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评传：六次访问列国诸侯，屡遭挫折

这里用"访问列国诸侯"，不沿用"周游列国"，因为后者使人有一种逍遥自在之感。其实，孔子仕鲁碰壁，被迫弃官出走，走时很仓促，连参加春祭戴的礼帽也来不及脱①就匆匆离开鲁国。虽然孔子在国境上曾略作停留，那是橡孟子所说的，被迫离开"父母国"，心情不安，故尔"迟迟吾行也"②。如果说孔子离鲁时事前就有什么计划，逍遥自在地去周游列国，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①《盂子·告子下》："不税（音"脱"）冕而行。"②（盂子·万章下）："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一）访问列国诸侯的目的

孔子在鲁国政治上碰了壁，不得不匆忙离开，然后去访问列国诸侯，目的主要是为了"求仕"（寻求进用做官，以便有机会治理国家）、"行道"（推行"仁政德治"主张）。那时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做官来实现，拿孔子高足子路的话来说，就是"有德有才的人（君子）出来做官，只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罢了"③，这话是可以反映孔子真实思想的。有一次到郑国去，孔子和弟子们失散了，一个人独立在城郭的东门。有一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站着一个人??奔走疲惫，茫然无所适从，傻一条失去主人家的狗那样。子贡将此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欣然笑道："说我的相貌如何如何，那是次要的；而说我傻一条失去主人家的狗，很对！很对！"①这也可以说明孔子"求仕""治国"之心是多么强烈。这种"优国忧民"的强烈心情比之那些对世事漠不关心或消极"避世"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值得赞赏的。孔子在十四年走访列国诸侯的过程中，不断和人论"道"（讨论各种政治。伦理和历史、学术问题），继续利用各种可能条件对弟子讲学等等，那是附带的事情，不是目的，目的是"求仕"，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任用他实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中的贤明诸侯（国君）。③《论语·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颖似尧，??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日：'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至于崔述怀疑孔子适郑，认为"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适陈，必不由郑"，全属不了解当时孔子"似丧家之狗"的处境。他访问各国的次序。并不是有预定的计划，偶然性很大，因此决不能按路线顺逆去推断孔子决未去郑。故不从。

（二）访问列国诸侯的简要经历

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的主要目的是"求仕"，是为了实行"仁政德治"的主张（"行道"），已如上述。但"像失去主人家的狗"那样，他茫然无所适从地奔走了十四年之久，到处碰壁，主要目的始终没有达到。所以司马迁也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这里所说"干君"，即"求仕"，所说"莫能用"，即"碰壁"。至于"干七十余君"，那显然是夸大。据汉王充考证，至多不过十国①。其实，除了访问列国之前曾去齐国等不算外，在访问列国期间，真正到过的有文献可查的不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大小六个国家②，经过而停留过的有记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个，即匡、蒲、陬乡（卫国）和叶（楚国）等。这些国家和地方，主要不出今山东、河南两省，即从山东的鲁国（曲阜）出发，西面和北面未过黄河（指古黄河），南面未到长江，就这么个方圆一二千里的地区而已（参考所附《孔子访问列国图》）。但在两千年前的时代，孔子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什行道"），在交通十分不便利的条件下，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③，走走停停，花了十四年功夫，访问了六国国君，虽然经历艰险，到处碰壁④，仍不灰心，姑不论其主张是否切合实际，这种奋斗不懈的精神，至今仍令人敬慕不已。

至于当时孔子弃官离鲁时不东向去齐而西向适卫，这主要是因为"夹谷之会"时孔子触犯了齐景公，后又为"齐赠女乐"之事所激怒，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当然不便去齐。卫国和鲁国是兄弟之邦①，当时卫国政治较安定，经济较富庶②。加上子路的妻兄颜浊邹③是有贤①王充《论衡·儒增》："言于七十国，增之也。按《论语》之篇，诸子之书，??至不能十国；传言七十国，非其实也。"梁玉绳《史记志疑》："《儒林传序》亦称'仲尼于七十余君，无所遇'。??此盖战国时诬说，《史》漫述之，??"此话甚当。

