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评传》：从三十而立至仕鲁之前，直击成就

孔子自己说："三十而立。"就是说，他在一生学习的道路上，从十五岁立志于学，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已打下了坚固基础。尔后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等等，他所描述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的不同境界，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固基础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和提高的结果。这个基础对孔子一生的事业，一生的为人处世和教学活动（施教、治学）、政治活动（为政），都是关键性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的。"立"的涵义就是通晓古今各种文献资料并联系当时的现实情况，从中抽象或概括出带条理性的原则思想（义或道），达到"一以贯之"①的地步。孔子"三十而立"的时候，这些"一以贯之"的原则思想大概基本上就已经确立了。上面已经讲过，孔子三十岁左右就不仅通晓了原来意义上一般贵族未必都能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进一步通晓了贵族必须掌握的全部高级的"六艺"，即汉以后尊为"六经"的"六艺"，也就是汉朝的贾谊所说的"《书》、《诗》、《易》、《春秋》、《礼》、《乐》??谓之'六艺'"②和《庄子》上所说的"??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③。这里"六艺"和"六经"是一个东西，把"六艺"叫做"六经"，是汉朝把"六艺"当作六门经典而尊称之意，大概当时以高级"六艺"为代表的古代文献，孔子都已通晓。

当时孔子一方面通晓以"六艺"为代表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一方面又观察了当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政治的。社会的动乱情况，经过思考，加以概括，逐渐形成了自己立身处世和观察。解决当时各种问题的，以西周文物典章为典范的。带复古性而又有所发展的原则思想。这些原则思想主要可归纳为如下诸点：

（一）确立了以"仁"为内容。

以"礼"为形式，即内容与形式相结合而又以"仁"为主导的反映了突出尊卑贵贱等级的封建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整套伦理观。政治观和社会观。其中固然有一定的带人民性。民主性的进步因素（如"泛爱众"思想等），但立足点是维护封建贵族统治秩序。孔子从维护封建秩序出发，幻想有所改革而实际则有利于巩固封建贵族统治的一切保守思想的总根子就在这里（这问题后面将专门评述）。

（二）确立了由上述基本思想产生的"忠君尊王"思想。

在孔子本来意①《论语·为政》。

①《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一以贯之"一语，陈景磐教授的解释很对，他说："所谓'一以贯之'，就是把见闻的知识归纳成为一个中心原则，成为一个思想体系，把全部知识贯穿起来。"（《孔子的教育思想》第69页）

②贾谊《新书·六术》。

③《庄子·天运》。《庄子》外杂篇多非庄子作品。《天运》盖出于后人之手。此处是把它作为汉朝人的话引用的，因为正式把"六艺"称"六经"是从汉朝开始的。

义上的"忠君尊王"思想，是有条件的，即君要像君（君君），臣要像臣（臣臣），君要"使臣以礼"、"节用而爱人"，然后臣则"事君以忠"，这是宗法等级制封建社会条件下所可能产生的带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力求实现一个由"圣君"、"贤臣"、"良民"组成的封建社会的"和谐"的"太平盛世"。孔子的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可爱"的幻想。历代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代表──君王，把孔子本来是有条件的"忠君尊王"思想变成无条件的"忠君尊王"思想（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一定意义上是从这个思想演变而来的），并利用孔子的威望，歪曲宣扬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将这一思想作为无条件卫护君王尊严不可侵犯的理论根据，以巩固自己的封建腐朽统治。于是标榜尊孔，以至把孔子奉为"素王"，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至圣先师"①等等。为了把孔子的幽灵变成更加有利于引起人们敬畏膜拜的形象，历代王朝不断地竞相扩建"三孔"①，伪装和"抬高"孔子，把孔子本来的形象打扮得面目全非，把真孔子变成了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当然，孔子思想中一贯维护封建秩序现状的保守性，把希望寄托在贤明君王身上，甚至把"君王"和"天命"。"圣人"三者相并列，而提出"畏大命，畏大人（君王），畏圣人之言"的人人都应遵循的"三畏"思想，这又确为历代封建王朝借以维护专制统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理论依据。于是，现实世界中荒淫无耻的昏王。庸君和孔子思想中的"圣君"、"明王"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孔子自己一生政治生活中到处碰壁的悲剧结果。

