娃·杜阿尔特·德·庇隆。

玛利亚·埃娃·杜阿尔特，1919年5月7日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洛斯托尔多斯镇。那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虽然位于富饶的潘帕斯大草原，但当时尚未开发，偏僻而落后。父亲名叫胡安·杜阿尔特，母亲是胡安娜·伊巴古伦。当玛利亚·埃娃不满一岁的时候，杜阿尔特先生离开了她回到了奇维科依镇他的原配夫人那里。从那以后，伊巴古伦和她的孩子们就开始过上清苦的生活。她们一家不得不迁出原居，搬到简陋的住房栖身。为了贴补家计，伊巴古伦整天帮别人做缝纫活。最使她们难堪的，还不是贫穷，而是邻里街坊有人当着她们的面冷嘲热讽。

埃娃6岁时，她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埃娃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在老师的印象中，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黑头发，皮肤白得像瓷器，自我专注，内向，灵敏，身体单薄”。她喜欢朗诵诗歌和表演，喜欢看电影。她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诺曼·谢勒。埃娃的梦想也是当个演员。

埃娃15岁的时候，果真开始为实现自己当演员的理想而奋斗。

几年之后，她开始在广播剧中渐露头角。在她那个年代，广播是十分重要的传播媒体，听众很多。而阿根廷的广播电台事业很发达，在美洲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埃娃善于扮演穷苦家庭出身的姑娘如何经历无数磨难最后得到幸福的角色。可能是因为与自己的身世相仿的缘故，她可以把这类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以后她又自组广播剧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电台演出，名声鹊起，月收入增加到5000多比索。她终于获得成功，成了一名电台演员。

埃娃与庇隆初次相识于1944年1月。那时阿根廷圣胡安市刚刚发生了大地震，损失严重。阿根廷全国为灾民举行募捐。庇隆时任军政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长兼陆军国务秘书，负责组织募捐活动，而埃娃作为演员，积极参加了募捐活动。两人相见恨晚，很快坠入爱河。埃娃当年24岁，年轻美貌，光彩照人。庇隆48岁，但他的外表要显得年轻得多。行伍出身的他，上校军衔，高个宽脸，粗眉大眼，白齿黑发，性格开朗，雄心勃勃，有军人阳刚之美。自从他的第一个夫人奥莱丽亚·蒂松5年前因患卵巢癌去世之后，他一直鳏居。

1945年1月，庇隆出任副总统，同时仍兼任陆军部长和劳动部长两要职。庇隆在劳动部推行亲近劳工的政策，使他的名声大振。虽然如此，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时的政治斗争逐渐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庇隆而展开。在庇隆与各界人士的接触谈话中，埃娃经常旁听。开始时，她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她只知道支持庇隆，维护庇隆。

军政府在执政两年以后，招致各方不满。人们要求早日举行大选。庇隆大权独揽以及他亲近工会的政策，引起部分军官的担忧。庇隆公开与埃娃非婚同居并带着她去军营和出席公众活动，不符合传统的行为规范，也引起这些军官的不满。

在一批思想守旧的军官们的压力下，法雷尔总统要求庇隆辞职。1945年10月10日，庇隆签署了辞去副总统，陆军部长，劳动部长三个职务的辞呈，同时要求辞去军职。10月13日，总统下令逮捕庇隆，将他秘密关押在马丁·加西亚岛。埃娃担心庇隆的安全，多方奔走求助。

在阿根廷现代史上，1945年10月17日这一天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那一天发生了阿根廷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议游行，从此以后，阿根廷的劳工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天，也是庇隆主义党诞生的日子。对埃娃来说，这一天开始了她政治上的新生。她感谢劳工大众挽救了庇隆，同时她也对劳工们承担了义务，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劳工联系在一起。以后的岁月将证明，在庇隆与劳工的联盟中，埃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7日当天深夜，庇隆获释回家。4天以后，庇隆与埃娃举行民事婚礼。同年12月，两人在拉普拉塔市圣蓬西亚诺教堂举行了宗教婚礼仪式。埃娃对庇隆的崇敬，庇隆对埃娃的器重，使他们珠联璧合，成为不可分割的一对。

1946年2月24日，阿根廷的大选如期举行。庇隆获得了52%的选票，当选总统。6月4日，庇隆正式就任阿根廷总统。庇隆充分利用当时对他十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

在庇隆当选总统的过程中，人们随时都可以见到埃娃的倩影。

埃娃成为总统夫人时，年仅27岁。作为总统夫人，她需要参加各种礼仪和社交活动。同时，她也参加工会的一些工作。在庇隆之前，没有一届阿根廷政府重视劳工。庇隆领导的政府则特别重视劳工，所以庇隆被称为“工人的上校”。埃娃开始时是跟着庇隆一起访问工厂的，后来她自己独自去。

