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学观批判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有二:一是几千年的情感论,二是解放以来的反映论。
一、“情感论”批判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直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是情感的表现。中国最早的典籍《尚书》有“诗言志”的命题,被近代学者朱自清称为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祖”。汉代的《毛诗序》诠释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后来,六朝的陆机又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看做诗歌的根本。宋代严羽针对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而造成的“味同嚼蜡”(毛泽东语)的现象,指出:“诗者,吟咏性情也。”应当“唯在兴趣”,写得“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更在对比中突出了诗歌重在抒情的本质特征,以及只有抒情,才能引起兴趣的原因。唐代韩愈则以“不平则鸣”揭示了人们之所以要写诗作文,乃是因为遇到生活的压抑或者遇见不平之事有话要说,从而揭示了人类之有文学的必然。以上也可见,“情”“志”的实质是统一的。言志、言情的原因在于情动于衷而不得不言,在于“不平则鸣”,目的在于泻导性情,吐而后快,达到心理平衡。同时,由于诗中包含着教益,因而也有益于社会人生。中国的“言志论”与“缘情说”与西方的“表现论”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表现论核心是突出个人,以表现个体生命与情绪为目的。而中国的言志论则反对突出个人,重视情感的社会价值与道德教化意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即所抒之情要对国家人民有益。
情感论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它的“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论证,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类之有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的必然,即文学是人类情感积累到不得不倾诉时的产物。“吟咏性情”之论也准确地总结了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的真实情况。它的“泻导性情”论也科学地说明了文学的功能,即通过文学的写作和阅读释放了情感情绪,达到了心理平衡。
但是,情感论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它没有看到、没有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即没有说明“情”的来源,容易导致文学脱离生活,导致作家独抒一己小我之情,乃至无病呻吟,最终使文学成为无源之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比如严羽,可称为中国古代“言情论”的集大成者,享誉很高。然而,就连这样的大师,给世人开出的学习作诗的道路不是深入地体验生活,而是苦读两汉盛唐好诗,“熟参”和“妙悟”。还有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都把写诗作文仅仅看做是技巧的问题,而不是表达生活感受的创造。大诗人陆游写诗到了四十岁,也才醒悟过来,惭愧自己昔日没有激烈的生活感受,诗路狭窄,告诫儿子引以为戒:“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其次,情感论没有揭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中思想因素和理想因素的存在。而事实上虽然可以说思想和理想内在于情感,但思想与理想毕竟是作家所要表达的另外两个主要方面。这些都说明,“情感论”既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
二、“传统的反映论”批判
我国解放以后从苏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概论,各种教材和文论界,一致的命题是“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般称之为“反映论”。这里之所以称之为“传统的反映论”,而不称之为“反映论”,是想说明“反映论”是正确的,但“传统”对它的解释有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思想,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是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原理。它具体到文学,就是“反映论”。反映论是探索文学本质的不可动摇的哲学基础。我们必须坚持。
但是,坚持就意味着发展。我们坚持“反映论”,并不等于说传统对“反映论”的阐释就很全面深刻;也不等于说,我们在任何层次上都只能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不能有深入层次上的、更具体的命题。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学本质的大讨论中,“反映论”之所以受到情感论的严重挑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的阐释太浮浅,有很大的片面性。不少同志正是要深化与完善它,才提出了异议。
那么,传统对“反映论”阐释的片面性何在呢?(www.xing528.com)
首先,这一命题既割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联系,又忽略了作家的主体性。“反映论”也强调作家的能动性,但认为能动性的指向仍然是“深刻地、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不是表达作家的社会人生的、现实生活的感受。而事实上,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从来都不是为了反映生活而反映生活,而是在生活中有了现实感受要表达,有了情感要抒发,有了人生感悟要倾诉。这点,在中国传统的言志言情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可惜我们在引进“反映论”时不仅没有吸收它,传统的言情论的合理内核,反而被抛掉了。这当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总是一个缺陷。
其次,更重要的是传统对“反映论”的解释,只揭示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般本质,而没有揭示出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特殊的、深层的、根本的本质。大家知道,不只是文学,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文学与它们的本质区别何在呢?传统的解释是:二者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区别仅在于反映的方式不同——社会科学用概念的理论方式,而文学用形象的方式。并到处引用别林斯基下面的话加以说明:
“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底状况,由于某一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底状况,由于某一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它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
别氏的这段话,看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与文学的相同点,这是可贵的。但他把文学的本质等同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认为文学与哲学的本质完全相同,都是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这就非常片面。其一,这一结论违背了下述哲学原理:世界上不存在本质完全相同而形式不同的东西;事物的形式不同,首先是因为本质不同。简言之,文学中有思想认识因素,但同时有情感因素和理想因素,这后二者是哲学所没有的。其二,文学的反映生活,绝不是仅仅为了认识生活的本质,而要表达思想认识、情感情绪、意志理想三者统一的生活感受,以之“感染”读者,而非“说服”。因而,它与哲学等社会科学不仅表达方式不同,而且上述的深层本质也不同。或曰,文学与哲学等之所以表达方式不同,乃是因为各自的深层本质不同。
第三,传统对“反映论”的阐释肯定了“能动性”,却没能对“能动性”的目的与具体表现作出明确的全面的界定。文学为什么要反映生活?“能动性”的表现何在?传统理论总是说: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生活的本质,因而“能动性”就表现在为把握生活规律而进行的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加工、选择、集中、虚构之中。这种阐释,把文学的审美活动等同于科学的认识活动,因而是极其片面的。它实际上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认识因素,而忽略了大量存在的理想因素与情感因素,从而使这些因素,起码在理论的表述上失去了与文学本质的联系。
第四,传统的“反映论”总是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高”在何处,从未加以具体说明,大不了只是引用毛泽东的“六个更”,即“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但所有的引用者都不作具体阐明,因而不见具体性。
上世纪80年代后,一些新编的文学理论教材,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这一命题,依然没有明确地说明“能动性”的目的与具体表现,没有看到文学表达主体的生活感受的本质,因而仍然是一个含混而片面的命题。而有些“面向21世纪”的教材,受现象学的影响,干脆不谈文学的本质,称之为本质问题的悬置。据说原因是文艺的本质人各所云,无法说清,于是,干脆悬而不论。在我们看来,文艺的本质的确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乃至不同阶级的人作出不同的揭示,但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一个永久性的文学艺术本质论就逃避,而且,正因为各有各的文学艺术观,我们才更应该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本质论,否则,“我们”在哪里?
还有的“面向21世纪”教材,徘徊在坚持和放弃“反映论”之间,先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有三,修订本增加到五大基石,即“活动论”“反映论”“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交往论”。这实际上严重冲淡了“反映论”的基石地位。编者可能以为,基石愈多,大厦愈稳固。而其实恰恰相反。五块基石,无论平铺置放,还是重叠置放,肯定都不及一块基石坚固。把“反映论”与其他理论平等起来,等于否定了它的核心地位、基石地位。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反映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与表现,淡化了它,就等于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反映论”没有错。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化,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不可动摇的哲学基石。我们在坚持的同时,对它的阐述必须矫正,必须深化。具体而言,就是在看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这个和其他社会意识相同的一般本质的基础上,必须找到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特殊本质,克服传统解释中对作家主体性及其情感的忽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发展中维护和坚持“反映论”,也才能对文学的本质作出深入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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