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感受的张力场：文学批评以评价为归宿

第二节　文学批评以评价为归宿

文学批评以阐释为基础，以评价为归宿。上节讨论了阐释，这节讨论评价问题。

一、评价的原因及指向

1．评价的含义　评价就是对于对象的价值进行评议和判定。所谓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的用处和意义。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说：“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5]“‘价值’这个普遍的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6]即是说，价值表示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关系不同，价值的种类就不同。世间事物的价值，大而言之，可分为物质的实用价值和非实用的精神价值两大类。精神价值又包括思想认识价值、宗教宣示价值、心理补偿价值、情感平衡价值、审美娱乐价值、艺术创造价值等等。上述各种精神价值，只要与真善美和假恶丑联系着，都可以成为审美价值的组成部分。正如苏联文艺学家斯托洛维奇所说：“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我封锁的世界。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之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中地共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的艺术高度。……艺术价值把审美与非审美交融一起，因而是审美价值的特殊形式。”^[7]即是说，艺术的价值包括许多方面，应以审美价值为统帅。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多种价值的存在。有区别的是，在不同的作品中，价值的高低程度不同，价值的侧重也不同。比如朱自清的《背影》，显示的主要是道德感化价值——青少年不应辜负父母的爱子之心，心理补偿价值——通过读作品，引起愧对父母之爱的不安、内疚，进而完成心理补偿价值——读作品感到精神快慰。而文天祥的《正气歌》，所显示的则主要是政治教育价值、民族气节的认识价值、道德感化价值。而小诗《游园不值》恐怕主要是愉悦价值了。文学批评中的评价，就是对批评对象所包含的各种价值进行揭示、确定和评议，揭示其优劣高下和显示出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

2．评价的原因及作用　文学批评之所以要进行评价，原因与作用有三。

（1）评价是客体和作家的需要。通过评价，客体与作家了解到了自己的社会承认度，了解到自己的价值，明确了优长与不足，以利继续发展。我们知道，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期望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承认度愈高，事物就愈满足。这也是人之所以爱听赞扬话的根源。社会承认事物的基本方式就是评价。文学现象也不例外，只有通过评价，其价值才能得到揭示和承认。即使在评价中被否定了，也便于吸取教训。至于一部作品，一种文学现象，如果因为评价而引起争论，使其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也是一种价值的显示。每一种结果，都有利于作家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继续发展。一种文学现象，最尴尬的、最怕的是问世之后被社会冷落，无人评价。正如有人所说，你哪怕骂我一顿，也比沉默冷漠强得多。可见，事物是何等地期望被评价。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之际，出现过一位善写生活哲理诗的诗人。其诗尽管打动过一些少男少女，也被媒体宣传，但理论界竟然保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反应”。这让诗人是何等的难堪。

（2）评价是批评主体的需要。批评家通过评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既吐而后快，又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批评家如同一般读者一样，读过一部作品，触到一种文学现象，便会产生一种审美感受，一种思想见解，进而总要设法表达，否则，也会同作家有了生活感受而骨鲠于喉一样。批评家关于文学现象的审美意义的发现和评价，既吐而后快，获得了心理平衡，又展示了悟性、思想和才华，实现了主体的自我价值，从而感到快慰。

（3）评价是社会的需要。这又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社会不同群体的批评家通过文学评价，显示和宣传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和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广大读者从批评家的评价那里获得了关于对象优劣之所在及其原因的提示与参考。具体而言，其一，文学评价，不全是批评主体自己的事，它常常是代表读者乃至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层读者对批评对象的认可与否、欢迎与否的表态，同时是一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导向，是一种舆论的制造，引导创作和欣赏向批评主体所倡导的价值尺度靠拢。离开了评价活动，社会公众、政党、团体、读者群就失去了宣示自己文艺观念与标准的重要手段。其二，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一种文学现象，广大读者观众往往也会作出一定的评价，不过，这种评价一般不及专门的批评家的见解那样到位。这样，批评家的评价就可以为读者的评价提供参考与帮助。

