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儒、释、道、伊的互补与丰富

论儒、释、道、伊的互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精神文明载体是各民族的文化，这个文化整体由诸多大小板块组成，而主要的板块以往都认为主要是儒、释、道，其实还有十个民族所尊崇的中国特色伊斯兰文化的内容。本文想就中华精神文化的儒、释、道、伊四块作一集中阐释。

一、儒家入世建功立业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通常我们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固然，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国汉族地区和其他持相同指导思想如壮族、彝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精神信仰。六经之首的《周易》强调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主体思想。孔子、孟子和老子、庄子几乎产生于春秋战国的同一时代。但孔孟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强调的是在人世间为君为民建功立业。孔子读经学史，“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周游列国宣讲《论语》。孟子游说从政之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都是为国家而进取，进而追求入世的功名。后世许多儒将为国分忧，为国捐躯，为国立德，立功，立言，即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的“三不朽”，包括一些女子为立孝碑，结婚第二天丈夫去世也从此终身不嫁，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精神伦理之追求。

儒家重“生命”，重现世，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看做是生命的最高意义。但儒家不喜欢极端，致中和而达到中庸是至德，重古训尊先法，敬仰先辈圣贤，主张祖先祭拜。因此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都是人格操守高于物质享受，而精神不朽则是人生巅峰。后来张载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了儒家建功立业的最好写照。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仁爱、自强，和而不同，为集体做英雄，为天下做公益，一直成为儒家进步思想的信条。自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汉、唐、宋、元、明、清，一代代文人武将为了入世建功立业，武将“青山处处埋忠骨”，“不赴楼兰终不还”。文官“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直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因此就有了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典型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了他虎门销烟，西陲筑渠之伟业，也有了左宗棠从江浙富商那借了大钱，70岁抬着棺材去西域平叛，从沙俄、叛匪手中收复新疆的壮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满族主入中原后，大中华尤其是汉文化在满族心中实现了内置，康乾盛世对儒家思想是有坚持、丰富和充实的作用的。孔庙也是元朝开始建立，清朝大兴土木修成规模的。明末清初回族之士刘智、王岱舆“以儒诠经”也对儒学思想有过重要贡献。至今，这种入世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仍在中华民族革命精神和建设精神中有所去粗取精，有所发扬光大。

二、道家出世顺其自然

老子、庄子强调的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逍遥自在。主张人要在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中达到身心自由。力主用自然性质、自然原因、自然原理来观照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力求一切都要合乎自然的规律和面貌。老子的《道德经》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都禀赋了“道”，而成“德”（自然本性），又禀赋了原始物质形态的“气”而成“形”（形态、形体）。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宇宙间最根本最高的原则“道”，就是以自然为法，从而自然无为的。

受老子对宇宙自然的“道”“气”的阐释之影响，才有了后来受老庄文学影响的谢眺、谢灵运的山水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寄“道”之山水的描写，也有了同样的李白诗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了王维诗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有了宋代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人合一完整理论。有了元明清至现在的生生不息的“性耽山水，情系田园”的山水诗。因此老子《道德经》被誉为人生智慧的宝典，像孔子《论语》一样，对世界精神文化有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秋水》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道”的高度观照万物，就能平等地对待一切，包容一切，“以道观之”，就是以自然的角度审视一切，因此以自然观照人，就要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反对人为地轻视生命，因为人也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生灵之一。庄子又在《养生主》中宣传养生之道，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称，天地万物和我们同生于“道”，天地万物的气与我们的气相通，“人的生命要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合一、相互协调，并与天地同长终”（方立天《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这些提倡无为、崇拜自然的观点与我们今天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与人共生共存的绿色环境，提倡生态平衡的低碳经济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老庄道家学说也对中华民族热爱自己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的国度有激励作用，对生我养我的气场沃土有一种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气质和气概。

三、佛教重解脱，渡来世，养心性

诞生在公元1世纪的印度佛教从公元二三世纪分几路传入中国的汉族和藏族、蒙古族、傣族、白族等多民族精神百花园中。

佛教宣扬众生要通过潜心地修持，以求从红尘凡世的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的苦恼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境界。前文已述，佛教分四路，对中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傣族、白族等文化精神都有深深的充实功能，通常称这四路佛教为汉传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喇嘛教（蒙古黄教为主）和云南小乘佛教。(www.xing528.com)

佛教从人生“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出发，认为人要从迷惘、烦恼和痛苦死亡之中解脱出来，就要有一种从人生此岸到人生彼岸的一套解脱的方法和途径，这也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人生观提供了一种宗教性的精神依托。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没有系统的人生彼岸世界的观念，只有阴阳间和鬼的学说，而没有“彼岸世界”和“魔鬼”“涅槃”等理念。佛教思想的传入，使许多经历过人生磨难的普通百姓找到了拜佛求佛的彼岸性精神寄托，进而从寻死之路中坚强地活下来、活过来，成为在现世上继续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释迦牟尼在寻求解脱的修证中，总结出“四谛”（四种真理）来论定人生的苦价值和分析苦的成因，进而指引解脱诸苦的途径。后来佛教修行者的实践总纲中又有了成熟的“三学”，即戒学、定学和慧学。“戒学是抑止邪恶，积习善行；定学是安定身心，集中精神；慧学是如理思维，彻悟实相。随着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佛教的解脱之道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在理论上力图超越小乘佛教对人生过于负面和悲观的看法，在修行上突出强调智慧的关键作用，重在以观照真理和证取真理为解脱。为此，大乘佛教还要求在修行上不脱离世间，积极参与世间的各种善举，以利于众生的普度和解脱。”（方立天文）

