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大内班争奇斗艳
在七大内班中,江春自己掏钱办了雅部德音和花部春台两个班,为皇上供奉大戏。
(一)江春的德音班和春台班
江春(1721—1789)字颖长,号鹤亭,商号(行盐旗号)广达,故人们(包括乾隆皇帝在内)又称他为江广达。原籍徽州歙县江村,从祖父江演起,侨居扬州,以盐起家。经历祖孙三代的经营,经济实力雄厚,被推举为盐商的总管达四十年。“四十年来,凡供张南巡者六(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于扬州六次接驾),祝太后万寿者三,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最后赴千叟宴,公年已六十余”。[2]他在扬州盐商中,除了生意大、本钱多以外,就是在历次迎接圣驾中善侍天意,以迎銮深中圣怀而使扬州盐商邀得殊荣。乾隆皇帝对他特别信赖,每当盐运使出京请训,乾隆皇帝总是这样对他们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还亲临其家园康山草堂,赏物赐诗。
《扬州画舫录》卷十二有江广达小传:
江方伯[3]名春,字颖长,号鹤亭[4],歙县人。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5]。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遂为秋玉后一人。体貌丰泽,美须髯。为人含养圭角[6],风格高迈,遇事识大体。居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于对门为秋声馆,饲养蟋蟀,所造制沉泥盆,与宣和金戗等。徐宁门外鬻隙地以较射,人称为江家箭道。增构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曰水南花墅。乾隆己卯,芍药开并蒂一枝,庚辰开并蒂十二枝,枝皆五色。卢转使为之绘图征诗,钱尚书陈群为之题“袭香轩”扁。自著有《水南花墅吟稿》。东乡构别墅,谓之深庄,著《深庄秋咏》。北郊构别墅,即是园[7]。有黄芍药种,马秋玉为之征诗。丁丑改为官园,上赐今名[8]。移家观音堂,家与康山比邻,遂构康山草堂。郡城中有三山不出头之谚,三山谓巫山、倚山、康山是也。巫山在禹王庙[9],倚山在蒋家桥[10]。今茶叶馆中康山,即为是地,或称为康对山读书处。又于重宁寺旁建东园,凡此皆称名胜。方伯以获逸犯张凤,钦赏布政使秩衔[11];复以两准提引案就逮京师,获免[12]。曾奉旨借帑三十万[13],与千叟宴[14],其际遇如此。方伯死,泣拜于门不言姓氏者,日十数人。或比之陈孟公之流,非其伦也。子振鸿,字颉云,好读书,长于诗。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15]
江春是清代两淮盐业史上一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人物,乾隆朝显赫一时的盐商代表。在其四十几年的盐商生涯中,他“辅志弊谋,动中款要。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话诺而已”(袁枚《诰封光录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他“才略雄骏,举重若轻”(民国《歙县志》卷九),“言事投书者,数十辈材立,随方应付,食顷已毕”(阮元《江春传》)。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和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祖父江演,髫年就随父亲“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卓然能自树立,凡鹾政机宜洞悉利弊,每有咨议,辄中肯綮,同时者倚以为重”(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俨然成为两淮盐商中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江春二十二岁乡试不第后,放弃科举,投身商界,协助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直到六十九岁去世,前后四十余年,一直驰骋于两淮盐业界。由于他“练达明敏,熟悉盐法”,因而在其父江承瑜去世后,“司鹾者咸引重推为总商”(民国《歙县志》卷九)。
