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生活感受的张力场：成功的创作原则

第四节　创作原则

创作原则指作家创作时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也是创作成功的基本保障之一。遵从了创作原则，创作就有可能成功，反之必然失败。创作原则又可分为通用创作原则和非通用创作原则。通用创作原则指一切创作都必须遵从的原则。非通用原则指某一流派、某一些作家遵从的原则，如浪漫主义的表现自我、向往大自然；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等等。这里谈谈通用创作原则，要者如下。

一、从生活出发，反对概念化和无病呻吟。

1．创作应从生活出发，反对概念化与无病呻吟　文学是表达生活感受的世界，生活感受只能来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文学创作应从生活出发，即作家深入生活，从中获得社会人生的审美感受和材料，然后进行创作。

与之相反的是“概念化”。所谓概念化，又称观念的图解，指作家从一种思想观念出发，而又缺乏相关的生活感受与材料，便进行编造，编一个故事来演绎那个思想概念。如同许多小学生作文时，为了演绎“拾金不昧”的概念而编造某某捡钱包交公，为了演绎“乐于助人”而编造某某帮老大爷推车一样。这样创作，肯定难成佳作。作家刘绍棠有过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他曾经写过两篇失败的小说《地母》和《起来行》，就是从“人民如同大地，是干部的母亲”等观念出发，而又没有相关的生活感受与体验，结果小说成了“一出傀儡戏”。而《芳草满天涯》《蒲柳人家》完全相反。激发他创作的不是某一现成的概念与主题，而是真实的生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在总结这段创作经历时写道：“我的看法，创作的欲望，必须来自生活中具体人物性格的激发，而不是出于图解概念。不仅不能图解政治的政策的概念，也包括不能图解一切抽象的概念，例如，图解‘伤痕’，图解‘干预生活’，图解‘历史的教训’，图解高尚的情操，图解伟大的精神，图解社会主义新人和创业者的形象。”^[13]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个作家有相关的生活感受积累，原没有想写，而某一天偶然得到这个题目，产生灵感，唤起记忆中的感受；或者得到一个题目，然后深入地体验与感受相关的生活，最后再写，这两种情况不能算作概念化。

所谓“无病呻吟”是指本来没有那样的情思，而装腔作势，东施效颦，抒发一通。结果由于不是真情实感，让人觉得做作虚假。实践说明，无病呻吟，既是创作的大敌，也是没有生活的结果。对此，辛弃疾有深切的体会。他赋词曰：“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2．社会生活在创作中的功能与意义　为什么我们强调创作应从生活出发呢？因为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生活使作家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创作所需的生活感受与题材。社会生活是无比丰富的，其中的人和事，有的美，有的丑，有的高尚，有的卑鄙，有的真诚，有的虚伪。而且旧的灭亡了，新的又出现了。它们为文学创作提供着取之不尽的审美对象，使一代一代的作家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创作所需的生活感受，保证了文学创作的层出不穷。正是有了冬去春来，四季更迭，才使作家“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有了封建家庭的衰落，及其不同性格与命运的挣扎，才使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巴金写出了《家》，曹禺写出了《雷雨》，而又互不雷同。

其次，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使艺术形象的千姿百态成为可能。文学创作，最忌雷同，最忌千人一面。而在现实生活中，现象比本质更丰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结构，存在方式，习性秉赋，外在风貌。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过程与内涵。即使本质相同或相近，表现形式也会千姿百态。比如，同是优美，西湖之美，不同于漓江之美；同是壮美，黄继光的壮举不同于董存瑞。社会生活这种丰富多彩的现象与独特个性，为文学形象的创造提供了参照系，使其千姿百态与各具特征成为可能。