阿根廷政府是这样解释和界定她在工会中的活动的，她是政府社会政策的积极贡献者，是政府向“无衫汉”派出的大使。

庇隆委派埃娃作为他与“无衫汉”之间的惟一联系人，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与工会联系这样的重任，他不能委托给任何潜在的政治对手。埃娃可以承担他在劳工中的工作，而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因为她是自己的妻子。她还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形象大使，替政府作宣传。在刚开始建设庇隆提出的“新阿根廷”的时期，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对派十分关注埃娃的活动。对阿根廷传统的上层社会来说，埃娃这样的总统夫人是难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像埃娃这样的女人应该只搞搞家务。所以，反对派的目光紧紧盯着埃娃，对她的批评纷至沓来。有一个反对党议员专门在议会提出提案，规定公职人员的夫人不能享受其丈夫的特权，也不能代表其丈夫参加公众活动。这明显是针对埃娃的。当时的《新闻周刊》称埃娃为“女总统”，认为她是“拉丁美洲王座后面听政的最重要的女人”。

反对派对她已经难以容忍了。但是对埃娃来说，她迄今所进行的活动只不过是小试锋芒，重头戏还在后面。正像她自己对好朋友私下说过，她的人生目标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1947年6月至8月，埃娃访问欧洲六国，历时两个多月。根据阿根廷政府的解释，此访目的是“在新旧两个大陆之间架起一条彩虹”，是“和平之旅”。

埃娃对西班牙的访问产生了轰动效应。新闻媒体关于此访的大量报道，提高了埃娃在欧洲的名望。佛朗哥及其家人亲自到巴塞罗那为埃娃送行。她在21响礼炮声中离开西班牙后，接着到意大利，梵蒂岗，葡萄牙，法国，摩纳哥，瑞士等国访问，都受到很高礼遇。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后，她经里斯本飞往达卡尔，在那里登上阿根廷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驶向里约热内卢，参加了在里约举行的泛美和平与安全会议。然后飞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搭乘“蒙得维的亚市”号回国。当“蒙得维的亚市”号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时，四周围的汽轮齐声鸣笛，机翼上漆着“欢迎”字样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从码头到甲板铺上了红地毯，庇隆等大批要员在码头上迎候。她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www.xing528.com)

在西班牙语中，“埃维塔”是埃娃的昵称。按照当地的习惯，通常只有关系亲密或相互非常熟悉的人，才使用爱称。但在阿根廷，许多人习惯地称埃娃为“埃维塔”，反映了他们对她的亲切感情。“埃维塔”这个爱称被广泛和频繁地使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埃娃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欧洲之行中，埃娃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各种荣誉，成功地扮演了总统夫人的角色。在回国之后的几年中，她主要扮演了政治和社会角色，全身心扑在工会，妇女和穷人的工作上。3年中，她建立起几个规模庞大，效率很高的机构。

长期以来，阿根廷妇女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1911年起至1946年庇隆执政，先后共有15次在议会中提出过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但不是遭到反对，就是被搁置。埃娃写文章，发表演讲，呼吁庇隆主义者摈弃对妇女的偏见，大力推动授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由于庇隆主义者在议会掌握绝对多数，终于在1947年通过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13010号法令。为此，在总统府面前举行了庆祝大会，庇隆当众签署了这个法令，并象征性地交给埃娃。这一法令结束了阿根廷只有一半人口享有选举权，只有男性才能竞选公职的历史。

阿根廷的慈善事业多年来一直由贵族化的慈善会经办。经过多年的变迁，它已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埃娃在劳动部接待群众来访，每天都要处理好多穷苦人要求救助的事。有时，埃娃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穷人区，亲自分发食品袋。埃娃乐于济穷的消息传开后，有更多的穷苦人或来访或来信向她求助。与此同时，送给她的各种捐助也源源不断。

在埃娃的推动下，基金会在全国最贫穷的乡村建立了1000所学校，18所孤儿院。1948年8月，埃娃宣布“老年权”，并将它列入宪法修正案。

1951年是阿根廷大选年，庇隆的总统任期将满。庇隆主义党和埃娃早就在为庇隆的连选连任而工作。关于副总统的人选，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在庇隆政府内，埃娃的礼宾次序排在副总统之前，居第二位。但是军事活动除外，因为部队的礼节很严格，不允许妇女参加。至于为远洋轮，桥梁，煤气站，公共汽车站等命名，埃娃的名字实际上用得比庇隆还多。埃娃的影响力很大，史无前例。但是她在政府内没有正式职务。有好多人提议由埃娃担任副总统候选人。街上也贴出了许多支持埃娃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招贴画。但是，按照阿根廷宪法，当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暂且不说埃娃，由任何一个妇女担当国家元首，从而成为三军司令的前景，对当时的许多阿根廷军官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庇隆知道如果让埃娃出来竞选可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总工会决定于8月22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支持庇隆和埃娃分别当正副总统候选人。这一天，一百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无衫汉”乘汽车或火车汇集到“七·二九”大街。埃娃向集会的人们说，“我将永远按人民的愿望行事。就像我5年前说过的那样，如果‘埃维塔'能为减轻我们国家的痛苦做点事，我宁愿当‘埃维塔'，甚于当总统夫人。现在，我仍然要说，我宁愿当‘埃维塔'……”