②钱穆："孔子自定公十三年春去鲁，至哀公十一年而归，前后十四年。而所仕惟卫陈两国，所过椎曹宋郑蔡。"（《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46页）。

③崔述："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洙泗考信录》卷之三）。

④《论语·卫灵公》"绝粮章"孔安国注："孔子去卫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难；又之陈，会吴伐陈，陈乱，故乏食。"了了数语，大体上概括了孔子访问列国诸侯到处碰壁的困境。①《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国为周公之后，卫国为康叔之后。周公和康叔为亲兄弟，所以政治情况相似，傻兄弟一般。

②《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孔子一进入卫国就有"人口兴旺"的感觉。"人口兴旺"在当时常常是安定富庶的一个标志。

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遂适卫，主（住）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孟子·万章上》："于卫主颜雠由。"郑环认为"邹即雠由之转音"，因此，颜浊邹和颜雠由是一人。崔述认为："《盂子》作颜雠由，《世家》疑误。其谓子路妻兄云者，盖因弥子为子路僚婿而误也。"（以上郑环和崔述语均见《史记会注考证》卷四七第36页）郑、崔二人都认为颜浊邹和颜雠由是一个人，但郑未说明颜是否子路妻兄，崔则认为颜非子路妻兄，弥子才是子路"僚婿"（即"连襟"），《世家》误把颜当作子路妻兄。但崔意亦系猜测，并无确证。看来应认为：1.颜浊邹和颜雠由实为一人：2.既无反证可以证明颜不是子路妻兄，则仍以肯定《世家）所说颜是子路妻兄为是。因为，承认颜是子路妻兄，和"弥子为子路僚婿"，名的卫国大夫，还有蘧伯玉④等有贤名的人，可以相互谈论问题（"论道"），这些人事等因素，很可能促使孔子决定访问列国诸侯的路线是西向，而第一站是卫国。

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的经历，包括时间和地点，向来说法不一，争议很大。现根据主要文献和近现代学者考据成果，实事求是地、有所取舍地加以综合，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卫国（今河南省北部，国都帝丘，为濮阳县旧址）为中心的阶段；二是以陈国（今河南省中南部，国都陈，为今淮阳县旧址）为中心的阶段；三是又回到卫国的阶段。三个阶段，主要停留地区（立足点）是卫、陈两国，在卫国前后两次停留时间长达十年，在陈国也长达四年（都包括短期离仟时间在内），二者合计十四年。

并不矛盾。既然如此。还是既采《世家》之说，认定颜为子路妻兄，也采《孟子》之说，认定弥子是子路"僚婿"，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况。但颜当时是卫国的贤大夫，所以孔子住他家。弥子即弥子暇则是卫灵公的劈臣，"幸于灵公不以正道"（见《盂子》赵氏注），所以他想通过子路请孔子住到他家去，孔子拒而下去。可见孔子当时声望已很高，各种人都以和他往来为荣，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孔子接近什么人，在他认为符合所谓"道"的前提下，还是有明确的选择的，不是无原则的。④蘧伯玉是卫国有名贤人。崔述怀疑蘧当时可能已去世，认为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孙林父访蘧伯玉后，蘧"从近关出"（见《左传》）。至定公十五年（前495年）共六十五年，假定襄公十四年蘧年四十岁，则已一百零五岁了。崔以假定代论据，未必妥当。我们也可假定襄公十四年时蘧年为二十岁左右（年二十岁成名的历史上不乏其人），则定公十三年孔子适卫时，蘧年亦不过八十三岁，加上相传蘧善"保生"，那时孔子和他相见并住其家，不是不可能的。故仍从《世家》。

（三）访问列国诸侯的三个阶段(www.xing528.com)