（三）确立了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的"中庸"思想。

用现代语言说，即既要反对左（"过"）。

又要反对右（"不及"）而选择合于情理的正常（中庸）道路的思想。当然，"中庸"思想和庸俗的折衷主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信奉折衷主义的人就是孔子所最痛恨的"乡愿"①，是孔子所不取的。

（四）确立了既要能坚定地按道理办事，又要能在不违反道理的根本前提下权衡轻重得失而随机应变，即把"道"与"权"变通运用的思想②。

用现代语言讲，就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①王充《论衡·超奇》中说："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代君王立法，行君王之道，而无君王之位，故称"素王"。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正式把孔子封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又改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改"王"为"师".封孔子为"至圣先师"。

①"三孔"即山东省曲阜市的孔林（孔子墓）、孔庙和孔府。孔子陵墓开始占地约一百市亩（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冢大一顷。"），历代帝王扩大，至清末达二千九百四十一点九亩。孔庙是在孔子死后不久，鲁哀公把原来孔子和弟子所住房舍改为祭祀孔子的祠庙。历代帝王不断扩建，占地三百二十七点五亩，房屋四百六十六间。孔府为孔子嫡传后代"衍圣公"的住宅，现占地二百四十亩，房屋四百六十三间，俨然是王公府邸了。孔府不仅是历代封建王朝尊孔的象征，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大官僚、大庄园地主（拥有耕地三十六万亩）。有了"三孔"，孔子本来的"布衣"面貌（即平民面貌）消失了，而成为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乔装打扮得俨然像帝王一样来骗人吓人的假孔子了。①《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说的"乡愿"，盂子解释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折衷主义地、毫无原则地讨好各方的"好好先生"。《论语》作"愿"，《孟子》作"原"，义同。

灵活性的思想，大概他晚年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的运用这种策略思想的境界。

这一思想是值得好好推敲的。至今仍闪耀着光芒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五）确立了坚信自己的信念（道）必胜，在任何艰难困苦安危成败的情况下都不动摇的思想。

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③八个字。他一生的行动和实践，都证明了他是这样做的。因为他自己对"道"有必胜信念，所以才能表现出那样豪迈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主义风貌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英雄气概。中国历史上许多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当代为中国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无数先烈，正是在各自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优良传统，具体地表现了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当然，孔子毕竟是两千余年前封建社会的人物，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如上面所说那样，至今还闪耀着人类智慧的浩气和光芒，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但就在这同一思想中，除了积极方面外，同时也还有消极的方面。例如在上面所引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后，孔子接着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①这几句话难道不是把不避艰险安危、勇往直前地去贯彻"守死善道"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豪迈气概削弱了，而代之以"明哲保身"的一定意义上带有消极的东西了吗？当然，"危邦"如何"人"，"乱邦"如何"居"，该不该"人"和"居"，其间利弊得失，应从原则上（道）有无必要的大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害关系的小局出发，加以考虑，避免轻举妄动（勇而无谋），是非常必要的。但决不能笼统地（无条件地）提出"不入"、"不居"和"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封建社会中开明知识分子（士）的"明哲保身"的消极东西，在孔子当时也许是应该谅解的，在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取的和应该排除的消极方面的因素了。

（六）确立了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孔子评传命"①的不彻底的近乎二元论的"大道"观（自然观、宇宙观）。(www.xing528.com)

这在当时迷信盛行的情况下虽很不彻底，也还是有②《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为有的人可和他一道学习，但未必可和他一道按道理办事；有的人可和他一道按道理办事，但未必可和他一道坚持不变；有的人可和他一道坚持不变，但未必可和他一道权衡轻重而随机应变。清阮元认为这几句话的次序可能"传写错倒".应该说"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把原六句缩改为四句，与原文略异而义俱通（详见台湾省商务印书馆王书林著《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下册第240页）。③《论语·泰伯》。

