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理论批判与应有的思路
关于文学发展的动力,在我们的理论界,一直是一个似是而非、实际上被遮蔽了、而没有被讨论的问题。
理论界基本是这样表述的:文学随社会(生活)而发展,受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经济是其最终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在这里可以不讨论。值得讨论的是,论者们谈到的上述这些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是否就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所谓动力,应当是事物发展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外在的力量。而上述影响文学发展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都是文学以外的力量。实际上,有人称其为“影响因素”,有人称其为“合力”,而没有人称其为“动力”。这些当然是应该的。可见,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实际上没有论及,而它却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重要问题。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除了要受外力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的必然是其内在的力量。
另外,只肯定经济基础的发展带动文学艺术的发展,政治、哲学等影响文学的发展,而不去寻找文学发展的自身动力,这就把文学看成为一种仅跟在经济基础后面的被动活动,从而否定了它的主动性。而事实上,文学艺术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一项主动活动,它应该有着自己发展的动力。
讨论文学的发展及其动力,应该涉及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文学发展由一个个单个创作行为累积而成,那么,是什么力量促成了一个个单个的创作?第二,文学发展,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出现为主要标志和成果,那么,是什么力量促成了一个个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出现?第三,更为关键的是,历史上不断的“文字狱”为什么没有斩断文学的发展?文学为什么总是源流不绝?
事实上,第一,单个的文学创作行为,不可能是经济基础促成的。至于个别人为了赚取经济利益而胡编滥造,算不上真正的文学创作,即使算,促成其“创作”的“经济利益”也不是“经济基础”。第二,新的文学内容和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虽与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基础有关系,但也不可能是经济基础直接促成的,因为经济基础毕竟只是外力。没有文学滋生的内部动力,外因无论如何也发生不了作用。第三,在文学发展史上,常出现文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文学常常受到反动政治的干预、阻挠、压制乃至扼杀。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时期,作家及文学都遭遇了灭顶之灾。然而,时过境迁,文学又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说明,经济基础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只是“最终”的,而不是直接的。文学能够死而复生,源流不绝,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的内在生机与发展动力。总之,经济基础对文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只是间接的,只是一种基础。文学之所以杀不绝,斩不断,说明它有着内在生机与动力。
二、人对美的呼唤和难以禁止的生活感受是文学发展、并且源流不断的内在动力
质言之,人总是爱美的,因而面对美丑并存的社会生活,人总会产生一定的生活的审美感受。有了感受,总要表达,既平衡了心理,又以之追求美和呼唤美。这是促成单个文学创作行为的内在力量。而表达强烈的生活感受,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反动统治可以一时阻止人们公开表达感受,却不能阻止人们暗地里表达和永久不表达,更不可能阻止人们感受生活。而且愈阻止,人们感受愈强烈。一旦时机成熟,总会表达。文学就在这种因呼唤美而感受生活与表达感受的不断追求中源流不绝地发展着。由于生活感受是“知”“意”统一于“情”的三元结构,而以“情”为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说“情感”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文学的内在生命力。
就单个创作行为的发生和文字狱不能中断文学发展而言,我们已经知道,文学艺术是人类为了表达生活感受、获得心理平衡而发明创造的工具与形式。事实上,人总是爱美的,人总希望更好地生存与生活,总在不断地追求真善美。而现实生活中却总是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于是,人们总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许多生活感受。有了生活感受,人总要设法表达,以求得心理平衡与快慰,以表示对真善美的向往与对假恶丑的痛恨。实践说明,人类这种表达生活感受、或曰表现情感的欲望,如同地火一样,无论如何,都是压抑不住的。作家巴金说:“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我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什么不可。”[2]吴强谈《红日》创作时说:“在我的感觉里,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次战斗、战役,都有感人的、生动的内容,”因此,“早就想写点什么”,“全国解放后,写作的内心冲动更强烈了,有一种欠了债急需还债的感觉。”[3]这种“内心冲动”与“负债感”,正是一种强烈的、无法抑制的生活感受和表达欲望。这种感受一日不表达,这种欲望一日不实现,作者就一日不安宁,直到最终表达出来,完成作品方才罢休。