第一阶段主要在卫国。或往或来，均以卫国为立足点。这一阶段自鲁定公十三年春至鲁哀公二年秋冬之季，约共五年（前497-前493年，孔子为五十五至五十九岁）①。孔子一到卫国，即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中。颜浊邹对卫灵公接待孔子这件事上，可能做了工作，起了桥梁作用。由于孔子声望已很高，又做过鲁国上卿（大司寇），所以卫灵公接待他很有礼貌。灵公问他在鲁国领取多少俸禄（薪水），孔子说"奉粟六万".即领取实物薪水粮约二千石①。于是卫灵公也给他二千石粮的薪水。二千石粮对于孔子及其弟子和随行人员数十人的生活来说，大概也可以维持下去了。但孔子去鲁适卫以及尔后走访他国，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至少在主观上更重要的是为了"行道"，即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但平庸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并没有兴趣，有兴趣的只是很想利用孔子这块招牌炫耀其"尊贤"之名，欺骗国人。在他去世（鲁哀公二年）之前，孔子留在卫国达五年之久。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始终没有用孔子，也没有让孔子参与过政事，但表面上对孔子是很尊敬的。例如孔子为了"见南子"、"为次乘"、"问兵陈"等不愉快的事②而发脾气要离开卫国，结果又因路遇"蒲匡之困"①没有走成，只好回卫国时，卫灵公非但没有表示不高兴，反而表示很欢喜，还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孔子。这在注重礼貌的孔子来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面颜浊邹、蘧伯玉等也可能起了斡旋作用。这次回到卫国，就改住在蘧伯玉家。当然，在孔子方面说，无论从思想、言论上或行动上，确实也没有①孔子去鲁适卫的年份，有三种说法：1.定公十二年说。主此说者有《史记·鲁世家》、《年表（鲁）》，崔述也说："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洙泗考信录》卷之二）2.定公十三年说。主此说者有《史记·卫世家》、《年表（卫）》，江永也说："去鲁实在定十三年春。"因为最后促使孔子离鲁的原因是"郊，又不致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而"鲁郊尝在春"。所以江永推断孔子去鲁的确切年份是定公十三年春。钱穆也主此说："今考《世家》又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孔子返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其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4页）3.定公十四年说。主此说者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孔子去鲁在定公十四年，胡仔《孔子编年》亦主此说。今从江永、钱穆之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鲁说。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史记正义》释："六万，小斗，计当今二千石也。"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子路不说（悦〕。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见南子"的情况。"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这是"为次乘"的情况。"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遂行。"这是"问兵陈"的情况。近人钱穆说："《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乎无事不抵梧，无语不舛违。??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37-38页）。因此，此处所引三条，其时间先后，根据诸家考证，有所变动。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然后得去。"崔述怀疑这段话的可靠性，辩道："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乃至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洙泗考信录》卷之三）钱穆则认为蒲匡之困为一事而非两厄："以余考之，匡蒲之难，盖本一事。今《世家》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8页）今从钱氏说。任何不利于卫国贵族统治阶级利益的地方。这大概是所以能"和平相处"达五年之久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孔子连续面临的不如意的遭遇，除了上面提到的"蒲匡之困"外，还有像佛召而欲往未成，像将西见赵简子而"临河兴叹"②等等，也使他只得继续留在卫国。关于佛召、孔子欲往那件事，前面已经讲到过，关于孔子欲西见赵简子问题，这里还要略说几句。赵简子在晋国是"实专君权，奉邑侔于诸侯"①的人物，他的地位和为人大概和季桓子在鲁国差不多，孔子和季桓子曾经有过"三月不违"的合作关系，基于这种经验，孔子想和赵简子谈谈，看有无可能通过他实现自己的治国主张，这在孔子当时的复杂思想中，是不能排除这种想法的可能性的。不过，即使赵简子能像季桓子那样和他"合作"，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主张，又有什么用处呢？和季桓子合作的结果，不是可以充分说明其无补于事吗？卫灵公死后，君位继承问题使国内不安定，又引起大国晋和齐的介人②，乱哄哄的局面迫使孔子不得不走。哀公二年秋，孔子离开卫国到陈国去。第二阶段主要在陈国。这一阶段连头带尾共约四年，即自鲁哀公二年到六年（前493一前489年，孔子六十岁到六十三岁）。孔子于鲁哀公二年离卫，大概因为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有点像"丧家之狗"的样子，目的地也不一定很明确，所以带着几十个随行人员和弟子，一路经过曹国，曹国没有接待；经过宋国，非但没有受到接待，宋国的大夫司马桓还想杀害他①，逼得他只好化装过去（"微服过宋"）；然后又到郑国，狼狈得和弟子们也失散了，郑国也没有接待；于是最后在鲁哀公三年才到达陈国，住在他曾相识的或曾互相仰慕的贤人司城贞子家，又通过他向国君陈侯周（即陈公）的推荐，取得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当时也有"俸禄"，但一定不像在卫国那样优厚，否则史传会记载的；孔子来陈，住了三年，到鲁哀公六年。吴侵陈，孔子又不得不避兵离去。那时楚国有一位大夫名叫诸粱，采邑在叶，人称叶公，正驻守负函（楚地，今河南信阳县）。鲁哀公二年楚伐蔡，蔡迁州来（今安徽寿县），楚迁蔡人于负函，叶公驻负函即为此。大概叶公是当时一位有贤名的政治家，所以孔子离陈后就想到负函去看他。从陈去负函，途经国都已迁州来的蔡地，路上有好几天没有粮食吃。《论语·卫灵公》所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大概指的就是这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弟子和从人都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却仍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唱歌不止。这种传说虽不免有夸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崔述认为，"赵鞅（即赵简子--作者）??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也！??不知孔子何取于鞅而欲见之！??此必战国时人之所伪托，非孔子之事。"（《洙泗考信录》卷之二）崔氏此说，纯系主观猜测。赵氏在晋和季氏在鲁相似，果如所说，那么，孔子之仕于鲁之季桓子，岂不也应该说"非孔子之事"了吗？故不从。①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②这里说的君位继承问题，实际上是父子争君位问题。卫灵公的世子是蒯，他不满意他母亲南子的淫乱行为，想杀死地而未成功，就出奔晋，投靠赵鞅。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立蒯的儿子辄登了君位（即出公、亦称孝公）。赵鞅即助蒯回国向他的儿子辄争夺君位。到了晋、卫边境戚的地方驻下，齐国又助新登君位的辄把戚地包围起来。孔子即在此时离卫去陈。