①《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①孔子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命的矛盾思想，表现在下列文句中：1."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平时不讲怪异鬼神之类的事，说明他不迷信这类事。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日：'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这说明他对祭祀很认真，要求很严。3."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就是说，得罪了天老爷，什么祷告也是无用的。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把"畏天命"和"畏大人"（大人泛指在上之人，主要指君王），"畏圣人之言"并列而居首，仿佛已把"天命"看作主宰祸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了。这正是对主宰人间祸福的那种所谓"天命"虽持怀疑态度，但反对仍不彻底的表现。一定进步意义的。以上所列六点，仅就其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方面而言。所引论据，也不限于孔子三十岁时文献。理由很简单，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很强。"三十而立"的基础和后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引用若干必要的后来的材料，对加强理解"而立"时所确立的基础，是有好处的。把孔子的"而立"综合归纳为上述六点，是非常必要的，是符合孔子的具体情况和他自己所作的"自我鉴定"的。这里不存在"过高"的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凡人类历史上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多是在"而立"之年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难道不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吗？何况孔子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突出的人物呢！以上六点只是提纲式地列出，未作详细评述，因为下面有关章节还要谈到。孔子既然有了这个基础，就给他后来的为人、从事教学活动（施教、治学）和政治活动（为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他一生的精力大都消耗在教学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两个方面，而在他来讲，这两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从事教学活动时不忘政治，从事政治活动时不忘教学。历史的、社会的诸条件的制约，使他在教学活动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成就。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设较大规模私学的伟大教育家。关于他在教学活动方面的详细情况，另有专章评述，这里从略。

孔子从"而立"之年一直到"仕鲁"为大司寇之前，在这漫长的一二十年间，其所作所为，史传留下的记载很少。正如崔述所说，孔子"自为司寇以后，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于后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①。所以，现在只能将孔子初仕鲁作中都宰以前的十余年问较大的两件事，简述如下：

（一）孔子三十五岁（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

因为鲁国内乱而适齐。

内乱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由来已久的鲁国公室衰微、世卿专横、政在季氏的局面，这使鲁昭公不得不想方设法削弱以至铲除季平子，以恢复公室权力。近因是这年夏天，恰好由于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鄙昭伯两家斗鸡而引起纠纷，鲁昭公就利用这一矛盾，支持氏，抑制季氏，并一直发展到联络氏和另一贵族臧昭伯秘密策划，在同年秋天出兵围困季平子。就这样在远因。近因鼓荡下，昭公和季氏的斗争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局，要看另外两个世卿──叔孙氏和孟孙氏站在哪边。开始叔孙氏和孔子评传家臣商量采取什么态度时，家臣们都认为"如果灭了季氏，我们叔孙氏也就不存在了"①。于是叔孙氏立即发兵援救季平子。正在观望的孟孙氏看到叔孙氏已起兵救季氏，自己也就决定响应，并将鲁昭公派去联络的鄙昭伯杀死，以示决心。这样，加上其他因素（如内部不团结等），鲁昭公大败，被迫逃亡齐国。这就是史称"斗鸡之变"的始未。在鲁国这种乱哄哄的内乱局面中，孔子离鲁适齐。大概孔子在齐住了两年左右，即自昭公二十五年冬适齐至二十七年返鲁。在齐期间，有三件事可述：一是"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②。大概高昭子是一个名声不大好的齐国贵族③，孔子为了通过他去接近齐景公，①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之一。

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孙氏和家臣商量，首先问："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③崔述《洙泗考信录》："《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竟然去做他的家臣，后世儒者认为这是对孔子的诬蔑，好像孔子既是圣人，决不可能做这种事。例如梁玉绳就说："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④"为家臣"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反对者也提不出确证，只凭"讳圣"的主观臆想在那里嚷嚷而已。钱穆认为："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不得辄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⑤这是颇为公道的评断。