再次，生活的审美属性制约并保证着文学的艺术真实。社会生活中各种人和事物有着自己的审美本质。它们成为审美对象时，要求作家必须尊重对象固有的审美性质，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即不能把美写成丑，把善写成恶，把不幸写成美好，把崇高写成卑下等等。创作实践说明，作家重视对对象审美性质的研究，有利于创作，有利于艺术真实的实现。例如，托尔斯泰从宗法立场对妇女的偏见出发，原打算把安娜·卡列尼娜写成一个堕落的女人，可是，经过深入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却发现这类女人常是有错也有苦的值得同情的人，最终尊重生活实际，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把她写成了一个性格复杂的艺术典型。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美就是生活美的照抄，就不能改造和虚构，而是说，当作家感受生活时，未来作品中的艺术美就具备了与生活美大体一致的走向。这种生活的审美属性对创作的制约，既是对作家的限制，又给艺术创作提供了参照系，有利于艺术真实的实现。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社会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不断变化的。生活有主流，也有支流。文学家审美感受的触角应该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人民永远是生活的主角，时代之风云变幻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文学创作从生活出发，作家应该首先真诚地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关注广大人民的命运及生存状态，向他们赋以特别的深情。

二、追求真实

1．创作要追求真实（“真实”的意义）　真实对于创作是十分重要的。常言，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因为只有真实，才能正确揭示社会人生的真谛，才能唤起读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回味，使作品产生吸引力；才能增进读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唤起改造生活的勇气，因而作品才有战斗力。否则，不仅歪曲了生活，对人无所裨益，而且会因虚假使读者生厌。欣赏经验表明，文学史上那些优秀作品，总是因为对社会人生的本质作出真实而深入的揭示，从而深深地打动着读者。鲁迅的《阿Q正传》，因为深刻地挖掘了国民的劣根性，真实到使不少官僚绅士以为指的是自己的癞疮疤而惶恐万状。一般的国人也会因在《阿Q正传》《风波》《故乡》等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真实灵魂而汗颜。相反，作品别说通篇虚情假语，就是一个细节，一通对话，一旦不符合生活本质，也会让读者、观众感到虚假做作，产生厌恶之情，甚至身上起鸡皮疙瘩。

事实上，真实性问题广泛地存在于一切文学创作之中，即有的作品真实，有的作品虚假；有的作品真实性高，有的作品真实性低。也可见，“真实性”是一个人们用来衡量文学真实程度的概念，它指作品所写符合生活本质与自身逻辑的程度。作品中这种程度高，真实性就高；反之则低。前者如优秀作品，后者如一些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阿谀逢迎之作。

那么，怎样才算文学真实呢？

2．文学真实是艺术真实　与真实相关的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生活真实，一个是艺术真实。生活真实即生活中实有的人和事。其特点是较为复杂，虽然包含着美丑，但美丑并不分明。即有的现象虽然与本质相统一，但本质的美丑显现得不够充分；有的干脆本质被现象、被假象所掩盖，因而，审美价值尚待开发。所以，生活真实只能是文学真实的基础和材料，而不是文学艺术所要求的真实。

文学艺术要求的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就是文学真实。艺术真实是包含了作家主观感受的符合生活的本质及自身发展逻辑的真实，它剥去了生活真实的芜杂，美丑更分明，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感受。具体如下。