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作家们就这样自由地感受着生活,用作品表达着感受,从而促成了一个个单个创作行为。文学就在这种不间断的“感受”与“表达”过程中不断地发展着。在社会发展的黑暗统治时期,反动政治确实可以阻止人们生活感受的自由表达,甚至焚毁作品,残害作家。但是,它却不能阻止人们去感受生活,反而愈压制,人们的感受愈强烈,进而总要设法表达,以求吐而后快。这样,有的可能采取委婉的方式表达;有的可能偷偷地表达而将文本藏之名山,以待将来拿出;有的可能一时掩口息鼻,一旦时机到来,那被压制而积蓄起来的审美感受,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而出,不仅会出现岩浆滚滚般的文学新潮,而且会成为烧毁压制它的反动政治的生力军。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也有的作家会与反动统治对着干,反动统治越肆虐横暴,越可能使人民的反抗怒火转化为灿烂的文学之花,形成文学的新潮。19世纪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我国20世纪30年代在反动“文化围剿”和政治杀戮的白色恐怖下顽强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学,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另外,元代政治极为黑暗,将文人地位置于娼妓之后,却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激情,出现了文学史上的戏剧高峰,涌现了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众多戏剧作家,创作出了《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上百部优秀剧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政治大搞文化专制,使大批作家身遭残害,大批作品打入冷宫,然而,正义的文学创作未被灭绝,地下流行着许多手抄本小说和口头文学。还有姚雪垠、李准等作家在“流放”与“监禁”中偷偷地进行着文学创作。“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更是展示了文学在反动政治高压下的冲腾,人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表达心中的郁积与真诚,热爱与憎恶。总之,文学史一再表明,只要社会存在,只要人民存在,社会生活所引起的审美感受就会源流不绝;人民就要呼唤美,呼唤美好的生活,用以表达生活感受的文学艺术就不会灭绝。反而常常会在高压之下以更大的内动力向前发展,在高压之后迎来文艺的春潮。(www.xing528.com)
至于新的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出现,其动力仍然是生活感受。具体而言,固然新的文学内容与新的题材有关,但新的文学内容的关键并不在题材,而在于围绕题材产生和表达的生活感受是新鲜的。比如,晋代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关键在于诗中出现的间接反抗动乱社会、回归自然的淡远心理感受。而同一个王昭君题材,元人《汉宫秋》塑造了一个哭哭啼啼的王昭君,表达了对汉元帝荒唐和无情的揭露,以及对王昭君的同情。而郭沫若的《王昭君》则塑造了一个反抗的王昭君,表达了反抗外族入侵的感受和渴望。到了上世纪60年代,曹禺的《王昭君》塑造了一个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表达了民族团结非常重要的生活感受。可见,表达新的感受是创作的关键。题材再新,没有新的感受,即没有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理想,就算不上新的文学内容的出现。而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正是作家为了更好地表达新的生活感受而发明创造的结果。
综上所述,是源源不断的生活感受促成了一个个单个的文学创作行为;是新的生活感受促成了新的文学内容和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是外力压制不住的生活感受的表达,使得文学源流不绝。由此足见,生活感受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文学发展“影响因素”与“动力”的关系
以上肯定了经济、政治等是文学发展的影响因素,生活感受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它们的关系如何?质言之,文学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动力”都回答的是文学为什么会源流不绝、不断发展的问题,都是“原因”。但是“动力”是直接原因,是内在的力量;“影响因素”是间接原因、是外在的力量、是基础。没有生产力带动下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关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生活感受,就不会产生呼唤美的文学艺术。但是,只看到社会发展对文学的带动,看不到人呼唤美和生活感受及其表达无法禁止这个文学发展的直接原因和内在动力,就否认了文学艺术活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既不利于文学主动自觉地发展,也不利于文学对社会的能动干预。换一个角度讲,虽然文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社会发展既然是不可避免,我们就应更重视“呼唤美”和表达生活感受这个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待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干预生活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发展文学艺术。
【注释】
[1]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第4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巴金文集〉前记》,见《序跋集》第424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3]《人民文学》1960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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