①宋国的司马桓为自己造一口石椁，花了三年时间尚未完成。孔子批评说："这样的浪费，死了倒不如快些烂掉的好些！"（原文见（礼记·檀弓上》："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大概桓为此话所激怒，所以要加害孔子，于是孔子只好"微服过宋"以避。

大的地方，但孔子当时临危不惧的镇定形象，一定使他的随行人员和弟子们受到感动，受到鼓舞，从而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传说一路上还听到一些不同意孔子积极从政治国，而主张消极避世、隐居自乐的人的责难和讽刺的话，甚至"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②。最后终于到了负函，见到叶公。叶公和孔子讨论了一些政治问题，孔子又发表了一些"政在来远附迩"即"治国之方略在于使远方的人向慕而来归，使近地的人团结而不散"一类的言论。后来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何如人，子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孔子听到后，对子路说："由（子路名）！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①这倒是一幅很形象的孔子自画橡。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值得后人仰慕和学习的。卫国的君位终于还是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是为出公，亦称孝公。辄父蒯在晋庇护下流亡卫晋边境。孔子弟子多人在卫做官，卫政局又趋安定，因此要求孔子回卫的呼声很高。这样孔子就不再经过陈国而从楚地负函径回卫国去了。时为鲁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岁。第三阶段孔子又回到卫国。时间从鲁哀公七年到十一年（前488-前484），共五年。孔子年六十四岁到六十八岁。