“不行！现在就回答！否则就举行总罢工！”下面这样喊道。

9天之后，埃娃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她“最后的，不可更改的决定”，放弃献给她的荣誉。她在全民大会那天就是这样想的，经过这几天的思考，她确信她不应该变换战斗岗位。她说，1945年10月17日是她政治生命的开始。她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其他野心，只希望有朝一日在编写庇隆将军光辉历史的时候，能这样写她，“在庇隆身旁，有这样一位女性，她献身于将人民的愿望转达给总统。人民习惯于亲切地称呼她为‘埃维塔'。仅此而已。”

此前，人们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埃娃表示过敬意，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全民大会那样强烈。埃娃也好，庇隆也好，都没有料想到人们要求埃娃出任副总统的感情是这么强烈。庇隆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还从来没有像这次全民大会那样，发现自己被退居第二位。他惊讶地默视着“无衫汉”对埃娃的激情爆发。

在庇隆主义党的历史上，1951年8月22日这一天被称为埃娃“请辞日”。埃娃的谦恭，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得到颂扬。议会举行了特别向她表示敬意的会议。

历史上，阿根廷曾于1810年5月25日举行过一次全民大会，决定国家独立。这次总工会举行的群众集会被称为第二次全民大会。全民大会是埃娃政治生涯的顶点，她的声望如日中天。出人意料的是，这也是她这颗政治明星开始陨落的起点。不久之后，她就被病魔缠身了。

1951年10月17日，150多万“无衫汉”集结在五月广场，要求起码能见埃娃一面。病重的埃娃打了一针止痛针，以超人的毅力出现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她显得筋疲力尽，黑色衣服宽松得像是借用别人的。这一天，她得到了两枚勋章。一枚是总工会授予的，表彰她请辞副总统候选人的感人行为，称她此举之伟大“可与圣徒和殉道者媲美”。另一枚是庇隆主义党首次颁发的特级“忠诚”大勋章，由庇隆亲自授予。轮到她讲话时，她缓缓地走向讲台，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150万双眼睛紧张不安地盯着她，全场一片肃穆。主席台上一阵忙乱。她被人扶到一边，由庇隆讲话。他充满感情地发表了一篇赞美埃娃的讲话。他还是第一次这样公开颂扬自己的妻子。但是他的语气，以及他回顾埃娃一生的讲话内容，听起来更像是一篇悼词。

庇隆说，“她天赋的从政治上组织群众的能力使庇隆主义运动有了新的方向和魅力。……她在劳动部的日常工作，使我每天都能与民众保持联系。在那个岗位上，她为我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部分生命和健康。”埃娃过去从未听过她的丈夫这样赞扬她。庇隆讲完后，她勉强站了起来，泪流满面地拥抱庇隆。全场的人喉咙哽咽，肃静无声，默默地注视着这令人断肠的一幕。

埃娃终于能以衰弱，嘶哑的嗓子开始讲话。她感谢庇隆，感谢“无衫汉”们。她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人民和庇隆的爱。如果人民需要她的生命，她愿欣然献出。任何一个“无衫汉”的幸福都比她的生命重要。她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保卫庇隆，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最后她请大家与她一起高呼“誓死保卫庇隆”的口号一分钟，让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全场150多万人果真震天动地般喊了起来，而且不只一分钟，而是长达数分钟之久。

埃娃的病情成为当时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无论是支持庇隆还是反对庇隆的人士，都密切关注她的病情发展状况。在这一年的竞选过程中，埃娃克服病痛，还发表过两次广播讲话。一次是为庆祝她所创办的儿童城开幕；一次是对庇隆主义党的女党员讲的，号召她们参加大选投票。两次她都显得疲倦不堪和怀旧，对她不能再参与政治和帮助庇隆而感到失望。

5月1日，埃娃坚持走到玫瑰宫阳台，向参加“五一”集会的劳工们致意。她发表了最后一篇演讲。为了对她表示敬意，基尔梅斯市决定改名为埃娃·庇隆市。阿根廷议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授予她这位“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以“国家精神领袖”称号和“解放者圣·马丁”勋章。

在埃娃生命的最后几周，她留下了由她签名的遗嘱。遗嘱的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我要永远与庇隆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是我绝对不可更改的愿望，也是我的最后遗愿。无论庇隆和无衫汉们在哪里，我的心都会在那里，用我的全身力量和燃烧灵魂的热情去钟爱他们。”遗嘱将她的全部遗产——首饰，服装，版权——交给庇隆掌管。除给她母亲每月3000比索养老，给她的姐妹每人一件首饰作为纪念外，她要求用其余遗产成立一个基金会，资助有难的穷人。她的首饰都是人民，朋友，外国政府和庇隆送给她的，应该归还给人民，而不要落入寡头之手。遗嘱以这样告结，“上帝将会宽恕我总是情愿同穷人们在一起，因为庇隆也是这样。我始终认为，上帝要我关爱每一个无衫汉，对此我从来没有逃避过。”

1952年7月26日，星期六。晚上8点25分，埃娃停止了呼吸，享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