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是呈阶段性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自身运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对突出的、主要的社会问题，围绕这些社会问题的形成与解决，不仅包括政权、政策等在内的上层建筑会发生相应的变革与调整，而且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从而使这一历史时期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成为一个时代。那么，在一定时代，围绕主要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便是时代精神和社会心态。比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感伤与愤怒同在的保家卫国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心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政治斗争和刚强为主要内容的“英雄主义”时代精神和社会心态；“文革”时代走向极端的阶级斗争精神和狂热心态等。普列汉诺夫就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层次，他的“社会心理”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时代精神。普氏认为：“要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2]
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普列汉诺夫上面的话，同时说明了文学与时代精神、社会心态的密切关系。事实正是这样，时代精神与时代的文学总是呈现出相互影响、双向建构的关系。简言之，时代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传达着时代的心声，并为时代精神推波助澜。具体表现如下：
1．时代精神从创作的主、客体两方面影响文学，从而使文学成为时代的心声，表现出时代性 事实上，文学的题材，即文学所写的人和事，总是呈现出时代性，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身上，总是表现出时代的特征；作品中表现出的作家的审美感受，包括思想、情感、理想也总是带有时代气息。比如我们正是从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五四”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中，看到了阿Q、九斤老太、七斤、觉新、觉慧等具有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听到了那个时代要解放、要科学、要民主的时代强音。1976年，当“文革”时代尚未结束时，“四五”天安门诗歌就喊出了要变革的心声，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至于那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则既表现出题材来源时代的时代性，又表现出作家所处的时代性，一般总是后者超过了前者。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有人批评它说：其中的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尚神仙太神，李自成的军事思想很像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其实，正是作品产生年代“写英雄，唱英雄”的时代精神使然。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根源在于作家、读者、题材具有时代性。(www.xing528.com)
首先，作家具有时代性。作家是社会的成员，其个体心理受到时代的制约和社会心理的感染。作家作为文化人，还常常成为社会的精英，自觉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时代的喉舌，及时敏锐地把握时代新出现的主要问题，喊出时代的心声。
其次，读者要求文学具有时代性。文学不可能拒绝亿万人民的心声。一个时代所弥漫的社会心态，包括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愿望等，总会作为一种欣赏期待和欣赏舆论，通过某些作品的热销或冷遇，通过文学批评，间接和直接呼唤文学艺术关注时代的社会问题，传达时代的心声。
再次，作品题材和形象原型的心理具有时代性。群众的个性心理和打着时代烙印的性格行为，是作家塑造人物的基础，从而使作品的人物形象具有了时代特点，使作品表现出时代性。正如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说：“剧中人物的心理在我们心目中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或者至少整个社会阶层的心理，因而个别人物心灵中发生的过程就是历史运动的反映。”
2．文学通过影响读者，对社会心态、时代精神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本身是一种社会舆论，它在审美之中，对于潜移默化读者与听众的情感与心灵，对于推动某种社会心态的蔓延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各个时代的文学概莫能外。且不说“五四”新文学对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的宣传与推动，单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历史阶段就会一目了然——从“伤痕文学”中流露出的抚摸伤痛而哀伤的情调，到“反思文学”表现出的历史思考，再到“寻根文学”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伤感、无奈，直到“新写实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平民反讽意识，既是各自历史时期社会心态的反映，又有力地影响了各自时代的社会心态的发展。正因此，历来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对时代心声的宣导和影响。
三、文学时代性的意义
文学的时代性既是其历史的必然，又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既作为一种渠道，使时代的心声得到了传导，又使文学史呈现出时代互异、五彩缤纷的特点。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是这一特点的表现。文学的时代性更在文学中永远“记录”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与时代心态，使后人从文学中反观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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