士大夫置办家乐,是因为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重塑了士风,认为“曲”更为通俗而不失高雅,既可以显示才情,又可以满足声色之娱(有的干脆以女优为小妾)。他们不仅填词打谱、撰写剧本,借以抒发忧愤,有时也“自掐檀痕教小伶”。而盐商畜养昆曲家班在乾隆之前并非没有,如汪季玄家班,就是明万历年间扬州府城第一个有书面记载的徽商昆曲家班;亢氏家班,是山西在扬州以盐商起家的家班;郑侠如家班和马曰琯弟兄的马氏家班,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徽商家班。就是《扬州画舫录》所说的“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也始于康熙年间;只不过在乾隆年间因为乾隆南巡,为了接驾献演而发展到居于全国首位的鼎盛局面。
盐商置办家班,既不能像文人士大夫那样“亲授词曲”;也不能像贾府那样从苏州购买女优,从容培养;只能直接“征”“聘”艺人,由艺人自己组织管理,如余维琛曾先后担任老徐班和江班的总管。他们之间不是主仆关系,只能是雇佣关系。他们除在乾隆皇帝南巡时御前承应,备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等吉祥大戏外,平时则侍应官府,为“诗文之会”助兴,夸饰豪富,附庸风雅,耳目之娱。他们待演员极宽,可以在城区和四乡从事营业性的公演,如黄班于城隍庙为市民演《义侠记》,老徐班曾被纳山胡翁请下乡演关神戏,又尝至陈集演戏,只是不准离开扬州地区。
苏州脚色优劣,以戏钱多寡为别,有七两三钱、六两四钱、五两二钱、四两八钱、三两六钱之分。而内班脚色皆七两三钱,且人数之多,有名姓可考者至百数十人。不仅江湖十二色,色色具备,而且在各行脚色中,著名的优秀演员不止一个。各班演员可以流动,互相串班,在艺术上起到交流、竞争的作用。而且演员之间,多有亲戚或师承关系,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它们整齐的阵容,一流的表演,灵活多样的演出方式,在扬州舞台上活跃了数十年,成为扬州戏曲活动达到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一言以蔽之,集中在扬州内班里的昆腔艺人,都是艺术上有较高水平的苏州演员。所以,陆萼亭才发出“这时扬州几乎成了昆剧的第二故乡”的感叹。
江春自己出钱办了雅部德音和花部春台两个班,为皇上供奉大戏。据《清代野史·盐商之繁华》载:“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两岁需三万金。”可见排场之盛。因德音班是雅部昆曲,不准离开扬州地区,被称为“内江班”;而春台班则是江春征集本地的乱弹艺人办的戏班,可以离开扬州,到其他地区演出,称“外江班”。由于春台班和德音昆腔班同在江春家,受其影响后来也兼唱昆腔,反而成为真正演唱“扬州昆曲”的扬州籍艺人。后面将列专章来介绍,此处不赘述。
德音班因为是江春(广达)置办的,所以习惯上被称为“江班”或“老江班”。其组班的时间,可能赶上乾隆第四次南巡(1765),一说在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1780)之前。由于江春对戏曲热心,该班名优云集,能演剧目极多。苏州老郎庙《历年捐款花名碑》上载有“维扬老江班”名伶的捐银数目,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个人和公捐累计将近七百两之巨,是各班捐款最多者。余维琛(或作俞维琛、余蔚村)和吴大有,以及小生张维尚、大面王炳文,就原出于徐班;而小生石涌塘(蓉堂)、老旦王景山、正旦吴仲熙、小旦杨二观等四人,则来自程班;正旦吴端怡来自张班;小生沈明远、小旦吴仲熙、吴端怡、金德辉四人,来自洪班。班中其他名优如大面范松年;二面姚瑞芝、沈东标齐名,称为“国工”;小旦王喜增,“姿仪性识,特异于人,词曲多意外声,清响飘动梁木”。场面人员鼓板有季保官和孙顺龙,笛子有庄有龄和郁起英。嘉庆三年(1798)苏州老郎庙《翼宿神祠碑记》中,尚有《扬州画舫录》未载的演员八人。可见江班人才多,技艺精,实力雄厚。从《扬州画舫录》卷五中没有江班演员转入他班之记录来看,江班应该是在“七大内班”中的最后一个班社。
江春爱余维琛风度,命之总管老班,常与之饮,及叶格戏。江曾谓人曰:老班有三“通人”,吴大有、董抡标、余维琛也。所谓“通人”,即指其一专多能、精通各色行当,是演艺的领军人物。
江春还结交蒋士铨和金兆燕等曲家,创编新剧目。乾隆三十七年(1772),蒋士铨在江家作客,依据《琵琶行》创作了《四弦秋》杂剧四折,就是由江班排练演出的。江春拥有东园、江园和康山草堂三座园林,其家班往往分为三四部,能同时在三处亭馆分别招待宾客。