3．评价的指向　一部作品的价值存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各个方面，一般可抽象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结构、情节、音韵等“形式价值”或曰“艺术美”；一是内涵于形象体系的思想价值、哲学价值、情感价值、理想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等，统称“内容价值”或“意义美”。批评活动中的评价，就指向形式价值和内容价值、即形式美与意义美两个方面。不过，一种文学现象中，与形式价值相比，内容价值往往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伟大时，更是如此。正如苏联文论家斯托洛维奇所说：“所有研究价值问题的哲学家，不管怎样，都通过‘意义’的概念来确定价值范畴。”^[8]事实上，批评家在评价作品时，无论是否涉及形式美，但一般不能没有意义美的评价。连形式主义大师克莱夫·贝尔“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命题，其核心也落脚于形式所表现的“意味”。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得好：“要区分各种审美价值，即使使它们无限地分离，也要从形式走向内容，要仔细地考虑每个特殊本质，也就是回到每个审美对象所提出的意义上来。”^[9]

4．评价与阐释的关系　评价既然也指向作品的意义美与形式美，那么，它与阐释的关系怎样？事实上，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阐释是对意义美与形式美的揭示、展开和发挥；评价则是对意义美与形式美价值大小的评估与判断。在批评实践中，二者总是相互包含：评价是阐释的主导和中心，阐释是对评价的说明和展开。一般情况下，批评家先是深入地感知评价对象的形式与意义，形成关于对象优劣成败的评价性观点，然后围绕这一评价性观点，展开阐释，阐释其优劣成败的表现及原因，即优秀在何处，不足在何方。不过，也有的批评在阐释与评价的二元对立中有所侧重，有的侧重阐释，可称为阐释批评；有的侧重评价，可称为评价批评。但阐释与评价总是程度不同地共存的，即使那些阐释性批评中不挑明对象的优劣，但关于其优劣的观点肯定在阐释中包含。比如，指陈作品的意义所在，就是一种肯定性评价。

二、评价的标准

1．批评的标准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　要评价，就得有标准。评价标准又称批评标准，它指衡量艺术现象价值高低大小的尺度。有了尺度，才好去评，否则，无法度量。鲁迅把文学批评的标准称做“圈子”，他说：“我们曾经在文学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10]那么，文学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它是由谁来制定的？

古今中外，文学批评的标准实在太多了。各种内容的标准，形式的标准；各种政治的、道德的、思想的、艺术的、审美的标准。时代不同，标准不同；学派不同，阶级不同，标准也不同。甚至“有英国尺，有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也有中国尺”。^[11]文学理论研究表明，各种文学批评的标准，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个圣人制定的。它既导源于社会对文学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又来自文学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及其理论化。从前者看，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不同，就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孔子评价《诗经》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以道德的善恶为标准的。这一标准，就源于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把文学看成道德教化的工具。他曾举例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汉代人则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为批评的准绳。到了中唐，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观与批评标准，就源自于他把文学看成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观。明代李卓吾出于对封建道德严酷压迫的反抗，把表现“童心”、真性情作为文学评价标准，认为顺乎人之自然本性就是好文章。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把个性解放当成文艺标准。后来的古典主义则把“理性至上”当做文学的评价尺度。其次，从标准来自创作经验看，人类在文艺创作中，不断积累着优秀的创作经验，这些经验被理论化，就成为后人创作的样板和评价标准。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宗经》和《知音》中分别提出如下两套互有联系而各有侧重的标准。一为“六义”，一为“六观”：

一则情深而不诡（感情深沉、浓烈而不虚假），二则风清而不杂（风格清爽而不杂乱），三则事信而不诞（内容真实而不虚妄）；四则义真而不肆（思想正确而不歪曲）；五则体约而不芜（结构简练而不烦冗）；六则文丽而不淫（文辞华丽而不过分）。

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文体结构），二观置辞（用词造句），三观通变（继承革新），四观奇正（正反表现手法），五观事义（事理），六观宫商（音律节奏）。

“六义”中内容、形式的标准都有，“六观”侧重外观的艺术形式方面。但这些所有条文，都是人类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总结。没有人类漫长创作经验的积累，就不会有这些标准。

