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为何文学被视为贱？

第一节　文学之“贱”

每每在文学被政治掠夺之后，人们总是讨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话题，但是，这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人们总是埋怨政治束缚文学，而在笔者看来，却恰恰相反，即常常不是政治首先干预文学，而是文学首先干预政治。而一旦遇到政治反动黑暗时，文学就“灰溜溜的”，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有人说文学“贱”。

一、曾有的经验与教训

1．把文学当做政治的工具　中国历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即把文学当成宣传政治、道德教化的工具。这种工具论在教化方面起过作用，但也为历史上的“文字狱”提供了理论根据。到了20世纪中叶，又把文艺与政治看成从属关系，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在政治清明、政治与人民保持血肉般和谐关系的解放区与50年代初，以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解放为基础，文学与政治结盟，文学获得了很大发展，也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在后来，尤其到了“文革”中，政治走向左倾极端，以“服务”为口号，把文学拴上了自己的战车。一方面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把绝大多数作家与作品打入了冷宫；另一方面，把文学变成了无限扩大了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弄得文苑一片凋零。当时人们戏称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作为精神食粮。其他少得可怜的文艺之“花”，也尽是些有关阶级与路线斗争的胡编乱造。更有甚者，出现了以电影《春苗》为代表的阴谋文学，含沙射影，为篡党夺权服务。有人气愤地称这种政治与文艺是嫖客和婊子的关系。“文革”结束后，这种极端的政治论文艺学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与否定。可见，绝不能把文学当做政治的工具。道理在于，从理论看，文学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是平等的姊妹关系，不存在谁为谁服务的问题。从实践看，“文学为政治服务”，常成为文字狱的理论基础，有害于文学事业。

2．否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因为物极必反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缘故，当人们批判了极端的政治论文艺学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文艺的政治维度，否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艺现象的方法与价值，宣布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文学应当远离政治，政治也别干涉文学，企图割断二者的关系。事实上，文学的政治维度永远不可能割断。就是在当代西方，经历了20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艺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主义文艺学发展之后，到了中、下叶，政治论文艺学又再度复兴。福柯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中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控制问题的关注等等，都将政治视角放在首位。

以上可见，要想使文学及文艺学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而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两种观点。那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呢？

二、政治与文学是相互干预、相互影响的关系

1．文学干预政治、影响政治　首先，文学干预政治。历史上，每当政治迫害文学时，总是有人高喊，要文学脱离政治。但实际上，往往不是政治首先关心、干预文学，而是文学首先关心、干预政治，有人因此说文学“贱”，的确是实话。其原因在于，文学是表达生活感受的工具，而生活中无处不渗透着政治，文学就必然要感受政治，评判政治。事实上，就世界文学史来看，古今中外的文学，总是关心政治、干预政治。大多要求政治清明，顾及百姓，从而揭露反动政治，呼唤和歌颂开明政治。当然，也有少数文学为反动政治摇旗呐喊，为平庸政治歌功颂德。但是，关心政治，评判政治，一直是热血文人的命定选择。且不说一身而兼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曹操、欧阳修、王安石，不说前塞内加尔总统兼著名诗人桑戈尔，捷克前总统兼剧作家哈维尔等，他们或用文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用文学抨击殖民主义罪恶，呼唤人性和嘲讽社会的不平。中外历来有更多的专职文学家投身于干预政治的文学活动中。鲁迅始终以独立的作家身份向黑暗政治进行着无情的批判。郭沫若等人热情地呼唤着新生的政治光明。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都对人中之“狼种”、奴性人格以及政治捉弄人、损害人，政治与人性恶，政治与媚俗等进行深入地思考。即使在中国的“新时期”，经过“文革”政治对文艺的迫害，人们厌倦了政治，高喊“文学就是文学”的语境下，许多作家仍然没能摆脱政治情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相继登场，都满含着对不同政治的参与、呼唤或批判、嘲弄。总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文学就不会终结干预政治的职能。

其次，文学影响政治。文学的干预政治，会对一定政治起到不可小觑的帮助或消解的作用。文学通过对包含着政治内容的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通过对作者政治态度、政治见解的审美表现，以生动的审美画面让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真切的感受和理解，或者激起人们对现存政治的浓厚兴趣和赞赏之情，或者引发对现存政治的怀疑与反抗，或者引起对新的政治理想的憧憬与追求，或者鼓舞人们为建立进步的政治制度而奋斗，从而对特定政治产生影响，或者帮助它，或者消解它。列宁之所以称赞高尔基的《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就因为它对刚刚兴起的俄国革命发挥了强烈的政治鼓动作用。我国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也对粉碎“四人帮”集团、结束左倾政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经验来看，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它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和评判政治，因此，不仅可能对其作出认同性判断，也可能对其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是必要的和有进步意义的，如《飘》对南北战争的谴责。所以，它常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