其中最旷逸者当推康山草堂。康山草堂在扬州徐凝门东南隅。明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疏浚运河,曾在这里堆弃淤泥而形成一座土山。著名戏曲家康海被放后,曾在此构草堂、研音律,聚女乐、宴宾客,一时称盛。后来董其昌题其门楣为“康山草堂”,遂有“康山”之名称。清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江春构为家园,“崇楼邃室,曲槛长廊。”他常邀宾客,在康山家园大厅里演出戏曲。佘集(秋室)《忆漫庵剩稿》有《过康山草堂东江鹤亭并怀武功》(老徐班著名白面演员马文观字务功),诗云:“琵琶轶事久知名,入座疑闻唱叹声。”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二中,记有清高宗弘历南巡时,迭次临幸此园,称为“楼台金粉,萧管烟花。蒋心余先生常主其园中之秋声馆,所撰九种曲内,《空谷香》、《四弦秋》,皆朝拈斑管,夕登氍毹,一时觞宴之盛,与汪蛟门百尺梧桐屋、马半槎之小玲珑山馆后先媲美,鼎峙而三。汪、马之旧迹,皆在东关街”[16]。道光十年(1830),江春的孙子江守斋,因为欠公款,康山草堂被查抄没收。住家的部分后来由江春的甥孙阮元领买,它旁边的园子“已荒废不可收拾”,终年把门锁着,没有一个人来到这里游玩。晚清的时候,住家的部分又被一个姓卢的盐商购买为住宅(后遭回禄,后几进只剩围墙)。因城墙已于1951年被拆除,变成了南通路、泰州路和盐阜路,1954年发大水时,只好挖康山之土将泰州路和南通路垫高,2007年又建康乐园,故今日之康山已非昔日旧观。
天宁寺北,重宁寺(今为曲艺团团部)东,有江春家东园一座,中有乾隆赐名的“熙春堂”、“俯鉴室”、“琅玕丛”等建筑。《扬州画舫录》卷四记录如下:
东园,在重宁寺东。……江氏因修梅花书院,遂于重宁寺旁复梅花岭,高十余丈,名曰东园。建枋楔,曰麟游凤舞园。门面南,高柳夹道,中建石桥,桥下有池,地中异鱼千尾。过桥建厅事五楹,赐名“熙春堂”,及“春色芳菲入图画,化机活泼悟鸢鱼”一联。御制诗云:“重宁寺侧堂,詄荡霭韶光。老柏蔚今色,时梅发古香。玲珑湖石径,淡沱绣漪塘。适以熙春额,同民乐未央。”堂后广厦五楹,左有小室,四围凿曲尺池,池中置磁山,别青、碧、黄、绿四色。中构圆室。顶上悬镜,四面窗户洞开,水天一色,赐名“俯鉴室”,及“水木自清华,方壶纳景;烟云共怪异,圆镜涵虚”一联。御制诗云:“流水泌围阶,文鱼游可数。匡床近潜置,鉴影座中俯。开奁照须眉,觏面忘宾主。设云堪喻民,其情大可睹。”是室屋脊作卍字吉祥相。堂外石笋迸起,溪泉横流。筑室四五折,逾折逾上,及出户外,乃知前历之石桥、熙春堂诸胜,尚在下一层。至此平台规矩更整,登高眺远,举江外诸山及南城外帆樯来往,皆环绕其下。堂右厅事五楹,中开竹径,赐名琅玕丛。其后广厦十数间,为三卷厅,厅前有门,门外即文昌阁。
古梅花岭旧址无考,今因重宁寺旁土阜增而成岭。皆土山间石,石骨暴露,任石之怪,不加斧凿,锋棱如削,飘然有云姿鹤态。栽梅花数百株,皆玉蝶种,花比十亩梅园迟开一月。极高处有山亭,六角,花时便不见亭。
东园墙外东北角,置木柜于墙上,凿深池,驱水工开闸注水为瀑布。入俯鉴室,太湖石罅八九折,折处多为深潭。雪溅雷怒,破崖而下,委曲曼延,与石争道。胜者冒出石上,澎湃有声;不胜者凸凹相受,旋濩萦洄,或伏流尾下,乍隐乍见,至池口乃喷薄直泻于其中,此善学倪云林笔意者之作也。门外双柏,立如人,盘如石,垂如柳,游人谓水树以是园为最。[17]
此处和康山草堂,同为江春宴客演戏之所。演戏流风延至道光年间,梁章钜有《试灯夕东园观剧貂帽被窃》诗和《东园岭上看梅花》诗并自注:“是夜即在园中观剧。”此园后亦荒废,现已无迹可寻。
在虹桥东岸,江春家还有一座江园。旱门与“西园曲水”相对,中有“荷浦熏风”、“香海慈云”二景。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上赐名“净香园”。因无演戏之所,故不详谈。
《扬州画舫录》卷五说:(www.xing528.com)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18]
江春死后,洪箴远接任扬州盐商的首商,所以内江班归了他;外江班则隶属于住在粉妆巷的罗荣泰[19]。至于《扬州画舫录》中七大内班的班主,是商号还是实名,我认为与扬州昆曲的艺术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七大内班对当时的昆曲产生了哪些影响。
(二)其他内班
现据《扬州画舫录》,将其他几个内班附带叙述如下[20]:
1.徐班