佛教以解脱为本，重视普度众生，解苦修身为“彼岸”来世，也给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儒、道思想所没有的新鲜内容。公元四五世纪佛教融入中华文化后，佛和儒的结合撞击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思想火花，这其中，藏族、蒙古族、傣族、白族等都对中国佛教有过贡献，尤其是“兴于印度，昌于华夏”的汉传佛教的天台宗、曹洞宗、禅宗更是从外境转向对人的内心的抚慰，对烦恼和痛苦的内心的探秘、转化和提升，以求得对人生的解脱和顺利登上理想来世的彼岸。

汉传佛教的禅宗重视静悟、养心、炼心，达到求佛以成心悟，实际上是重视了人的心性修养在解脱之路中的重要过渡作用，这成了对中华民族儒家文化为建功立业过于强调劳心劳力，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顾身心的一种精神慰藉。

四、伊斯兰教重两世，积商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自公元651年开始，阿拉伯大食帝国的使节、商人、工匠等来到中国内地长安、洛阳等城市，也带来了刚刚兴起于沙特的伊斯兰教。公元9世纪，中亚的萨曼王朝的王子来到中国新疆喀喇汗朝，在今阿图什建立了第一个用一头牛皮做成丝绳圈成的清真寺。从此从大漠西迁来的回鹘人也开始信仰了伊斯兰教。从那时起，一千多年来，西北和中原城市先说波斯、阿拉伯语后与汉家女子通婚，下一代改说汉语的回族逐渐通过经商来到全国各地。新疆喀喇汗朝的回鹘人到后来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族以及受其宗教影响的塔吉克人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青海的撒拉族是从西域迁去的，也在东迁之前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外，还有在甘肃的东乡、保安人也随回族改信了伊斯兰教。这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以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主要人口，特别是回族，在分布全国的广泛地域上与汉族杂居。维吾尔族在新疆成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自治主体民族。他们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意识及道德规范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回族（人口1千万），维吾尔族（人口900万）为主的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也对中国本土上的儒家、道家文化和已经外进的佛教文化有了互补性的填充。

回族和维吾尔族通权达变，思想活跃，因地制宜，到处经商，随遇而安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是中华民族坚韧奋斗中的又一种精神财富。

回族以商德为本，经商赚了钱一定要施舍（回族话叫“散乜贴”），经商不以赚钱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经商是为了行道，是为了现世和来世都能吉祥幸福（即回族人所说的“两世吉庆”）。回族在大民族夹缝中生存，善于沟通，亲和，善于人到商到，盘活经济，又能成为各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并在民族间千百年来培育了乐商积德，义利互济的回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融入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回商精神对儒家自古重农抑商是一个时代的补充。对一些图财害命的奸商和一些“腰缠万贯”“一毛不拔”的吝商是一种强有力的讽刺。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除了儒、释、道三大块园地外，还有一小块中国特色伊斯兰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新兴园地。有了这块新兴园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会更加姹紫嫣红，丰富多彩。

综合起来分析，中华民族四个主要精神园地，可用下表来显示各自的功能：

作者在云南中国回族学会第17次年会闭幕式上表演诗朗诵（2008年11月）

四块精神园地大小异同，和而不同，但却能融会贯通，互补互济，共同构成有机合成的精神大系。儒家关切社会的治理和人世间的和谐竞争；道家关怀生命自然状态的保护，即环境的“友好”与天人合一；佛家关心人生痛苦的解脱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精神慰藉与寄托；伊家注重调节不同地域物质需求的有无，从而重视贫富群体间的公平、团结和施舍之德，成为了中国各民族加强团结的黏合剂（杭州市凤凰寺回族阿訇讲经时说：“多一些团结，少一些争斗。”乌鲁木齐市“7·5”事件后，一些汉族和维吾尔族当时情绪对立，回族在其中帮助“穿针引线，弥合伤口”等都是真实例证）。

儒家因入世建功立业而给无数想成为英雄豪杰之人以巨大精神鼓舞；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最终回归自然而不太看重功名利禄从而给默默无闻者以精神支持；佛教关心人的愿望与现实之差和生老病死所带之苦后给人以心理慰藉和精神希望；伊教服务于人的商品需求并能给施舍行道者以“两世吉庆”来作以精神回报。可见，四家都有不同的精神信仰作用，都有相通互补的精神服务功能。我们要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尊重四家的各自差异，包容四家各自的传统，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流交融中谋共识，并对这四块和其他还未凸显的少数民族的精神财富加以创造性地阐发与利用，那将都会程度不同地给中华各族人民带来精神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