二是和齐国的乐官（太师）谈论音乐。听了虞舜传下来的名为《韶》的古乐，并学着奏唱，专心致志，以至接连三个月食肉而不知肉味①。可见孔子这时对古代音乐不仅很有兴趣，而且已很有研究了。三是和齐景公讨论政治问题。据说孔子有两次有名的言论。一次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次是"政在节财"②。这两次讨论，颇得齐景公的赞赏，齐景公想用他，并想把尼豁地方的田封给他③，使他做一个领有采邑的齐国贵族。可是由于晏婴的反对④，景公打消了这个想法，而且从此对他很冷淡，加上齐大夫有意加害孔子，孔子只好"反（返）乎鲁"了。而且因为处境危险，竟"接浙而行"⑤，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饭即提起来一面走路一面滤十，可见是走得非常仓促的。时孔子年三十六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前孔子评传515年）。（二）孔子和阳虎的一幕趣剧性的会见。关于阳虎其人，本章第二节《幼年在贫贱中成长》曾提到过，他作为季氏家臣，曾以"狐假虎威"的姿态，拒绝了十七岁的孔子到季氏家赴宴。过了三十年即鲁定公五年①，当时鲁国执政的季平子死了，阳虎便把嗣立的继承季平子执政的季桓子囚禁起来，威逼季桓子屈服后才放了他②。当时鲁国的政治局面是，公室鲁定公的权操纵在世卿季氏手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卷之一）

④梁玉绳《史记志疑》。

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9页。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这和《论语·述而》所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下知肉味，曰：'下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是一回事。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景公说（悦），将欲以尼田封孔子。"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崔述认为："此言出于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崔述的评论，从考证角度看，是值得参考的。

⑤《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浙而行。"赵歧注："浙，渍米也。不及炊。避恶亟也。"浙，淘米或淘过的米；接，提起。

①自孔子十七岁（鲁昭公十七年，前535年）腰经赴季氏宴被阳虎斥退，至阳虎擅权囚季桓子这年（定公五年，前505年），恰三十年，时孔子年四十七岁。

②《左传·定公五年》："九月，??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史记·鲁世家》："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史记·孔子世家》："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即家臣，此指阳虎--作者）执国政，??"中，世卿季氏的权操纵在家臣阳虎手中，即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就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因为当时孔子的声望已很高，阳虎既处于"陪臣执国命"的重要地位，很想巴结拉拢孔子，借孔子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多次要求见孔子，都被孔子婉拒了。阳虎没法，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利用当时通行的礼俗以便与孔子见面。该礼俗为：凡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因为士不在家而未能亲受，这个士就必需亲自到大夫家登门拜谢③。于是阳虎便在孔子不在家时将一个蒸熟了的小猪送给孔子，使孔子不得不到他家来道谢。孔子针对阳虎的意图，在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去道谢，可是恰巧在路上遇见了。阳虎对孔子说："来吧！我有话和你说。"孔子不答。阳虎又说："自己有德有才，而听任国事迷茫，这样的人能算是仁人吗？"他自己接口又说："怕不能算是仁人吧！自己很想出仕做事，而又屡失时机，这样的人能算智者吗？怕不能算是智者吧！时光一天天过去，岁月是不会等待你啊！"孔子这才说："我是打算要出仕的。"①这一幕趣剧性的意外会见，就这样结束了。但事后孔于终于坚持自己原则性信念，没有轻易在阳虎当权时出仕。因为"陪臣执国命"，鲁国政局很混乱，所以"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②。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孔子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和在他办的私学里从事教学了。从三十多岁以后直到出仕任中都宰（五十一岁）这二十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是他的思想、学问和品德上在"立"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亦即像他自己所说的由"三十而立"，进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境界的过程。这为他尔后从政、从教、治学获得成就提供了更成熟的条件。学无止境，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上继续不断发展提高是永无止境的。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三十岁左右必须努力打下基础（"三十而立"），而无论是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凡是出色的思想家、政治家。孔子评传科学家、教育家等等，都必然在三十岁左右就在各自学习的不同领域内打下了坚实基础。孔子不过是他那个时代──封建时代向我们提供的一个例证罢了。

③《孟子·滕文公下》："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①《论语·阳货》："阳货《即阳虎--作者）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