（1）艺术真实是符合生活的本质与自身发展逻辑的真实。它在现象上可以酷似生活，也可以与生活大相径庭，但在本质上与生活的本质和自身的逻辑相符合。如狄德罗所说：“为了存真，哲学家说的话，应该符合事物的本质；诗人只求与他所塑造的性格相符合。”^[14]比如《荷花淀》里的水生嫂，《狱中杂记》中狱吏的腐败，他们从现象到本质、到自身发展的逻辑，都与生活相符合，自然属于艺术真实。而《西游记》中的孙大圣与众妖魔，他们在现象上与生活相悖，但其本质与生活的本质相符合，其性格事件的发展符合自身的逻辑，也不让人觉得虚假，属于艺术真实。与之相反，如果违背了生活的本质与自身的发展逻辑，现象上无论怎样酷似生活，也是虚假的。比如，《蛙女》写主人公从小离开娘，到14岁时才见到娘。这时，一下子扑到娘怀里，痛哭流涕。这就违背了生活常理而不真实，因为，生活中长大才见到娘的人，常常连“娘”都叫不出口，别说扑进娘怀。再如短篇小说《剪不断的红丝线》，前大半部作品中，女主人公有骨气的正直性格愈来愈得到加强与展示，但到了末尾，突然变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势利者，这就违背了自身性格发展的逻辑，因而失去了真实性。当然，不是说人物性格不能变，《水浒传》中林冲的性格前后就有很大的变化，但之所以不虚假，关键在于性格的变化符合自身发展的逻辑。正如朱光潜所说：“要审问一件事物在诗中是否真实，我们问：衡情度物，它是否应该如此？在作品完整的体系内，它与全部是否融贯一致？”^[15]事实上，作家只有严格遵循事物的本质与性格的逻辑，才能使描写对象获得艺术的真实。《毁灭》中，法捷耶夫最终改变了让美谛克自杀的当初计划，作家说：因为按逻辑，美谛克那样卑鄙、怯懦的人，“是没有力量自杀的”。中国古典艺术中有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说法，可以说，艺术真实更强调“神似”。

（2）艺术真实剥去了生活真实的芜杂，更简练，美丑更分明。凡卡式的童工在许多社会中都大量存在，《最后一课》所表达的亡国者的爱国之情在每一个被灭亡的国家和民族中都大量蔓延。小说《凡卡》和《最后一课》当然以这些实际的生活真实为材料，但小说所揭示的社会剥削制度的丑恶，小凡卡的甜真与可怜，韩麦尔先生、小佛朗士等人的爱国激情，肯定比生活真实分明得多，他们的表现也简练得多。

（3）艺术真实中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感受。艺术真实的根虽然扎在生活之中，但是，它是作家对艺术对象的本质的认识与发掘，因而，其中包含着作家的思想、情感与理想。正因此，同一客体，会因作家主体情思的不同而把握到不同的真实本质。比如，同是蝉鸣，在同名《咏蝉》的三首诗中，诗人把握到的真实本质就各不相同：在虞世南的笔下是高洁：“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在骆宾王的笔下是患难：“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在李商隐的诗中则是徒劳：“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同一客体，即使在同一主体的笔下，也会因心境的不同发掘出不同的真实本质，唤起不同的真实感受。比如杜甫赏花观鸟，有时“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有时却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陆游同是夜闻雨声，心情闲适时，“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心情烦闷时则“西家船漏湖水涨，东家驴病街泥深。”所有这些诗句，都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对象的一种真实本质，但其中同时包含着作家特定的情思与理想。

3．如何获得和看待文学真实　艺术真实或曰文学真实的获得，以生活为基础，关键取决于作家的真诚，有时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尊重生活和表现真情实感的真诚态度，不去做生活的忠诚实践者，而靠编造，靠做情，是难以把握生活的本质与逻辑而写出具有艺术真实的作品的。作家只要真诚，真诚地体验生活，真诚地表达真情实感，艺术真实就会不期而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王蒙说真实就是真诚。另外，要真实地揭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常常需要勇气。历史上许多有良知的作家，曾为此而付出了血的代价。(www.xing528.com)

真实确实重要，不过，我们还要正确看待它。即真实是艺术的基本要求，却不是最高要求。因为，虽然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如同人一样，有生命不见得有价值，即不见得只要写得真实就是好作品。有的作品对丑恶的揭示不可谓不真实，但缺乏更高的审美观照与评判，近乎于丑恶的展览，因而不美。所以，文学必须真实，更应该美。