那么，到底有无公认的批评标准呢？这涉及到了批评标准的同一性与历史性问题。从前述的批评标准来源于文学观念和艺术积累来看，人类的艺术经验的积累永远不会停歇。人们的文学观念不仅会随时代而变化，而且会因学派不同而不同。这样，批评的标准似乎永远难定于一尊了。事实上，批评标准除了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以外，即使在同一时代，不同批评派别也各有各的标准。比如在现代世界，也是各派林立。社会道德批评侧重文学的人生认识价值和道德教育价值；“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就只重文本形式的审美价值。正因此，有人否认批评标准的同一性。日本学者大土冢幸男就说：文学的价值判断“不具备精密科学（数学等）那样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只存在于大多数人主观理解的一般之中。”“因此，文学的价值判断应该排斥普遍、永恒的标准，因为标准本身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几乎是矛盾的、不断变化的。”^[12]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批评标准是有历史的差异性的，但同时也有同一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史上有一些历来公认的优秀作品。如果没有同一的评价标准，这些公认的优秀作品是怎样被筛选和被流传下来的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们有共同喜爱的公认佳作，说明在历史的差异性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超个体差别的共同的尺度。严格地说，批评标准正是历史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简言之，文学批评的标准不是凭空产生和某个人制定的，它既导源于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又来自文学自身经验的积累。就前者看，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不会完全一致，因而文学批评的标准总会有差异；从后者看，人类的文学经验总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文学史上也有许多公认的优秀篇章，又说明文学批评的标准有其同一性。总体说来，它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差异性统一于同一性，即全人类对于文学艺术的优劣得失，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标准，但其中又包含着时代的、阶级的、个人的差异。

2．我们的评价标准是真善美的统一　那么，同一的批评标准，即用来筛选公认佳作的标准是什么呢？对此，历来争论激烈，至今没有定论。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在我国，别说寻求公认的标准，谁敢提“公认”二字，谁就被视为贩卖“超阶级论”而被挞伐。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如有人认为，“满足主体精神需要和容纳对其阐释的能力是衡量文学文本价值的两个主要标准”^[13]有人认为：“在评价活动中，具有较普遍的适用范围的，是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这两种标准。”^[14]

我们从自己“感受论”的文学观出发，认为这个标准应该是：用有价值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深刻独到的社会人生的审美感受，既对促进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完善有所裨益，又能给人带来审美享受。它可以具体化为真、善、美三个方面。一看是否选择了有价值、甚至开拓性的题材，对对象本质的认识是否真实而深刻，情感是否真挚（真）；二看所表达的理想及倾向性是否积极进步（善）；三看是否创造了美好的艺术形式，包括形象是否生动、独特，结构、表现手法、语言是否恰当和有独创性，风格是否鲜明而独特等等（美）。简要分析如下。(www.xing528.com)

（1）“真”而“深刻”。文学是表达社会人生审美感受的世界，只有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深刻而独到，才能勾起人们对生活的反思与回味，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才能有较强的社会价值。这样，作家可以写别人写过的题材，而更应该寻找新的题材领域，并且用新的有价值的视角与观点审视新、老题材，尽可能深刻而真实地揭示题材所包含的社会人生的本质，表达出独到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

（2）“善”。文学所表达的生活感受中，包含了作家有关社会人生的审美理想，这个理想应当积极向善。优秀作品大多如是，但也有些作品的倾向性较为消极。比如李白的《将进酒》中，“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方面，在这消极背后，隐藏的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理想；另一方面，这种消极的倾向性也确实是作品的一点不足。

（3）“美”。文学是一门艺术，文学中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进步的倾向性，最终都应通过美好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作品的形象应该生动可感，结构应该和谐紧凑，表现手法应该多样巧妙，语言应该有韵味，风格应该独特等等。而且应该在上述各方面都有独创性。这样的作品肯定深受人们喜爱。

需要指出的有二。其一，由于“真”“善”总是与思想内容相联系，与之并列的“美”总是与艺术形式相联系，（单独出现的“美”包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如“审美”）所以，真善美的标准也可表述为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或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其二，由于标准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所以，同样是真、善、美的标准，或曰思想性与艺术性标准，到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流派的批评家手中，其具体内容和侧重又有所不同。这点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比如《水浒传》所写的农民起义，在广大人民和后世的无产阶级看来是反抗压迫，是善举。而在封建统治者的批评家眼中，则成了犯上的恶行。另外，不同的学派对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乃至内容与形式的不同方面的关注，总是有所侧重。比如社会学批评看重文学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关系；而形式主义批评侧重对象的艺术形式，他们称为“文学性”。同是重视对象的内容，社会批评侧重社会内容，或者道德内容；而心理批评侧重作品人物和作家的深层心理。

【注释】

[1]《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第24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2]杨明琪、贺信民：《少儿宋诗词300首》第134页，未来出版社1994年版。

[3]米盖尔·杜夫海拉：《美学与哲学》第1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杨明琪、贺信民：《少儿宋诗词300首》第77页，未来出版社1994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7]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第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8]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9]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第6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1]《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第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2]大土冢幸男：《比较文学原理》第11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畅广元等：《文艺学导论》第52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陈传才等：《文学理论新编》第4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