徐尚志,盐商家班的首倡者。据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办班时间可能在康熙年间。至乾隆前期此班犹存,赶上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接驾,因而首开盐商组班接驾献演的风气。
徐班拥有名角二十五人,各有特长。场面也都擅绝技,如鼓师朱念一,“声如撒米,如白雨(暴雨)点,如帛破竹”;笛师许松如,“口无一齿,以银代之,吹时镶于断腭上,工尺寸黍不爽”;唐九州和薛贝琛的弦子,唐九州无曲不熟,时人称为“曲海”,薛贝琛曲文不能记半句,登场时无不合拍,时人呼为仙手。
徐尚志死后,老徐班解散,演员全部返回苏州,被强令进入织造府当差,由吴福田(大有)、朱文元两人担任总管。
2.程班
程谦德,其置办的程班拥有名角十人。还开办了培养新生力量的“小程班”,曾排演《三国志》,演员穿戴的行头全用绿色,称为“绿虫全堂”(当时称梨园子弟为“兴虫”)。
3.黄班
黄元德,可能就是黄履暹的商号。其置办的黄班以三面演员顾天一扮演《义侠记》中的武大郎最为擅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拥戴,黄班因此以演《义侠记》全本著名。嘉庆三年(1798)苏州老郎庙《翼宿神祠碑记》中,记有《扬州画舫录》未载的黄班演员二十四人。
4.张班
张大安置办的张班,也有大小之分。大张班又称老张班,能演剧目甚多,拥有名角十一人,演员都身怀绝技。张家豪富,所制戏具行头,极其奢华,“大张班,《长生殿》用黄全堂”,“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
5.汪班
汪启源置办的汪班。《扬州画舫录》对该班没有记载,只有在谈徐班小旦时,提到一句:“许天福,汪府班老旦出身,余维琛劝其改作小旦,‘三杀三刺’,世无其比。”但汪府班在首倡者徐尚志之前,足见得不是汪班。
6.洪班
洪充实置办的家庭昆班。洪充实,可能就是在大洪园中建虹桥修禊、在小洪园中建卷石洞天的洪征治(1710—1768)的商号(《桂林洪氏宗谱》)。洪班约创办于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为清代扬州昆腔“七大内班”两个后起班社之一。洪班在徐班散后,赶上乾隆第三次南巡(1762)。
洪班行当齐全,阵容壮观,拥有名角五十五人(含老徐班转入者六人,张班转入者一人)。其中副末二人:俞宏源及其子增德;老生先后六人:张德容、陈应如、周新如、朱文元(程伊先之徒)、刘亮彩、王明山;老外先后五人:孙九皋、法揆、赵联璧、周维柏、杨仲文;小生先后五人:汪建周、李文益、沈明远、陈汉昭、施调梅;大面先后三人:张明诚、王炳文、奚松年;白面一人:洪季保;二面二人:陆正华、王国祥;三面先后四人:丁秀容、孙世华、滕苍洲、周宏儒;老旦先后三人:费坤元、施永康、管洪声;正旦先后五人:任瑞珍及其徒吴仲熙、吴端怡,徐耀文及其徒王顺泉;小旦则先后有余绍美、金德辉、范三观、潘祥麟、朱冶东、周仲莲及许殿章、陈兰芳、孙起凤、季赋琴、范际元十一人。场面上,王念芳、戴秋阆(亦工笛)皆以鼓板著名。陈聚章、黄文奎的笛子和杨升闻(唐九州徒)的弦子,都有盛名。该班也有大小之分,“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备极其盛”,大洪(班)“则聚众美而大备”。
另据《扬州画舫录》所载,由于盐商的经济力量雄厚,注重排场,讲究行头,在服装、砌末上极尽其铺张装点之能事。如小张班在演《牡丹亭·惊梦》时,花王和十二月花神的戏衣,就价至万金;百福班演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备极其盛。而且有意识地运用色彩来渲染气氛。如老徐班演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用红全堂以渲染喜气;演《风木余恨》用白全堂衬托悲凄;大张班演《长生殿》,用黄全堂以示皇家气派。对昆曲在舞台美术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在后面的第六章中将有专门的评述,这里不赘。
除了盐商置办七大内班外,当时还有官府所办的“维扬院宪内班”、“恒府班”和仪征张府班,详情无考。
乾隆四十九年(1784),迎接弘历六次南巡时,江班中名旦金德辉建议并组织了集扬、苏、杭三州优秀演员在一起的集成班(后改名“集秀班”),因不属盐商所专有,所以放到民间班社中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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