三、既坚持社会批判精神，又发扬社会颂赞原则，满足大众对正义的渴望和对高尚的向往。

1．发扬忧患意识，坚持社会批判精神　文学精神是对人性丑陋、社会丑恶进行战斗的精神。文学是歌颂真善美、斥责假恶丑的世界。但考诸中外文学史，历史上的名篇有赞美性的诗篇与乐章，更多的却是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品。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忧时忧事，自觉地与国家与人民共患难，并渴望摆脱苦难的思想意识。所谓社会批判精神，就是清醒地揭露和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丑恶行径，甚至敢冒获罪和杀头危险的精神。这是两种同一的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需要的精神意识。从《诗经·伐檀》《硕鼠》对剥削制度和不劳而获者的怨愤，到屈原《离骚》对奸党佞臣的控诉，杜甫《兵车行》对拓边政策的批判，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对三宫六院制的斥责，《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嘲弄，《狱中杂记》对狱吏贪赃枉法的揭露，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都是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的表现。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是文学和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是知识分子的标志之一。正像有亲身体会的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远是不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文学的批判精神中，本身就包含着怜悯不幸、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诸如前述各篇中，对辛勤伐檀者、忠君爱国者、上阳白发女、范进等被毒害的儒生，作者都赋予了极大的怜悯与同情。事实上，文学是最富有同情心、最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它总是对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人的尊严被损害，人应有的幸福生活、正义行为、自由意志、生存权利等被迫害等情形赋予极大的关怀与同情。可以说，文学正是出于同情弱者和怜悯不幸、关怀正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才去批判社会丑恶的。文学之所以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除了知识教给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清廉正直而外，根本原因在于，文学本来就是人类“不满足”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精神就是以否定性的态度向人性的丑陋提出质疑、向社会的丑恶进行战斗的精神，就是同情弱者、富有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了社会人生的美好，文学应该永远高扬这种精神。

文学对于社会的批判，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其一，它给社会一面镜子，让各种丑行恶脸从中看看自己的德行，唤醒善良人们的善良感情，铲除自身之中“腐朽的亚当”，“消灭产生多种恶习的原因、私有的本能、嫉妒、贪婪以及未来的恐惧。”（高尔基语）抚慰受苦受难者的心灵。其二，满足人们渴望正义和向往高尚的娱乐目的。渴望正义与向往高尚是绝大多数人心中永远升腾的愿望。滑稽、好玩、新鲜等固然能引起人们欣赏的兴趣和娱乐的满足，但正义的被肯定，高尚的被张扬，更能给人带来娱乐的美感与快慰。事实上，渴望正义和向往高尚就是大众娱乐的目的之一。这种目的，可以在歌颂真善美的作品中实现，也可以在批判假恶丑的作品中获得更淋漓痛快的满足。尽管在许多批判性的作品中，正义并未取得胜利，高尚反被邪恶吞噬，但那些被吞噬的正义与高尚却得到了作家的呼唤与张扬，作品本身就是正义的化身与利剑。仅这点，就让读者觉得正义的地火永远不会被熄灭，高尚的山脉永远高扬着头颅，从而获得了满足和欣慰。试想，《窦娥冤》中，当张驴儿父子的恶行、审判官的昏庸被揭露，窦娥婆媳的不幸得到作家的同情，哪个读者与观众不为之心灵震荡和感到满足。社会批判精神是文学的重要精神之一。只要人世间还存在假恶丑，作家就应该不断坚持这种精神。

2．坚持文学的颂扬精神，但要防止拍马逢迎与虚假的歌功颂德　文学精神又是歌颂真善美的精神。高尔基说：“在我看来，艺术的精神就是力求用词句、色彩、声音把您心中所有美好的东西，把人身上所有的最珍贵的东西——高尚的、自豪的、优美的东西，都体现出来。艺术描绘庸俗的东西和粗野的东西，为的是嘲笑这些东西，消灭这些东西。”^[16]事实上，歌颂真善美，歌颂广大人民的美好精神和仁人志士的高尚情怀，一直是文学的传统。诸如屈原的《国殇》对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精神的颂扬，《左忠毅公逸事》对史可法、左光斗正直大义性格的刻画，《荔枝蜜》对劳动精神的礼赞。其他颂扬热爱祖国，为国捐躯；坚持正义，刚直不阿；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敬老扶幼，助残救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作品也不少。