2．政治干预文学，影响文学　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各个政治集团都有自己的文艺政策、文化设施，对文学实行着方向、思想的指导和实际的管理，要求文学与自己保持一致，甚至为政治服务，起码不与政治唱反调。在非常时期，常实行更加严厉的措施，乃至大动干戈。历代的文字狱便是证明。由于政治的干预，就对文学造成很大影响。表现如下。

首先，一定时代的政治总是从正反两方面深刻地影响着该时代文学的内容与风貌。所谓正面影响，指该时代的政治使得文学认同性地表现了它。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一方面，统治阶级除了用文艺政策、方针、措施贯彻自己的政治与思想外，总是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呼唤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政治与作者的切身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许多作家总是自觉对政治发出的呼唤作出认同性的回答。于是，该时代的政治思想必然在该时代的文学中占主导地位。如封建时代文学中忠、孝、节、义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写英雄、唱英雄的主题，80年代文学中改革开放的主旋律，都是政治对文学正面影响的结果。所谓政治对文学的反面影响，指该时期的反动政治激发了作家的否定与批判行为。封建社会，李贽等人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独抒性灵，“五四”新文学中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色彩，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对官僚政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人性恶的揭露，就是当时黑暗政治反面影响文学的结果。(www.xing528.com)

其次，时代的政治深刻地影响着时代文艺事业的荣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上层建筑中独占鳌头。它一旦与政权结合起来，其力量会无与伦比。社会的一切便有可能操纵在它手里，因而它就深刻地影响着文艺的兴衰。一般而言，在政治清明、或者失控的时代，文学艺术会出现繁荣的局面；而在政治黑暗、专制的时代，文艺必然衰败。前者如古希腊的雅典时期，我国的盛唐时期，“五四”时期。后者如秦始皇一道焚书坑儒的政策，杀灭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艺。“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明证。

总之，政治干预影响文学，文学干预影响政治，二者永远有着不解之缘。值得指出的有三：

（1）政治对文艺的干预与影响远远大于文艺对政治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政治与文艺的姊妹关系中，政治是嫡长子，文艺是小妹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在上层建筑中独占鳌头。它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是文学艺术所望尘莫及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艺也可能有意无意、情愿或不情愿地成为其手段。所以，在非常时期，谁也难保文艺不会沦为政治的工具，这就是要看政治的性质和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素质了。比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不像80年代初及其以前那样呈现出“黏着”状态，作家、读者对文学成为政治意图和观念的载体不再持普遍赞赏、呼应的态度；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纯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

（2）政治与文学的互相影响，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尖锐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这时的文学家，不可能超然于斗争生活之外。而到了和平年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可能淡化，作家就更多关注政治以外的生活，这样，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就相对淡薄。

（3）世间的文学艺术并非都有政治性，如有些山水诗、花鸟画和以表现生活情趣为主的散文，因而不能一概以政治论之。

三、文学与政治不解之缘的根源

简言之，文学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根源在于作家、生活、政权都有政治性。有政治性的作家审美地感受与反映——反映有政治内容的社会生活，又受着一定政权的管理，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分而言之如下：

1．作为创作客体的社会生活总是包涵着一定的政治内容，必然要求作家对其作出审美的回答　政治是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命运的顺逆、生活的幸福与苦难、生活方式、行为心理都与政治关联。无论这种命运和生存状态是作家本人的还是他人的，都会成为作家审美感受的对象和内容，要求作家对其作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应答。

2．每个创作主体都有政治思想，其审美标准及其形成的各种生活感受，必然对一定政治作出应答　作家常是人类文化的精英，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的文艺事业也赋予了作家以关怀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使命。一个对人类的苦难与幸福，对社会的发展与停滞，对正义与邪恶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并对特定的政治作出或认同、或反对的评判和感情的反应，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作家作品大都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政治理想，这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保证。实践说明，作家关心政治，往往会造就其与人类共命运、即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使得他们的作品或者给人以气势恢弘之感，或者因充满忧患意识而给人以深沉之感，从而可能成为流芳百世的名作佳篇。这种创作经验，也鼓励了后来的作家执著于政治视角，加强与释放自己的政治情结。

3．特定的政治总要求文学与自己保持一致，通过政权、政策、思想等对文学施加影响，使得文学带上了政治色彩　统治阶级总是通过文艺政策、文艺评论、甚至法律武器等多种方式把自己的政治及思想灌输给社会，甚至直接要求文学对其作出认同性应答。由于政治的强大地位，使得文学很难脱离它。虽然有些作家对某一种政治采取逃避和漠视的态度，这却正好表现出另一种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