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桩公案:梁代诗人王籍写过“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名句,历来传为佳话。到了宋代,王安石在一首诗中,将该句点化成“一鸟不鸣山更幽”。据说,王自己很得意,但他的朋友、大诗人黄庭坚却不以为然,当面讥笑王安石“点金成铁”,王安石没有争辩。后来,不少人同意了黄庭坚的意见。直到20世纪末,还有人在《科技日报》上撰文,为黄庭坚的结论提供理论依据,并以嘲讽的口吻作结:“想不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写诗妙手,一时竟成了点金成铁的好手。”[29]
真的是王安石点金成铁了,还是别的?这里,不仅仅是对一句诗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价诗句的原则与标准问题。因而也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
批评王安石的人,从动与静相互衬托的原理出发,认为王安石的“一鸟不鸣”显不出静,而“唯有鸟鸣婉转,方知人迹不到,才显得山更幽深,林更寂静”。[30]显然,在这些人看来,更静才更美,因而只有写出静的境界,才是好诗句。其实,这种审美标准是片面的,这种只看诗句是否写出了美景的论诗方法更是危险的。
不可否认,王籍的“鸟鸣山更幽”所勾画的境界是很美好的。但要指出的是,第一,它的美其实不在于“更寂静”。论静,它是不及“一鸟不鸣”的境界的。你想,连一声鸟叫也没有,还不静么?其二,更静也不等于更美,这便是作为美学范畴的“幽静”和“寂静”的区别。幽静,是一种没有嘈杂、喧闹,只有大自然的生机与人相伴的幽雅境界,正像山林幽深,时有鸟鸣那样。进入这样的境界,人会感到一种超脱了尘世的喧闹与嘈杂,回归到大自然的轻松与喜悦,感到一种清静之美。但寂静就不同了。物极必反,一个环境,一旦静到了没有一点儿声息,那就成了死寂。诚如一座一鸟不鸣的荒山野岭。进入这样的死寂境界,人只能感到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和死一般的寂寞,自然是无美感可言的。可见,如果孤立地看单个诗句,而且以是否写出了幽雅之境为标准,当然是“鸟鸣山更幽”的句子好了。(www.xing528.com)
但是,艺术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自然美固然可以成为艺术美,自然丑也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美。这就涉及到诗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诗人写诗离不开写景。但是,写景却不是目的。景物常常只是作为载体,借以传达诗人特定的生活感受,这即常言的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于是,诗人既可以借美景抒发喜悦、热爱之情,也可以借丑景传达凄苦、孤独的心境。后者,李煜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可见,评诗时,不能孤立地看单个诗句是否写出了美景,而要看它是否借特定的景物准确地传达出作者所要传达的生活感受。譬如“鸟鸣山更幽”这类写出了美景的诗句,只要用来传达喜悦兴奋之情,当然是妙辞佳语,但如果有人用这类句子传达悲苦之情,那就难见其妙了。同理,“一鸟不鸣山更幽”这类写出死寂般丑景的诗句,如果是用来传达喜悦之情,当然会适得其反;但是,倘若用来传达寂寞、孤独、失落的生活感受,岂不是恰到好处吗?可见,那种离开全诗的主旨,孤立地评价单个诗句的方法,那种认为只有写出美景才是好诗好句的标准,以至那种在艺术美与自然美之间画等号的出发点,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都是不可取的。用这样的标准和方法评诗,自然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是应该知人论世,联系全诗,看诗句是否很好地传达了诗人所要传达的情感。
王籍曾任余杭县令等职,长期过着宦游的生活,远离妻子儿女,又经历了齐梁两代的升迁沉浮,终于厌倦了官场你争我斗与尔虞我诈。在一次赴会稽的途中,他置身于沿途恬静幽雅的清山秀水之中,顿生解甲归田、返璞归真之感。于是写下了五律《入若耶溪》:“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明确表达了对幽静田园生活的向往。其中,“鸟鸣山更幽”一句,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超脱官场嘈杂,回归于大自然的欣喜之情,不愧为千古名句。也可见,“鸟鸣山更幽”的妙处,不主要在于它本身勾画的景物美,而主要地在于它与诗情的契合。
政治家王安石就不同了。他一生执著于政治,执著于改革。两次罢相,改革失败以后,他回到了钟山旧居,却难以甘心。同时,在炎凉的世态中,当年的宾朋满座、门庭若市,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于是,常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寂寞与失落。其时写下的《钟山绝句》,表达的正是这种心境:“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涧水不是欢唱,而是默默无语。花草即使有“柔”,也不属于自己,而远在“竹西”。自己所拥有的,只是面对茅屋,呆坐终日,全然一派“有花亦自只愁予”的孤寂情态。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其中的“一鸟不鸣山更幽”等于说:“一个人也不来,我更寂寞”,从而准确地传达了这位失败了的政治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寂寞心境,很能引人同情。因而,同样是好诗好句。是他化用前人诗句,创造了另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意境,一种能引起失意者共鸣的艺术美,是化金饰为金杯,是点金成金,而绝非点金成铁,不愧是诗家妙手。
黄庭坚虽然也是大诗人,但他“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歌主张,形式主义严重。加上他当时年轻气盛,政治生活上尚一马坦途,所以,评价王安石上述诗时,不能体察王安石失意的心境,只着眼于单个诗句所勾画的景物,这是不难理解的。而今天的人,竟然同意了他的片面之见,关键在于混淆了艺术美与自然美的界限,忘记了诗句与诗意的关系,不懂得自然丑也可以变成艺术美的做诗原则。至于王安石没有当面驳斥小他二十多岁的忘年之交黄庭坚,更加证明了王安石的虚怀若谷及他对下述规律的坚信:艺术的优劣,后人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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