文学之所以要歌颂真善美，同样有着深刻的美学根源与重大价值。其一，文学是审美活动，发现美、肯定美、歌颂美，是其分内之事。文学也只有展示与歌颂真善美，才能与批判丑恶、同情弱者一样，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满足人们对正义与高尚的向往。其二，文学展示、歌颂真善美，既对丑恶是一种棒喝，又能感染人，教育人，使人树立起胜利的信心，在人们的心中树起楷模与丰碑，有利于促进美好生活与美好人性的建立。

社会主义文学理当继承文学颂扬真善美的传统，真实地展现人民群众真善美的行为与灵魂，展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现民族腾飞的时代风貌，反映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求实创新的高尚美德，颂扬海内外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在发扬文学颂扬精神之时，要坚持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不能搞虚假的歌功颂德，更不能把文学变成拍马逢迎的工具。历史上，子虚乌有或者无限夸大地歌颂升平之作不少，它们在当时就遭到正直读者的唾骂，事后也留不下任何光彩。这不仅因为这类作品违背了生活的本质，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原则，而且还会助长社会的丑恶。这些教训是值得一代一代作家记取的。

3．文学批判和颂扬的关系　文学的社会批判和赞颂真善美，既可以各自独立成篇，又可以相互结合。文学史上，单纯的批判性作品和单纯的颂扬性作品都不少，而更多的是批判与同情颂扬相反相成。批判作品中的一方，正是对另一方的同情或颂扬。比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对昏官庸僚和黑暗社会制度的批判，对玛斯珞娃不幸命运的同情，对聂赫留朵夫知罪悔过的赞扬（尽管这种赞扬充满了基督精神，显得无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如张平的小说《抉择》及其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就是把对腐败的批判与对高尚的歌颂结合在一起的，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从代理省委书记到一个工厂全体“公仆”买官卖官、吞食国家资财、置工厂兴亡与工人生死于不顾的腐败嘴脸，塑造了一个刚直不阿的反腐败英雄李高成的形象。他是正义的代表，理想的化身，也是广大观众的精神寄托。

四、追求艺术独创，反对公式化

1．艺术独创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艺术独创又称艺术的独创性，指一部作品从深层意蕴、形象体系到语言形式的全部或部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作品的有魅力的特性。区别于别人和自己的其他作品，是独创性的标志；有艺术魅力，是独创性的价值，也是区别于恶作剧的标志。《红楼梦》就是文学史上最有独创性的作品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变迁》中对它作过高度评价。他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物，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在先的小说是什么状况？《红楼梦》有何不同？《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之口说道：“才子佳人等书，开口‘文君’，闭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作者往往“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而“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

独创性是文学另一生命之所在。其一，文学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的新生活。其二，文学只有独创，才能显示作家的独特才华。其三，文学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读者求新的需要。其四，文学只有不断独创，自身才能得到丰富与发展。文学创作之所以称为“创”，其用意大概就在于强调独创性。独创性常常是区别优秀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尺码。文学史上，不要说那些三流以下的作品，就像“三言”“二拍”这样不错的小说集中的大多数篇章，之所以缺乏强烈的审美感染力，就在于千篇一律，终不过“善恶有报”罢了，作家不断地重复自己与他人，缺乏独创性。而李清照的《永遇乐》，李煜的《相见欢》等小诗词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就在于其中表现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等感受是独特的。所以别林斯基说：“独创性不是作为天才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天才必需的属性，是区别天才和单纯才能或才赋的界限。”^[17]

独创性的反面与大敌是公式化。公式化指作品从主题到人物情节等，形成一种套路、模式；写作就像做数学题，公式相同，只是数字有别；情节模式相同，只是其中套入的人物事件有异。文坛上，这类作品不少。比如一些武侠小说与影片，永远是人物一见面就打，而又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横档儿；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再加上其中一两对男女，父辈冤家对头，晚辈偏偏爱得死去活来。整个故事情节就靠仇与情推动，篇篇如此。再如琼瑶的小说，总是一富贵少爷或小姐，一见钟情地爱上一位贫少女或小伙儿，不顾父母反对，历尽坎坷，终于结成良缘，劳燕蜜飞。文学史上，其他的不断重复自己、重复别人的作品也屡见不鲜。它们也可能赚得一些消遣性的笑声与眼泪，但永远难成上品，难博有艺术修养的读者与观众的青睐。