孔子一回到卫国，子路就问孔子："假使卫君（即出公辄）正等待老师回来主持政务，老师认为什么问题是应该首先解决的呢？"这一问引起了孔子的一番议论，从这番议论中可以看出当时孔子的思想动向和政治主张。孔子先提纲挚领他说了一句话："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端正名分，使各安其分（'正名'）的问题。"子路比较直率，立刻表示不同意："问题能这样提法吗？

老师未免有点不切实际、拘泥固执（'迂'）了吧？当前端正名分的问题，怎么能行得通呢！"孔子很不以为然，说："由啊！你说这话多么粗野浅薄呀！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一般应采取保留态度，不可乱发表意见啊！"接着申述了他所以提出"正名"问题的理由，反复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一直到"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等等，最后结论是："由此可见，君子对于端正名分问题是必须讲的，讲了也必然能行得通。君子对自己讲的话，必须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是。"①这一段话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孔子已决心接受卫君出公辄的邀请，所以毫不犹豫地正面回答了子路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动向是决定"仕卫"（在卫国做官）；二是明确提出了他将实施的政治总纲领是"正名"。但一提"正名"，问题就复杂了。当时的卫君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接君位，因蒯不满其母的淫乱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所以灵公夫人南子想立幼子郢，郢让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语和《论语·述而》略异，可参阅。

①《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已'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引这段话时，文句有出入，可参阅。杨伯峻《论语译注》将"必也正名乎"译为"那一定是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罢"、这和孔子原意不符，故不从。

位于辄，乃由辄继位②，并拒绝他父亲蒯回国。因此，不论在所谓"君臣"的名分上，还是在"父子"的名分上，都不"正"，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纷。所以孔子一提"正名"、立即引起子路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孔子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想的呢？没有正面材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孔子既然表示愿出仕，那就可以说明，孔子是承认出公的王位是合乎"名分"的；如果不合"名分"，主张"正名"的孔子，就没有理由做他的官了。大概孔子认为出公辄既受他祖母卫灵公夫人南子之命而立，即使把父亲排斥在国外，也是不影响他的君位"名分"的。在当时，"父子"关系是从属于"君臣"关系的。因为当时卫君辄既已受祖母命继承了君位，即使把父亲排斥在国外，为了平息国内外不好的舆论，首先就需要"正名"，即肯定卫君辄的君位"名分"是合乎"礼"的。大概孔子提出"正名"的政治背景就是如此。孔子没有明言，于路可能没有猜透，所以提出怀疑，引起老师训斥并发表了上述一大段议论。于是孔子在其"忠君尊王"的名分思想指导下，也就真正心安理得地做了卫君辄的"公养之仕"了①。孔子是想做事的人，仅仅被"公养"是违背他的愿望的。但卫出公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就把精力用在教学和治学上。虽然这方面缺乏正面记载，观其一贯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策励自己的精神，这一时期肯定在治学、教学上是有成绩的。

②司马迁《史记·卫世家》："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即孝公--引者）。"虽然卫灵公遗命是立幼子郢，但郢又让位于逃亡在外的太子蒯之子辄（灵公孙），这样转了一个弯，大概也就算王位身份合法了。①（孟子·万章下》："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见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礼遇"和"公养"，其实差别很小。

（四）结束流浪，回到鲁国

孔子弟子如冉有、子贡，樊迟等都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国去。早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国时，鲁季桓子死去，他曾命其子季康子一定要把孔子请回鲁国。又过了几年，冉有做了季氏宰。哀公十一年春，齐攻鲁，四十一岁的冉有率领鲁军战败了齐军。冉有告诉季康子，他的军事才能是向孔子学的，并力劝季康子礼聘孔子回鲁。这时卫国的大夫孔文子要攻打另一大夫太叔疾，问策于孔子，孔子说，他曾学过文事，没有学过武事，立即叫人驾车准备离开。文子连忙劝阻，赔礼道歉。孔子正在犹豫，适值鲁国季康子听了冉有的话，派人以厚礼来聘请孔子，于是孔子回鲁。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97一前484），孔子离开祖国，在外到处奔走了十四年，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在到处碰壁之后，结束了流浪生活，现在又回到了鲁国。时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