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回族语言生成的外围空间前，我们先引用一下丁国勇先生对回族语言形成的历史背景的一段话：
无论是唐宋时期到中国住居或定居的阿拉伯、波斯番客或元明时期东迁的“西城回回”，初来中国，他们的语言很庞杂，有讲阿拉伯语的，有讲波斯语的，也有讲突厥语的，特别是元代初期大批东迁的“西域回回”，他们是多数操突厥语的各族人。……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回回人使用汉语的机会增多，他们对汉语由生疏而逐渐熟悉，由部分人首先使用到普遍使用。直到元代后期，在广大回回人中仍存在着外来语和汉语同时使用的“双语现象”，即回回人内部主要讲波斯语、阿拉伯语或突厥语，在公共场合及与汉族交往时讲汉语。这种双语现象到了明代前期逐步改变。明初，由于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下令禁止胡语、胡姓、胡饰，并不许各族人自相嫁娶，强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移居内地的色目人和蒙古人）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从而加速了来源不同的回回人由双语转为单语汉语的进程。这种进程大致于明代中期完成，也就是说，到了明代中期，回回人已普遍使用汉语。[4]
林涛先生也在其《论回族语言的习惯》一文（《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中阐述了相似的观点：由唐宋到明清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回族学习和使用汉语是由于政治、宗教、居住分散以及和汉族通婚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回族自身日渐扩大的社会经济生活上的迫切需要，一般在家庭和回族内部使用回族传统语言，在公共场合则使用汉语。后来，说民族语的机会少了，讲汉语的机会多了，便逐步发展到大多数回民不通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地步。笔者认同丁国勇、林涛先生对回族话形成的基本判断，但需要深究细化这段生成的社会语言学过程。
以西北聚居回族的语言为例（以下同），从唐宋时代迁到长安、郑州、开封等城市聚居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使节等开始，城居和乡居的波斯、阿拉伯母语就开始了向汉语目的语的转化过程。史载，在唐宋至元代初期，波斯语是回回人交往的通用语言，后随着回回人由商旅、使节、商馆、使馆到番客、番坊，再到与汉族通婚后，在城市和乡村的汉族汪洋大海中成为回回聚居岛，波斯、阿拉伯、突厥男人的母语再逐渐缩小使用范围和使用场合。到了元朝中期，从西域之路东迁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还有不能忽视的突厥人、蒙古人又大批迁往西北的西安、兰州、银川等地，尤其是与汉族妇女的通婚越来越多，使得说波斯语、阿拉伯语等的单语人就逐渐变成了说汉语和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双语人（波斯人说汉波双语，阿拉伯人说汉阿双语）。又经过几百年十几代人的漫长的双语过渡，特别是明初的禁说胡语政策，到了明代中期就使得双语并列式逐渐向以汉语为主的倾斜式双语过渡。
再经过500余年，到了今天，这种倾斜式双语就只保留在少数偏远聚居的农村和少数聚居在城市清真寺周围的回族群体中了。比如回乡回腔和经堂用语等，而大多数散杂居地区的回族已经讲起了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只作为特色成分保留在自己的回式汉语里。(www.xing528.com)
回族在千百年中这种由外来民族单语到回汉双语再到汉族单语为主的“消经”性的语言嬗变和转化过程，绝不是简单的由A到B，而是由A到了包括小A的大B，但还没有发展到完全B的程度，这就是当今中国尤其是在西北地区的回族语言。
作者在甘肃张家川清真寺与回族老人访谈（2010年4月）
值得特别提醒的是，当今回族语言中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内容并不是什么借词，也不好叫底层词，而是这些信仰伊斯兰教之民族在由母语转向目的语（即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向汉语转换）的漫长过程中只得继续用其反映民族特色的保留词，它们是回族人在语言转换中历史文化沉淀的成果，这些富涵回族人最深层的精神信仰与独特的文化思维方式的成果几近与回族人讲的汉语方言和汉语普通话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这种“鼎立”只是形容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保留词的数量之大，当今回族语言的真正态势却是极具“三军会合”之特色的。当今回族语言是经过了千年转换之历时后的一种融合性的共时态，它的外部内容的丰富性、变异性、交融性又是通过从内部聚合类型切入，再运转成组合规律，进而达到多“合”谐成凝“和”的结构的。正因如此，有人通俗地说，聚居回族话是既不像波斯语、阿拉伯语，又不像汉语的中和语。
在当今西北回族聚居区中的回族语言，原点上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在交融的历史长河中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偏离原音原义的变异，进而互吸、演进、浓缩、生成出一个个富有鲜活表现力的融合优化式的新音、新词、新语，成为西北城镇聚居回族群体中一道道亮丽的特色语言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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