2．艺术独创性的表现　独创性表现在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要而言之，一是表现了新的题材或独到的生活感受；二是找到了独特的表现形式与方法。以下分而论之。

其一，发现新题材或者表现出独到的生活感受。文学是表达生活感受的世界，那么，表现出对老题材的新感受，或者发现了新题材，表现出独特的生活感受，便是文学独创性的重要标志。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发现出美来。”《红楼梦》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它继《金瓶梅》之后，将小说的题材引入到家庭生活，开掘到新的题材领域，更因为它所表达的生活感受超脱了才子佳人、金榜题名、劳燕双飞的老套，发出了人性被封建制度压抑和扭曲的感叹，包含了十分深广的社会批判精神。而这些感受，是前人不曾表达过的。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到阴影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主义的不断变化，都包含了对新题材的发现和独特生活感受的表达。

其二，找到独特的表现形式，包括新的结构方法、新的表现手法、新的语言等，从而既能更好地表现新思想、新内容，又能使人耳目一新，使文学艺术的形式更加丰富多彩。鲁迅对新文学的伟大贡献，就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病苦和畸形社会所造成的畸形精神，而且在于他独创性的艺术表现。仅以他的悲剧人生表现而论，就运用了多种笔法。他以讽刺的笔法写出了阿Q的悲剧，以沉痛的笔法写出祥林嫂的不幸，以善意的嘲笑塑造了孔乙己。在小说结构上，又以生活的断面或纵剖的方式，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传统手法。文学史上，诗歌从四言到五言、七言，再到词、曲，都是文学形式独创的结果。

“陌生化”是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鼓励语言独创的一个核心概念。形式主义学派认为，日常的现实磨钝了人们的感觉，人们按照习惯和常识看待世界，强大的惯性使人们的目光陷于熟视无睹的境地。人们的所有感觉都因为不断地重复而机械化、自动化、套板化了。为了帮助人们克服这种机械化的熟视无睹，引起人们的注意，文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通过扭曲语言而制造陌生的效果，阻止人们的感觉在常规话语中沉睡。即司空见惯的现实必须在文学的描绘中重新陌生起来，从而让人们在惊讶之中重新使用眼睛，重新见识一个崭新的世界。比如杜甫的诗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就打破惯常的语言秩序，给人以陌生而新奇的感觉。可见，所谓陌生化，就是运用修辞手段和使用新词语，让描写常规生活的语言变得陌生起来，新鲜起来，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注意。实践说明，“陌生化”概念虽然是形式主义学派创造的，但陌生化的创作事实在文学史上早已存在。比如前述杜甫的诗句。不过，这一概念的提出使艺术语言的陌生化更加走向自觉，它确实不失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好方法。需要指出的是，陌生化如果变成了“新名词爆炸”或无真实内容，只在形式上翻新猎奇，那就必然毁坏艺术。

3．艺术独创的条件　前述独创性的表现启示我们，作家要独创，首先，要有独特的、新的思想观点与视角。只有有了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才能从新的角度、新的层次看到社会人生的新的问题，发现新的题材，发现新的审美价值。我国“五四”文学、“新时期”文学，欧洲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取得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了新思想的支持。

其次，从个性出发，找到自我的独特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独创性说到底其实只能是独特的精神个性的表现，正是有了有独特个性的杜甫、李白、白居易，才有他们各自独创性的诗。所以，王蒙结束20年的“流放”以后曾说：“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到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着我的位置，我的支撑点，我的主题、我的形式和风格。”

再次，艺术独创，要有雄厚的基础和艰苦探索精神。因此，既要向前人学习，更需要艰苦探索。如袁枚《续诗品·着我》所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